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佩章，1911年出生在四川广汉新白乡缪家河坝水沱的一个世代农民家中。兄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33年我正在成都兵工厂当工人，因为在工厂和工人们传唱《东北救亡曲》遭到警察局抓捕，于是就请假回了广汉老家，经连山乡一位朋友宣传，决定去川北当红军，我经南充步行到达南江县一个镇子上，加入了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警通大队，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开启了我的革命生涯。

腊子口被巨石砸中重伤

1936年8月，已是红五军某部警通大队二中队副队长的我随部队第三次北上过草地，七天的草地行军，我们部队从黄胜关出发时的118人，到班佑后仅剩92人，总共牺牲了20多人。

在哈达铺休息了三天，补充了一些干粮，部队朝岷县方向进发了。腊子口是甘南较大的一座山的门户，也是我军必经之地。过去这里从来没有什么驻军，去年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后，国军驻天水的鲁大昌奉命派部队把守这个通往草地的关口。

军阀鲁大昌

出发前我们没有听说山口有什么军队那天中午休息后进山时，走到山口，抬头一看，山高沟深，两山夹一沟,站在沟底看不见天，队长走前边，我走后边。峡谷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过得去，路很窄，队形拉得更长了，队伍正走着，前面传来口令:“山上有敌人打枪，后边的跟上。”

我督促大家紧跟前进。话音未落，一块巨石从天而降，还未来得及躲避，我就被砸在路下三四米处的一个石坎上，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苏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和死人躺在一堆，摸一下全身是血，试了几下，爬不起来，已经不能动了。

忽然听见路上有人走动，便用力呼叫:“救人!”下来一看，正好是团里的张参谋。他使劲地搀扶我，身子也起不来。他说:“你的腿有问题，等我去叫人来。”停了一阵，教导员带人把我抬到军直急救所，全医生给我包扎过后，打了针，王维主任前来看了后，即叫担架送我到锁龙镇总医院。

锁龙镇是岷县北面一个较大的镇子，医院住在一个大寺庙里，伤员很多，我的腿在医院已做了治理，那里比川西北的条件好，吃的粮食多，也吃得饱，对伤病员恢复健康好多了。

因伤致残被医院强制留在甘南

9 月底的一天，院长给伤病员讲：“大军已经过去，不少伤病员也已归队，上级命令我院去赶部队，确实走不动的，就留此休养一段时间，恢复了健康再归队。经医生检查，有30多个同志只有留下，我们已和老乡说好，留下的同志每人给四只羊、两人给一头牛，作为今后的生活来源。每人另给三块银元、一块鸦片烟作自用，各人保管。”

当即点了留下同志的名，其中也有我的名字。当日午后，医院通知留下的同志带背包到院部集合，管理员给大家发了钱物，并把我们带到村边，老乡赶着牛车在那里等候，教导员把留下的同志分别交给了老乡，同时按人头分点了牛羊。

民国岷县县城

我们便上车随老乡走了。约赶了十多里路，到了一个村边，赶车的人说已经到了。一下车就有老乡来接人，他们都很热情，搀扶伤员，肩扛背包，并按早已分好的人数，各自领着走了。

我和另外四个同志分在一家，房主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大房，里面有大炕。五人住下后，心里都不踏实，当天晚饭后，我们凑在一块议论，大家七说八说，都认为这里比镇上还困难，汉、回、民杂居，语言复杂，话都听不懂。医院领导不是说过大部队已经过去，我们留在这里谁管呢?反正不能在此等死，不如回去找部队，意见一下就统一了。

稀里糊涂被任命为红军收容队队长

当晚我们彻夜难眠，好容易熬到次日黎明，天还不太亮，大家即收拾行李，互相搀扶着返回了锁龙镇。哪知医院早已于头天晚上就出发往北走了。

我们几个人像没有娘的孩子，坐在路口等候。路上不时过来三五成群的落伍人员，我们便向他们打听后面还有无人来，那些人说:“还有，董振堂军长还在后边。”

我们一直等到上午10点过，董军长带了一队人马过来了。我们向军长报了留下的情况，一致要求随部队走。

董振堂将军

军长一看，我们跟部队走也有困难，便叫一位科长给了匹马，并说：

“你们还离不了拐子(即拐杖)，只能跟着后边走，把路上掉队人员尽量收上，从草地走出来不容易呀!带出去一个，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

他们没给留路线图，我当时只想跟着红军走过的脚印走就对了，就这样我又自然成了一个收容队长。大家都带有干粮，照着前面的脚印走，累了坐下休息一会，天黑进村找地方住下，连续走了两天，一下就成了 200 多人的大队伍。

连遭两次劫匪收容队失散

一天上午，我们收容队才走了十来里路，到了岷县、武山交界的一个山梁子时，只见迎面来了两个老乡，他们走得慌张，问他去武山的路怎么走，他都不说话，仅用手指了一下就走了。我觉得情况不妙，可能有啥问题。

果不然，一过山梁，即冲出一伙土匪，有的拿枪，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棒，匪徒对我们的伤病员乱砍乱杀，横冲直闯。其中，两个贼眉贼眼的人,不由分说，乱打一通，打得我趴在地上。

他们闹了一阵子就走了。饲养员扶我起来一看，我们的人死的活的都有，东倒西歪，喊声叫声不停。我看这次遇难，已经收拾不了场面，便与饲养员招呼能走的同志快走。

又走了两天的路，那天午后，我们正走着，路边又遇上十来个士匪，把我们打在路边，东西抢光，衣服脱走，身上只留件破汗衫、破裤衩和皮卡克，其他什么也没啦，牲口和人都不见了。

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我顿时觉得周身疼痛难忍，躺了一阵。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腿，还抬得起来，没有被折断，藏在绷带里的钱还在。心想，幸好总医院把腿给接好了，土匪连拖带打，伤痕未裂，我的拐子还在，便架着拐子又独自朝北走了。

当时我的腿疼得站立不住，走不远就得坐下，歇息，走了约有十来里，天快黑了，走到一个村边，路旁有座小庙，实在走不动了，艰难地爬进庙内，躺在那里，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醒来时夜里是一片黑乎乎的，连身子也翻不动，伤腿疼得揪心，肚子饿得心慌，全身冷得直抖，好似已经成了一个没有断气的死人了。

与好心人得救乞讨度日

天亮后，听到庙外的路上有人走，我勉强爬出门槛，看见路边麦茬地有个中年妇女抱麦秆，就用力喊了一声:“大嫂，给点麦秆。”

她看了一眼，给我抱了一抱丢进庙里。我又说:“喉咙干得冒烟，给点水吧!”她没吱声，便去隔壁端来一碗水给我喝。过了一会儿，她又端来一碗面条对我说：“随便吃点吧！”

到天黑时，进来一个50多岁的老人，一见面就问：“伤重吗？”

我不敢说是红军便说说：“是士匪打的，东西抢光了，我是四川成都府人，回不去。”

他把我扶到他家，换了一身旧衣服，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煮面条给我吃，便休息了。住了三四天，听说要清乡，我不想连累两位老人，便架起拐子出了村。

经过无数磨难，我到了毕口镇。但到此时此地，我的钱早已用光了，没有钱用，只有去讨饭吃。我在村边的一个破密洞住下，白天去要饭，天黑回窑里歇息。那地方的人很和善，要就给你，有时一天要的馒头可吃两三天。

当地主食是小麦，秋季是杂粮和土豆。也常听说“清乡”，其实没人管，两天赶一次场，你去要，钱、物、吃的东西都要得上；当地卖木炭的多，要也给你，要来还可卖。我什么都要。天气冷了，用要来的钱添置了一些穿的。不赶场就去村外捡柴，晚上烧点火。

经过几个月的休息，我的腿小坡、小坎都能走了，身子也比以前好多了，要饭也习惯了，不像开始时总难开口。在那里不赶场，便去周围的村讨要。确实发现落伍失散在当地的红军战士不少。就近的也打堆，可少有聚集，都怕出事。

转眼到了1937年4月，不太冷了，一天突然想起部队离开苏区时，通南巴还设有留守处，如果找到留守处，不就回家了吗！于是我打听了路线，开始边走边乞讨，向四川走去。

被国民党抓丁来到山西

我架着拐子边走边问，先后途经礼县、西和、成县到略阳。到此一问，说是离四川的广元不远了。我一路主要靠讨吃，有时也买点馒头、锅盔、大饼;天气不冷了，有方便地方就住宿一夜，有时也住店。走到广元，已经是1937年7月了。

刚到广元城边，路口有个国军站岗，他拦住我盘问、不让走。这样我又当上了国军。他们是孙震部队，在广元修飞机场，任务较重，每班按十人计算，每天十方泥巴背着走，每人要背一立方。连、排长手拿鞭子当监工，走慢的要挨打，我开始也挨了些打，后来将伤痕给他们看了对我才好些，一干三个多月。

国民党将军孙震

10月的一天，营长集合我们讲话：“修飞机场的任务完成了，上级命令我们北上去打日本，是蒋委员长统帅，国共合作，过去是打共产党，现在要合作抗日，共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共军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打日本了。”

我当晚睡在床上想，不管他改编成什么军，只要是朱总，他就是红军。

后来我问连长，八路军在什么地方?连长说不知道，还说：“当兵的打听那些有什么用，叫到哪就到哪。”又说：“上边还讲了，施工中受了伤的，走不动的都留在这里，打仗这玩意儿架着拐子是不行的。

这一下又麻烦了，要想法子跟部队走，到北方定能找到红军，我就主动把连里几支抓子勾有毛病的枪修理了一下，连长问我怎么还会修枪？我说：

“泥巴挖完了，要打仗了，这些枪有毛病怎么行。我原是成都兵工厂的人，抓去当兵，负伤后就不要我了，我讨口回家，又被你们留下了。”

连长把我的情况汇报给营部，营长叫把各连有毛病的枪都收来交给我修，我一下成了修械所工人，也再没有人说我腿拐不能上战场的话，终于实现了我北上找红军的愿望。

终于找到八路军来到延安

没过几天，我所在的国军队伍从广元出发，到陕西宝鸡坐火车到山西洪洞县。一下火车就听老乡说这是中央军不是八路军。住下后的第二天，我又问老乡这里是否有“八路”？从而得知西边村就住有“八路”

当时听说队伍要休息两天，我便请假去买点要用的东西。到了不远的村子，即看见穿灰服装，挂有十八集团军臂章的八路军，遇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我就问：“同志，你是哪个单位?”

他说:“我姓王，叫王振邦，你问哪个?”我说：“我是原四方面军五军的，腊子口负伤，掉队后被国军收容，我打听无线电二台的同志。”

王振邦：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80师参谋长

王说:“你天黑来这里，我等你，送你去二台。”天黑前我将要带的日用品装在挎包里，天黑下来就出去，到约定地点，王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到了二台，一见面熟人就多了。

他又送我到万安镇司令部的住处，一个参谋询问过后，便把我交给了管理员。他们问我的腿怎么样？我说：“背了几个月泥巴，右腿短左腿约四厘米。”

管理员说:“你就去辎重队搞押运吧。”

这一下我可高兴了，总算回到红军的老家了。

1937年11月的一天，管理员叫我和熊光贵、朱原荣去谈话，他对我们说：“部队有任务要转移，组织决定你们三个有残疾的同志到延安去，到那里后，再给你们安排适当工作。”

他还把要走的路线和经过的具体地方、沿途注意事项，都作了详细交待，并发了路费，开了路条他还一再嘱咐我们：

“这里去延安的路较远，还要过黄河，会有许多困难的。你们要团结互助，一定要坚持走在一路，共同安全到达。”

我们当即表示：

“听从组织安排，再困难也比不上过草地、翻雪山的困难大。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去。"

第二天，我们三人便扛着自己的行装出发了，一连走了七天，架着拐子，历经艰辛，三个残疾红军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接着，他俩分到荣校，我一个人分到总后勤部当收发员，当时的后勤部长是邱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