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将帅授衔名单摆在毛主席的案头,他翻阅片刻,突然皱起眉头,问道。
“周骏鸣为何不在?”
没人敢作声,这个名字就像沉入湖底的石子,久久没有回应。
当众人享受着革命荣光时,这位红军出身、新四军老兵、华东战役后勤总指挥,却悄然从军中淡出,转身投入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他曾在尸横遍野的半塔集坚守三昼夜,也曾在断崖密林的铁幕山重燃火种,却因“历史问题”被标红线。
这个从地主家走出的少年,如何一步步成为红军将领?又为何在最应高光的时刻,主动交出将星?
少爷从军
1902年的秋天,河南确山县周家大院,门第显赫、丁口上百,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地主家族,周骏鸣便出生于这样的深宅大院,从小便被寄予厚望。
可无人想到,这个被家族寄望仕途的少年,在十七岁那年做出了一个令全家震惊的决定,投军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西北军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一支劲旅,纪律严明还讲究信仰教化,这让刚入伍的周骏鸣颇感振奋,然而理想很快撞上了现实。
打完仗分战利品,军官先挑好马匹粮饷,士兵只剩残羹冷炙,征粮时,民户哭天抢地,稍有不服便被扣上“反贼”名头处死。
周骏鸣起初不敢多言,只在夜里将见闻记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他开始质疑,这样的军队并非为了百姓,随即在心里生出愿望,总有一天,要做点真正为百姓的事。
1931年,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有不少有识之士决定投身共产党,周骏鸣便是其中一员。
那时,他已升至连长,消息传来,他不做犹豫,带着自己的连队,兵分两路突围,最终成功与红军取得联系。
红五军团当时刚刚在赣南建立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接到他这样的“整建制投诚”自然格外珍惜,周骏鸣随即被任命为115团团长,是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转折。
赣南山多路险,百姓贫苦,部队驻扎在小村小镇之中,周骏鸣第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
“我们打仗,是为群众,不扎根群众,红军撑不久。”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周骏鸣的心湖,他将这句话悄悄记下,藏在随身的腰包里,这一藏就是十几年,从“怎么打仗”开始学“为了谁打仗”,构成了他军旅生涯最坚实的根基。
在毛主席的理念指导下,周骏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军风格,带着115团到各地驻扎,常常自己背上斗笠下乡走访,百姓看他不像个官,更像亲人。
1934年春天,开封牢房新添了一位特殊的囚徒,正是周骏鸣,当时,他身穿褴褛灰衣,手脚戴铐却仍挺直腰背,目光如鹰,寒光四射。
数日前,在豫东一带,他已整合起了数个县区的游击武装,虽不比正规军却也渐成气候,然而,那位负责交通联络的兰德修,一朝被捕便全盘招供。
周骏鸣被押解至开封后,头三天敌人轮番审讯,软硬兼施,无论鞭抽火灼,他始终咬牙不语,只在第三天夜里开口了一次。
“我要见你们头儿。”
敌人将信将疑,带他见了情报站站长,这个人是个戴眼镜的文士模样,衣着整洁,神情冷峻,打量周骏鸣许久。
“你想通了?”
“既然已成阶下囚,不如找条路活着。”
周骏鸣表现出悔意,主动提出协助敌人建立一个新省委,以招降诱捕为目标,甚至画了一张“红区地图”,这一番配合让敌人松了防备,试图利用他“假省委”的招牌钓更多的鱼。
可敌人万万没料到,这不过是周骏鸣的一场反间大戏。
出狱第三天,他便联系上被认为早已脱线的交通员徐中和,将敌人建立假省委的全盘计划尽数汇出,并立刻切断与敌的一切联系。
他未敢回原来活动的县区,而是带着仅有的六个人、三条枪躲进了豫鄂边界那片叫做“铁幕山”的地带,是白区政权最难以掌控的盲区。
两个月后,这支七人小队便扩至三十余人,兵力虽仍单薄却拥有汉阳造、三八大盖等正规武器,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周骏鸣训练得极为严厉,每天出操,晚上学习,还一再强调。
“我们不是土匪,是红军。”
此后,他将游击队逐步整合扩大,军事素养远超一般山头武装,毛主席在延安听说豫南山区有支红军旧部残余重建部队,特别派人调查。
1937年,延安电报邀请他前去述职,当周骏鸣风尘仆仆来到宝塔山下,受到毛主席接见时,双方亲切却不松懈。
毛主席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从粮食来源、武器来源到党小组建设、地委编制,周骏鸣一一作答,毛主席微微颔首。
“国民党不跟我们谈,是你们力量太弱,弱了就得打,打到他们不能不谈。”
他听后如梦初醒,回山即刻加强队伍扩编与战术演练,并在半年内将队伍扩展至近两千人,
这支出自铁幕山的队伍,后来正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骨干。
军中立威
1939年的春天,豫皖苏这片本不显眼的土地却骤然成了战争的焦点,新四军南线主力正在布防,一场由日伪军三个团精锐包围而来的围剿行动悄然启动,阵线主将正是周骏鸣。
战前的部署会上,陈毅指着地图上那个被圈红的小镇沉声道。
“半塔集要保住,南线主力靠它存。”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人轻易接话,就在众人默默交换眼神之际,周骏鸣站了出来,没有多言,只是轻轻放下一句。
“我去。”
于是,这场关系全局的血战,就落在了他身上,开战第一日清晨,日军果然倾巢而出,企图迅速突破北侧防线,他们并不知晓自己即将陷入周骏鸣的雷阵。
第一声爆炸在敌军中路前锋脚下炸响,随即十余颗地雷连环引爆,浓烟中哀嚎四起,隐匿民房中的交叉火力点齐齐开火,机枪如雨,打得敌人横尸遍地。
敌军死伤惨重却仍不放弃,三次冲锋皆被压制。
第三日傍晚,敌军调整策略,改为南侧林中迂回,情报送来时,周骏鸣亲自带队前往密林封锁口部署,掐着时间设置伏击圈。
至第四日拂晓,敌军损失惨重,被迫集结退守,他们尚未回撤至安全地带,周骏鸣已调集主力部队,敌指挥官受伤,阵线顿失控制。
新四军乘势追击,将敌军彻底击溃,生俘二百余人,击毙过千。
战后总结会上,陈毅站在残破的半塔小镇中,望着遍地弹痕和尚未掩埋的尸体,久久未语,转身看向周骏鸣,轻声说了一句。
“老周,你守住了我们南线的命。”
这句评价,传遍了整个南线指挥系统,可周骏鸣却没有回应,只带着一盏马灯,所部阵亡者一一登记。
从此之后,周骏鸣这个名字,成了新四军战地指挥系统中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上级信任、部下敬畏、敌人忌惮,可他最重的记忆,不是荣耀而是牺牲。
将星不授
1955年,开国将帅授衔进入最后审核阶段,总参将将官名单送至中南海,毛主席坐在办公桌前,一页页翻阅,看着熟悉的名字频频点头。
不多时,他却皱起了眉头,停在中将一栏,指着空白处问道。
“周骏鸣为何不在?”
疑问掷地有声,这个名字在他心中从未淡去,周骏鸣在无数关键节点上都没缺席,资历深、战功显赫,授予中将军衔是理所应当的事。
“已调水利部。”
秘书这话说得委婉,实则将真相推入雾中,毛主席停顿片刻,翻页的动作慢了下来。
事实上,这一切的起因早在一年多前便已埋下伏笔。
1954年10月,距授衔评审仅剩不到一年,周骏鸣主动向组织提交了一纸调任申请,理由只一句话。
“因历史问题可能影响组织评价,本人申请调离军事系统。”
他知道,一旦进入授衔流程,曾经必会被重新提起,议论、质疑、猜测接踵而至,比起争一颗将星,他更怕因自己而牵连他人、扰乱大局。
调任水利部后,周骏鸣不再出席任何军事系统会议,也不再出现在任何将领合影中,甚至搬出了原本的军委干部宿舍,拎着行李住进了水利部工程院的旧平房。
每年新四军老兵聚会,总有战友低声打听老周的近况,开国少将名单上不乏他指挥过的部下,中将一栏也有人曾为他做过副职。
周骏鸣从不解释,面对老战友的惋惜、质问、劝说,只摇头淡笑。
“不影响别人就好。”
晚年,他依旧保持沉默,每月固定翻阅党史资料,在信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回忆,偶尔有人登门劝他出书、立传、接受采访,他始终只一句。
“我做的,不是榜样。”
2003年,周骏鸣病重住院,11月9日凌晨,因多脏器衰竭去世,医院登记薄上写着“普通离休干部”。
第二年,党史研究者在整理豫南红军资料时,追查到铁幕山游击队的旧迹,才重新拼出那段尘封的名字,周骏鸣。
再过几年,河南地方志编辑部为其立项编写条目,资料收集时曾遭遇一片空白,直到新四军老兵口述相证,才逐渐拼出周骏鸣的生平,条目最后一句写道。
“以地主之子投身革命,以将军之功隐身无名,历史之重不在名册。”
这是周骏鸣留给时代的背影,安静、沉稳、不争却重如千钧,在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转折点上,他选择了退出,却以另一种方式守住了风骨,留住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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