今天我们来说说古代的流放制度。
先秦时期,流放已经有了雏形,但真正开始制度化流放,还是从秦朝开始的。
我们还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古代皇族流放、官员贬官和平民流放还是有区别的。
古代皇族流放,根据议亲、议贵等《周礼》衍生的“八议”减罪,不戴枷,不加刑,流放后还有体面的生活,这是因为要维护皇室的脸面。
官员贬官和平民流放区别也很大。官员贬官了,身份还是官员,一样不戴枷和不加刑,虽然被降级到偏远地区担任闲职,也还有重新启用的可能,因此还受到了相当的礼遇。比如苏轼,被贬黄州以后,过几年还担任了礼部尚书。官员贬官也由吏部负责,皇帝特旨下达命令,从程序上来看,只是一种降级使用。不过在官员们的心里,这种处分相当于流放了。
至于官员犯重罪被一削到底充军和平民流放,那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了。杖责、刺面和带枷等处罚是很正常的,各朝代具体规定不一样而已。
好了,我们现在就以朝代为线索,说说历朝历代流放的相关规定和流放地的选择。
我们从秦朝说起。秦朝的刑法极其残酷,又因为征伐战争比较多,大工程也多,极端缺劳动力,所以秦朝极其看重“流放”这个法宝。
按照秦律,“赃值十钱,当戍边”,偷了十文钱的东西就要被流放去戍边,再加上连坐法,秦朝每年流放去戍边的都在几十万人以上。到后来,因为征伐岭南还不够人手,连赘婿、商人都被发配达到边疆区了。
秦朝的最要流放地为三个地方。巴蜀,去修云贵五尺道;长城沿线,去戍边;岭南(含越南北部),去和百越作战。
到了汉朝,因为汉武帝开拓西北,设了河西四郡,流放地又多了一个选择,敦煌和酒泉等河西地区。南方的合浦和交趾等地也是汉朝流放犯人的主要区域,相当于“移民实边”了。
西北苦寒、南方酷热,都是很苦的地方,自然是流放平民的好地方。对于诸侯和官员,汉朝还是区别对待的。四川和房陵这两个地方,就是安顿这些贵族的地方。
淮南王刘安曾要被放逐到蜀地,刘安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在半路就自杀了。梁王彭越造反失败后,其家属全部被迁徙到房陵。当时四川虽设有郡县,但还有文化歧视,所以,流放四川自然带有侮辱性质。
我们要重点说一说房陵。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房县,《史记》中说这里"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因此而得名。这个地方有个特点,位于神龙架林区的边缘,四面山林密闭,像一个天然的囚笼。房陵离京师长安还比较近,把曾经的贵族流放到房陵,即不显得残暴,便于监视,因此,房陵作为贵族流放地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唐朝也延续了这种做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国的地盘都小,没有什么好的流放之地,总不能把犯人流放到外国去吧?
隋唐开始,流放有了明确距离规定了。
隋朝的《开皇律》规定,流刑分三种:1000里,1500里和2000里。唐朝的疆域更广,《唐律疏议》就把流放的距离加大,分为这三类:2000里起步,再重一点2500里,最重3000里。
3000里有多远呢?以长安为中心,计算直线距离,道路弯弯曲曲也直接被忽略。一般来说,流放三千里就是西域和岭南了。
唐朝还有配套制度,犯人要带枷行走,每日行程要达到50里(唐一里为531米),流放到指定地点后,必须得服苦役一年以上。
唐朝的官员贬官也套用了这个距离规定,以皇帝的爱恨决定距离。
最惨的是流放岭南,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瘴疠之地”。唐朝时的气温比现在高,岭南有点热带雨林的感觉了,大象,老虎,鳄鱼等四处横行。
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褚遂良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子孙也随着他到这里。距离远远超过了三千里,可见武则天有多恨他。褚遂良就死在了爱州,子孙因得到李治的遗诏特旨赦免,才被允许回到中原。“神龙革命”后,褚遂良才被平反。
皇帝对其恨意一般的官员就被贬到了今贵州、湖南和重庆交界的黔中道,比如,李白、王昌龄、刘禹锡等,还有湖南南部山区也是唐宋两朝理想安置犯官场所,比如柳宗元被贬永州。
对于宗室,唐朝还是沿用汉朝的传统,贬到房州这个地方比较放心。比如,武则天居然把他的三个儿子,李贤、李显和李旦,先后都流放到了房州。
宋朝的时候,因为疆域大幅度缩水,以开封为中心流放三千里就不太合适了,只有岭南可以匹配了。
宋朝是这样划分等级的。十恶不赦之人,流放沙门岛,即今天渤海的长山列岛中的一个岛。如果坏人实在太多关不下的话,就对超员的犯人实行溺杀。犯人流放沙门岛,基本没有再回来的。
排在沙门岛之后的就是岭南诸州,比如春州(广东阳春), “春州瘴毒,至者必死” 。同一等级的还有”远恶军州“,如琼州和万安军(海南岛南端);西南边州,如融州(广西融水)和宜州(广西河池)。
相比之下,“刺配沧州”都属于比较轻的流放处罚了。
元朝的流放最有意思,不是以北京为中心算距离,而是以犯人的老家为起点算流放距离。
一般的做法是这样的,蒙古人犯罪,就送到最南边去,云南和海南接收的蒙古犯人最多。汉人犯罪,就送到最北边去,一般为岭北行省,今蒙古高原一带,还有送到西伯利亚的。南宋末帝赵㬎,则被流放吐蕃萨迦寺(西藏日喀则)。反正,元朝的意思就是离老家越远越好,免得起事端。
明朝的时候,流放充军的等级也比较多。
最差的流放地为“极边烟瘴”地,如云南金齿卫(保山),广西驯象卫(南宁)。第二等级为“极边”,如辽东都司,防御女真前线。第三等为沿海,如海南卫、福建镇海卫。最好的就是东部沿海的浙江定海卫、江苏金山卫等。
清朝的流放地,呈现了东北与新疆双中心的特点。
这时候,广东等地已经发展起来了,气温也降下来了,发配到这里不是受苦了,于是就往北面发配。
东北最著名的流放地就是宁古塔(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境内),东北极寒之地,被称为清早期的苦役中心。
西北最著名的流放地则是伊犁(惠远城)和乌鲁木齐 。清朝中叶起,新疆代替了宁古塔成为流放的主要目的地。
盛京(沈阳)则是宗室圈禁地,胤禵就被雍正囚禁在这里。
纵观一下自秦到清朝的流放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规律。
以距离来衡量罪行轻重,流放越远的罪行越重。
流放地大多为新征服地区,以起到开发边疆作用。
流放地的环境一般都是最恶劣的,以起到震慑作用。
对于贵族等阶层的流放,既要便于监视,还要起到羞辱作用,比如,汉唐时期的房陵、明代凤阳和清朝的盛京。这些地点流放贵族,有点让其“无脸见列祖列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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