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写过这个悬案，评论区里面有很多大神指正，最近我也翻阅了不少资料，本想着修改一原文，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重写。

我自认为看过不少曲折离奇、甚至烧脑的案件，但这起悬案是我迄今为止看到过最跌宕起伏、最离奇反转的，也正是因为这起案件太复杂，以至于过了近百年了，依旧没有导演敢拍摄，毕竟拍的不好掉名声。

言归正传。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毛主席借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文件，文件内注明了许多没有侦破的悬案，都是我党我军在各个历史阶段发生的离奇案件，其中有一起悬案让毛主席格外关注——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为了侦破这起案件，毛主席亲自下令让华东局公安部负责侦破。

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有多离奇，为何18年悬而不破，困扰毛主席如此之久？

01

为了方便理解，还是先说下案件的背景。

中共党史上一共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一个诞生于1927年的汉口，另一个诞生于1931年的上海，本案便是发生在第二个临时中央成立不久后。

1931年冬季，因为国共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加上叛徒出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许多党员牺牲、被捕，就连周总理也差点被捕。

在白色恐怖中从事革命活动，临时中央面临了最大的问题——经费严重不足。

因为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以至于临时中央无法正常筹款和开展募捐，就连中央机关都难以保证自己的安危。

这个时候就需要外界的帮助，当时向外界求助有两种渠道：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从这两个渠道来看，肯定是第一个好，因为这个渠道可以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款，只要上面打钱过来，这边就能收到。而第二个渠道收款则很麻烦，不能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款，而是用最古老的方法：安排交通员从境外运送到中国，然后再到上海。

按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冬季要的援助得到春季才能收到，如果国军查得严格，甚至得半年才能拿到这笔经费。

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渠道不安全，即使没有国军和特务，还有一些社会上的混混、山里的土匪虎视眈眈。

对此，综合考量之后，临时中央还是决定向瑞金的苏维埃政府请求援助。

虽说中央苏维埃政府过得也很拮据，但毕竟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他们还是决定拨给上海临时中央120两黄金（那时候是十六两制秤）。

有人要问了，为什么给黄金？

没别的原因，主要是好运输，还值钱。

当时的林伯渠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担任的是财政人民委员，就是现在的财政部长，给上海方面的经费就由他筹集。

林伯渠让苏区银行“按额调拨”，经费总算是凑齐了，结果却是一堆黄金首饰，为了便于运送，林伯渠将这些黄金首饰全部高温融化后制作成12根金条，每一根十两，然后又将每根金条装入差不多尺寸的铜盒内，并用锡焊封住。

现如今经费已备好，该考虑如何将这笔经费安全的从江西瑞金送到上海？为此，林伯渠想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绝妙办法。

林伯渠的方法是制定好路线，然后在每个地区安排地下交通员交接，最终送到上海。

既然有交接工作，就必须要进行核验，核验用指定的“暗语”，只有“暗语”通过后，下线才能拿自己手里的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然后上线将经费安全交到下线手里。

为了时刻掌握经费去向，林伯渠还亲自用硬木雕刻成象棋的式样，在上面刻了一个“快”字，并切割成7块，7个交通员每人一块（第一位交通员是不需要这个凭证的），连同事先准备好的暗语、钥匙一并寄到每个交通员手中。

当交接完成后，下线交通员需要把自己手里的那块“笔画”交给上线，上线再将其交给上级组织，表示自己已成功完成使命，这样组织就能知道这笔钱到了哪里。

原本的下线交通员自然就变成了上线，他也按照这个交接过程交给下线，如此循环，直到经费安全抵达上海。

如此精妙的设计，可以说想出意外都难。

02

从江西瑞金到上海，路线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我特意画了一张图，路线看上去比较绕，但是尽量避开了国军特务较多的地方。

如果交接顺利，经费一个月左右就能到达上海，可问题是，上海临时中央从1931年11月6日提出援助到12月22日，始终没有收到经费，上海临时中央为此接连发了5封电报催促，没有经费，临时中央根本从事不了任何革命活动。

瑞金方面也意识到经费出了问题，因为保卫局局长邓发只收到了“快”字的前六个笔画。

林伯渠还亲自确认了这6个笔画，确实是他自己刻的，如今少了最后一块，证明经费是在松江至上海这一环节出的问题，而当时这一地区也确实是最危险的。

保卫局局长邓发想立刻调查此事，但最终还是被阻拦了，要知道在江西苏区都过得艰难，还想去风险极高的伤害查案子，这比登天还难啊。

后来又想了一个办法，让上海地区的地下党去调查，你看，钱没要到还要冒险查案子，最主要的是上海的地下党也查不了，他们无从查起，因为这些交通员的姓名、住址等都只有中央个别领导知道，交通员相互之间也是不认识的。

要不是迫不得已，这些交通员的姓名住址是万万不能透露出来的，说出来的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把卧底照片公布到网上。

但是为了查清此案，找回经费，上海中央特科的领导亲自联系松江那位交通员，结果发现这个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找不到人，意味着这笔经费很可能被这名交通员私吞了。

120两黄金在最后一站离奇消失，给上海临时中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因为经费不及时，9名被捕同志没有钱财营救被杀害，多名伤患没有钱治病，大量烈士家属没有经济援助而流落街头，就连原先布置好的游行示威也被迫终止。

因为没有经费，让上海地区的革命活动举步维艰，没当有人受伤或者牺牲，就会想到这件事，况且这件事也一直让人耿耿于怀。

但是后来因为战乱，案件一直搁置，直到18年后新中国成立，此时也有了相对安全的调查环境，是时候将这些悬而未破的悬案调查清楚了。

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该案原本是苏南行署·公安负责（那时候松江归苏南行署管辖），但是华东公安部认为上海公安局警力和能力更强，所以让他们负责。

除了“特别经费失踪案”之外，还有4起悬案，而经费失踪案则由能力最强的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成员分别是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这四人都是圈子里相当出色的侦查员。

4人接到案子后，立马打开档案袋，希望能通过档案找出线索，结果发现档案袋里面就放了两张纸，相当于作了个简介，还不如民事纠纷的记录多。

“就这两张材料吗？”蒋文增说道。

局长告诉他当年因为战乱，很多档案都不知所踪，“悬办”也在加紧找回这些档案信息。

因为档案里面提到了林伯渠和邓发，四人决定亲自去问林老，因为邓发早在1946年时，与叶挺在返回延安的飞机中遇难。

1949年12月6日，组长蒋文增带着三人来到北京，林伯渠此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可谓是日理万机，但是想到他们是来了解当年案情的，还是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他们的疑问。

林伯渠对这起案件了解的也并不多，他只是负责筹集经费，然后制定运送方案，为了保密，就连他也不知道这些交通员的信息。

好在当年林伯渠得知瑞金的交通员是高自立的警卫员，高自立如今在沈阳任职。

四人又马不停蹄的去了沈阳，高自立告诉他们当年的警卫员名叫秦朴，大家都喊他小秦，祖籍是江西萍乡，如今在广西十三兵团担任副师长。

得亏去的及时，高自立同志在一个月后因操劳过度患病离世了。

他们又来到广西，秦朴得知他们的来意后，非常吃惊，说道：“怪不得那玩意儿这么重，我当时就感觉到有可能是黄金。”

秦朴当年是政治保卫局某个领导的秘密交通员，对外的身份是瑞金盛福饭店的一名跑堂，饭店的老板就是他的直属领导，当接到这个任务时，他觉得这事很新颖，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谈话中，秦朴丝毫没有一点儿副师长的架子，他当年以为这个任务顺利完成了，如今才知道最后功亏一篑了。

随后，他将下线交通员的信息告知蒋文增等人。

03

秦朴当年是骑马去的南平，足足骑了250多公里，用了6天时间，抵达南平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他并没有选择休息，而是立刻赶去南门关帝庙，这是他与下线交接的地点。

下线就是关帝庙的庙祝。

庙祝说出暗语；

秦朴拿出锁具，庙祝拿出钥匙打开；

秦朴将沉甸甸的“经费”交给他，庙祝最后将笔画凭证交于秦朴；

秦朴拿着凭证回去交给上级，他的任务就算是圆满完成了。

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秦朴拿着木制的笔画凭证，始终猜不出这是什么东西，直到蒋文增写出“快”，指着第一个笔画，秦朴才恍然大悟。

根据秦朴的回忆，那个庙祝大概30岁左右，皮肤比较黑，不胖不瘦，大眼睛，再多的他也不知道了，毕竟过了这么多年，面貌也记不太清。

好家伙，这趟算是白跑了，仅凭这点信息，怎么找得到人？

就在四人愁眉苦展之际，“悬办”打来电话，称找到了当年其他6名交通员的信息了，唯独没有松江交通员的信息，因为当年查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了。

蒋文增等人也只好先去找松江的上一站杭州交通员，该交通员名叫刘志纯，组织找到他时，他正在一家竹行当店员。

在得知蒋文增等人的来意后，刘志纯非常激动：“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据述，刘志纯是1931年2月加入共产党，那时候才27岁，就是在这家竹行当学徒，因为时不时会翻阅书籍，被一名小学校长看中，后来才知道校长室中共地下党，而这个任务也是校长给他的，校长让他在自己的竹行店内与人接头。

1931年12月1日晚7点，一个陌生人敲门，往常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敲门的了，刘志纯知道这应该就是金华来的交通员，于是对上暗语后，按照流程，接手了这笔“经费”。

原本上级是叮嘱他拿到东西后，翌日出发，刘志纯从上级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于是当晚11点就出发了。

那时候，车马慢，刘志纯用了两天时间才到松江，简单吃了早点后就奔去了“汉源客栈”，这是他与下线接头的地方。

刘志纯在汉源客栈一直等到下午，此时门口来了一位身穿黑袍，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双手缩在袖管内的三十五六岁的男子，男子四处扫了一眼，然后问账房：“最近有没有一位从杭州来的人，竹行店的，我是他的客户。”

因为接头地点是在客栈，所以刘志纯的对外信息也事先告知了下线。

刘志纯听到之后，招了招手，对上暗号之后，两人上了客房，一番操作后，松江的这位交通员交出凭证，刘志纯将东西交于对方，双方互相笑了笑，便各自走了。

就在刘志纯与下线刚出门，就来了一批警察，说要严查这家客栈，还好下线早来了几分钟，不然就被抓了。

刘志纯回到杭州后，原本想把凭证交于校长，结果始终没有找到人，更不知道校长是生是死。过了几天后，突然有人找到刘志纯，并说出暗语，刘志纯知道这是来拿凭证的，于是就交给这个陌生人了。

那时候很多东西的交接，都是靠暗语的，对方能知道暗语，一般是不会出错的。

刘志纯圆满完成任务，一直在竹行等待新任务，可等到新中国成立也没等来，这意味着他与组织失联了。

失联十多年，按照组织规定，他早就脱党不是党员了，现如今成了普通百姓，直到蒋文增等人的到来，他才恢复了党员身份，并安排他去军管会工作。

这对刘志纯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可刘志纯对下线的信息并不清楚，这个穿黑袍的男子当年究竟去了哪里？这些经费又是如何消失的？

04

如今唯一的线索就是“汉源客栈”。

蒋文增四人来到松江，欲找当年的“汉源客栈”，一番打听后才知这客栈早就倒闭了，当年这里硝烟四起，倒闭也属正常。

好在他们打听到了“汉源客栈”当年的老板林汉源，几人来到林老板家中，但是事情已经过了18年之久，况且林老板已经是古稀之年，半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了，根本不可能记得这些，于是让他们去找账房。

账房名叫储国宝，正搁监狱蹲着呢！

原来储国宝于1947年被人冤枉入了监狱，判了5年，情况查明后便将他放了。

蒋文增问他记不记得当年那件事，可储国宝也一大把年纪了，哪里记得这些。

难道线索就这么断了吗？

见蒋文增等人失望，储国宝突然说道：“我有汉源客栈这些年的账本！”

做了一辈子的账房，保留账本是当年当学徒时师傅叮嘱过的，师傅说这些账本也见证了历史，这也是师傅的师傅告诉他的。

几人来到储国宝家，竟发现整个小屋子的书架上，全是账本，这些账本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也算是文物了。

储国宝将汉源客栈的账本交于他们，共有22本，账本也如实记录了刘志纯于1931年12月3日在汉源客栈待过一天。

可这里并没有记录松江交通员的信息，毕竟他当初只是在客栈待了十几分钟。

如今线索中断了，蒋文增等人又不愿放弃，于是再一次跑到杭州，找到刘志纯，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细节。

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志纯还真就想起一个细节。

当年对好暗号后，刘志纯带他来到房间，发现黑袍男子在拿钥匙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的钱包里面有一张对折的蓝纸。

那张纸不是正常写作用的纸，而是客栈旅馆用的票据，因为账房储国宝给刘志纯也开了一张。

蒋文增推断，黑袍男子应该是在某家客栈住过几个晚上了，一般负责接头的人都会提前到达地点，毕竟上线什么时候到也没有具体的时间点，只能推算出大概时间。

既然在松江住过，那就把松江所有的旅馆都调查一遍。

其实这个做法希望渺茫，毕竟过了这么多年，连汉源客栈这样的都倒闭了，其他一些旅馆大概率也不存在了。

四人分成两个小组，将当年松江的旅馆调查了个遍，都没有发现黑袍男子住过旅馆。他们便认为黑袍男子有没有可能就是本地人亦或是住在亲戚家，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他们让警方帮忙调查，但依旧没找到黑袍男子的线索。

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大家一致商议决定春节过后再调查，于是决定回上海，但是侦查员胥德深说自己先不回去，因为有个山东老乡邀请他去见个面，两人是多年的战友，解放战争开始后便分开了，如今已经五六年没见面，借着这次排查松江才得知战友在这，肯定是要见见面的。

没曾想，这一见还真让他意外获得一条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