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日军在战争初期对华北猛烈进攻的气势，预示它将在中国地方部队战斗无心无力状况下，迅速掌控整个华北。果真如此，则日军就可能沿平汉、津浦两铁路进一步向华中和华南地区发动攻击，最终将中国切割成为东西两块，把中方主力部队驱除到西南贫瘠山区，然后从容消灭滞留在沿海地带的部队，并且夺取它的富饶物资。

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初期，当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中日战争大战略时，就曾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在这一连串战略思考过程中，一个重要影响力来自德国顾问。

大约从1930年初开始，德国顾问的主要战略关注点便一直摆在长江下游地区。法肯豪森将军尤其注意该地区，并且预测国军可能在此与日军展开全面性战斗。当时的顾虑是，如果国军防守不足而让日军轻易占领长江下游进而溯江而上，则全国可能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华北将迅速沦陷，而华南地区因其丘陵地形和落后工业基础，也将无法支持有效的抵抗。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设想，南京政府最牢固掌握的地盘也正是江苏、浙江和邻近省份，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都植根于此地区。同样地，在这两个省内备战也最为现实。既然华北和华西南内地省份历来被地方部队盘踞而绝不服从中央指挥，则南京中央想要在该地区策划军事行动的可行性几乎为零。

相对而言，南京政府经营沿海省份已近十年，到了1937年，宁沪杭三角地区已成为全国防御最牢固地区。该地区在民间经济、交通、工业等领域同样拥有最好的基础设施。这些因素决定了国民政府不仅会在该地区与日本作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全面斗争，而且也是为了进行持久作战而必须守住的地区，以保障全国最好的经济资源不致落入敌手。

这些因素导致蒋介石在1933年初，就已经趋向于设想未来中日战争不可以使之成为一个速战速决局面，而必须是一个持久战斗过程，而中国西南省份将会是这个持久战斗的大后方。

对日军作战计划的这类预估，极大地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本身的大战略。政府当局不久决定在上海地区作战，不是消极应战而是积极开拓新战场去求战。南京政府显然认为，只有将日军侵略从中国地方实力派守军（宋哲元）薄弱的华北，吸引到中国有能力主动集结大军严密防守的长江下游，才能打乱日军侵华的如意算盘。因此在大约在1937年7月23-24日左右，当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征询将领们对于抗日意见时，多数与会者认为，既然决心抗日，就应该开辟第二战场，迫使日军分割使用。

在上述1937年7月23-24日军事会议中，与会者提出一个重要论点，那就是，华北黄河流域是平原，易攻难守。反之，上海地区是水乡，河川湖泊满布，易守难攻。它既有密布型公路网，又有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作为后盾，更增加中国军队的后勤优势。

除此之外，上海周边的设施也成为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南京政府在上海周边从193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苏嘉，吴福等地建立了颇为现代化的要塞群和国防工事线，除了地面上建造坚固堡垒之外，地下还有宽广车道可供卡车行驶。即便是作战部队从上海撤退，它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国防设施再守3个月，张治中为此还建议先派6个师驻守这些工事。

因此在23-24日会议之后，蒋介石当即命令张治中和张发奎赶紧制定作战计划，部署军队开进上海郊区，同时秘密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张治中所辖者是中央军精锐部队，而张发奎所辖者则是当时政府能够调动的各种地方部队。淞沪战役的部署就此展开。

在7月底至8月初关键性两周之中，蒋介石决定把主战场设在长江线并且集结主力军准备决战，同时决定不再分散兵力去增援华北。虽然汤恩伯率领的中央军此时在华北战场英勇有谋，深得蒋介石赞赏，但是情形显然是中央军孤军奋斗，得不到地方军队有效支援。长此以往，则中央军将会被吸入一个无底洞，被日军消耗殆尽。

8月4日桂系领袖白崇禧抵达南京，立即主动表示愿意担任参谋长职务。其他到京谘商的地方将领如阎锡山等人，也都出席此时召开的全国国防会议。1937年8月6日军事部署大致完成，7日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决作战，而动员参战部队有80%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决定从一开始就采取攻势。在众多主战将领中，张治中，白崇禧，陈诚，和张发奎的积极性特别突出。

即便在地面冲突已经开始之后，南京政府仍在摸索战争规模应该多大，投入部队应该多少。

鉴于此时（1937年8月13日）中央军最精锐的87、88、36师都已经进入阵地，而原本担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又是极力主张在上海开辟战场的倡议人，但是蒋介石仍然叮嘱张治中，务必等待最后命令。

显然，蒋介石需要思考作出最后定夺。

为此，蒋介石在1937年8月16日还特别派遣熊式辉和陈诚二人到上海视察战局。熊式辉认为上海不能打，而陈诚则反复说明，日军在华北一定会打胜仗，之后很容易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把中国纵断为二，对于中国极为不利。因此陈诚极力主张把日军引诱到上海作战，并且特别提醒蒋介石称，这原本就是南京政府在1936年早就预定的战略，此刻正是付诸实行的好时机，切不可三心两意。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在上海进行大规模战争。

张治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并不难理解，因为早在“一二八”上海保卫战（1932年1月28日）中，南京政府的“警卫军”（第五军）就和上海有过一段被刻意隐瞒的渊源。

在冲突之初，日军指挥官曾经满怀自信地宣称，他要在四小时之内拿下上海。然而日军攻势连番受挫，被迫四易指挥官。而中国军队却坚持了近四十天，并最终以双方撤军方式结束危机。

在漫长冲突过程中，民间的了解是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而国民政府也蓄意鼓励民间传播这个观点，并且让第十九路军占尽风头，接受全国各界物资犒赏和舆论表扬。

此时南京政府一个更深层的计谋，就是误导日本人去相信，以第十九路军这种不出色的地方部队都可以在上海阻挡日军猛锐攻势，则一旦真正精锐的中央军投入战斗时，就必定会给日军更大打击，希冀借此设局可以打压日军未来的狂妄气焰。

实际上，一二八沪战主力军并不是杂牌的第十九路军，而是南京政府王牌嫡系的警卫军。其中第88师作战特别英勇，虽是新练之兵，而且承受旅长以下官兵死伤达三分之一（两千余人）的牺牲代价，但是却击破日军第九师主力击毙日军三千余人，俘虏三、四百人，迫使日军数度增兵。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张治中奉命撰写有关该次作战的总结。

这份秘密报告——《淞沪抗战的经验和教训》——就中日双方的优势与弱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它最重要的结论是：

另外一方面，由于上海都市建筑密集，大炮无法发挥最大功能，飞机也难以进行精确轰炸和扫射。更何况市区有大片西方国家租界，更增加日军选择攻击目标的困难度。

因此，第五军的结论是，都市“街道战”和“巷战”将会使中方军队发挥更大战斗力。第五军的实战经验，在南京最高军事领导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未来的中日作战应该尽量选择打都市街道战，而避免平原或原野战。

这一推断在1933-1935年的长城战役中再度得到印证，因为中央军精锐师在那个平原战场中屡屡遭受沉重打击。

1932年“一二八”沪战后，随着日本威胁日益显露，南京政府有关对日作战应该如何进行的观点也逐渐成型。1934年，蒋介石曾对高级将领做了三场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他强调在未来假想的中日战争中，中方的基本战略是依赖正规军进行攻势防御，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

国军需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固守不退，同时要注重游击战术和组织、训练民众。他指出日军在空军和装甲部队方面占尽优势，“如果我们退去，总快不过坦克车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后退一步，一退就没命”。

他将这种固守据点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战术说成是“革命战术”，并且坚信由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国防体系，因此这种战术是唯一能“使敌人承受最大的牺牲”之战术。

尽管使用该战术可能会使国军输掉最初的几场战役，但是最终的胜利仍将属于中国。

徐永昌将军在1935年底的记述也提供了一个旁证。

据他了解，蒋介石在此前5-6年中尽量避免中日冲突，他所担心的就是中日战争会变成是南北对抗局面。但是一旦剿共战争让中央军进入川黔两省之后，南京政府看到了新机会把四川营造成为国防基地，容许中国把对日本抗争变成为东西对抗局面，就可以进行长期抗日。

卢沟桥事变终于让蒋介石把这个战略思想付诸实行。

有趣的是，日本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后最初（1937年7月9日）的想法，正是训令华北日军尽量控制卢沟桥事件局部化和就地解决，避免扩大到其他地区。

只是随后事态发展完全脱离日本军方掌握，因为中国政府不但漠视日方警告而向华北增兵，同时还在淞沪地区开辟新战场，逼使日军只好采取更积极性攻击，终致陷入八年泥淖无法脱身。

因此，淞沪战役爆发的战略缘由，基本上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必须表现出“战而不屈”的决心才能让日军打消“不战而屈”的妄想。当华北部队几乎完全不受南京政府指挥，而南京政府又决心要让日本的野心无法实现时，它就必须另辟战场，而这个新战场的军队、政府、社会、经济和国防设施最好都能够在南京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如此则把战略选择放在上海，就显得最为合理。

以上资料说明，淞沪战争爆发不是因为日军“逼战”和中国“迎战”，而是中国“求战”使得日本无法“避战”。它是南京政府一旦下定决心后就伺机发动的一场战略性大战，因此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有效地表达中国“战而不屈”的决心。这个因果关系可以从开战的由来看出迹象。

首先，在1937年8月初，蒋介石再度邀请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人到他的官邸会议。会议中他宣称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既然敌人想要不战而取，他就要让敌人战而不取；既然敌人想要速战速决，他就要让敌人战而不决，并且宣称 “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这些话表示，在蒋介石心中，淞沪战争是一个战略行为，而且中方预期操有胜算。

以上这些信息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国民政府如此积极主动地在上海求战，而且求战迹象十分明显。

首先是政府突然在8月4日布置沉船阻塞吴淞口，在8月7日向上海集结的部队十分之八已经到达战斗位置。8月12日，蒋介石查询张治中准备的程度，并且告诫后者不可掉以轻心。次日又告诫将领们“照街路前进”。依照蒋介石乐观估计，“倭寇战争持久时期约可一年”。

因此只要中国军队能够支撑过这一段时间，日本就会精疲力尽放弃侵略。“八一三”晚上中日淞沪战争开打，蒋介石的指望是“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

换言之，不是装模作样地虚晃一招，不指望战场胶着，更不是国军退守，而是“急胜”。开战后一周内，更多中央军主力部队大量涌入上海。中央军精锐部队87师、88师原本已经进入阵地。另外一支精锐部队第36师，此时尚在西安驻防。13日晚间接到命令，15日就以最快速度抵达上海。中央军最好的部队可谓倾巢而出。

换言之，在蒋介石当时心目中，上海战争未必能够一举全盘击溃日本，但是可以使日本在华部队在南北两个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如果中方能够坚持一年光景的战斗，则日本就会被迫放弃对中国侵略的野心。

这就是他对“胜利”一词的内涵。8月初国军果然发动攻势，日本匆忙向上海多次增兵，应付国军攻势。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