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建立理想社会是中国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

《礼记》中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教员的继承和发展，在于他把大同社会的空想性，变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突出出来了。教员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也在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教员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开始浮出水面。矛盾的对立统一说是教员考虑社会政治的自觉的哲学基础，对他来说，矛盾是绝对的，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充满着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

社会矛盾的存在、运动、发展、变化，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功能齐备的社会综合体，又是以社会的一致性为基础的。

陈伯达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在教员的旗帜下》的讲话，传达了教员关于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想：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

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人民公社”是教员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这个理想社会是一个取消分工并消灭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社会，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完美的大同社会。

教员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体现平等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它的社会基层组织就是“人民公社”。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不得不进行不断地调整，减少了其理想主义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并且实际上成为一级行政组织，逐渐行政体制化了。

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依然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高度的计划体制和国家权力的高度结合，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管理阶层的出现和制度化的发展，是理性化的结果，这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对于教员而言，这样的结果是不能接受的。

教员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直保留着批评的态度，这实际上相当部分也出于教员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理性化、社会专业化、科层化、城市化甚至是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疑虑。

教员对苏联式的“技术革命”“专家治国”的管理方式的不满意，还出于他关于人民民主的考虑。

在他看来，工农基本群众在苏联这种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社会中毫无地位，不能“当家做主”，也就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因此，教员特别重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如何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的问题，特别重视防止国家政权的官僚主义的问题。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他感到官僚主义势力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动手解决了。

换而言之，教员的理想社会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基本原则，而苏联式的“专业化”的道路和所导致的“专家治国”“干部决定一切”的科层制的倾向，则被认为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是教员同苏联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分歧，也是他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重要分歧所在。

教员感到，中国的行政体制等级森严，效率低下，机构臃肿，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形成并越来越脱离群众。

这样的社会与教员的理想社会距离越来越大。

教员不能容忍党的干部变成行政官僚，他对等级秩序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留恋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留恋群众运动的亢奋。

他认为，已经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趋势终将发展到无法遏制的地步。

在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时，教员所作《五七指示》，集中地反映了他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基本思路。

教员的理想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是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这个平等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取消城市、脑力劳动和现代工业的存在，来人为地取消“三大差别”，取消劳动分工，取消商品交换、货币、工资等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农业军事化组织。

教员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但是他的平等观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境界，表现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分化的不安。

他的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参照物是农村社会，因而就要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教员的理想社会模式，凸显出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

教员理想社会的基础，不是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身。

为了使社会平等成为可能，就应当使人不再有分工和差别，人人都必须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应当使军人、农民、学生和他人员，都能做到亦工、亦农、亦学、亦军，亦能从事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

由理想的多专多能的新人，来实现他设想的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蓝图。

因此，消灭分工是达到平等外在的条件。

另一方面，理想社会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极大地提高思想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平等理想思想的更为根本的内在的条件。

为此，整个社会就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根据。

因此，“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的或权力斗争方面的因素，但是它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则是它的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

通过这场革命，要彻底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

《五七指示》之所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正在于它体现了教员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想。中国的理想政治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这样的传统为教员所继承。

教员的理想社会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大二公”，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公”与“私”的对立，严格地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内容。

它倒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对基本范畴，中国先秦就已经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成为历代理想社会的典范。

中国传统社会以“大一统”为特征，以“天下国家”为价值判断的根据，所谓“公”与“私”这对范畴，体现社会与个人、整体与个别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表现天下、国家、社会组织对于个人或整体、对于部分的价值优先性，它既有政治规范的意义，更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

然而，任何社会都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权力，总是为统治者所掌握的，无论统治者是少数还是多数。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掌握权力的难以避免误用或者滥用权力。

为了避免公共权力可能造成的伤害，一方面对权力要进行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还要确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自范围，既不使个人的理想和利益损害公共的规范和利益，也避免公共的规范和利益伤害个人。

然而，对于个人基本权利范围的确定，是中国思想传统一向最缺乏的内容。而政治与社会的高度整体性和道德化，倾向于对于个人的绝对挤压。“文化大革命”对于“公”和“私”的界定，以及“大公无私”“破私立公”的口号，将“公”的价值推极致极至，社会平等的理想，就为“大公无私”的符号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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