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我党同志顾顺章不幸被抓。随后，他就背叛了革命，供出武汉的地下党机关。

这段时间，党内简直一片黑暗。就在一个月后，联络点内就闯进来了一个女乞丐，谁知道，李克农听说这件事以后竟然失声痛哭。

这个女乞丐是谁，她又和李克农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李克农的妻子赵瑛！

1917年，18岁的李克农穿着新布鞋站在芜湖赵家照相馆的门口。此时的他紧张得手心里都是汗，因为照相馆里面的，就是他未来的新娘赵瑛。赵瑛是芜湖女子师范里的好学生，据说钢笔字写得比有些教书先生都要好，还会用洋布做新式旗袍，怎么看都是个很优秀的女子。

见他这样，赵父拍了拍李克农的背安慰他：“放心吧，我家瑛子不是娇小姐。”然后，他顿了顿又说：“她跟你同过四年小学，早说你文章写得好。”

新婚那天，掀开盖头以后，李克农看到的不是红着脸蛋低头的新娘，而是眉眼弯弯笑着的赵瑛。她说：“我爹给的陪嫁里，有两箱书，你要是看得上，就搬去学校吧。”那时候李克农就在芜湖中学教国文，上课的时候总是偷偷讲一些《新青年》里的文章。

赵瑛也爱听他讲课，听着听着，她就把自己的梳妆盒改成了“文件箱”。白天里面装胭脂水粉，晚上就塞满油印的传单。有回学生们在她家开会，她端着油灯在院门口坐了半宿，听见狗叫就咳嗽3声当暗号。

1925年春天，李克农跟几个朋友凑钱办民生中学，但是他们凑的钱还是不够。看着丈夫忧愁的样子，赵瑛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子，哗啦一声掀开：“这里头是我妈给的金镯子、银锁，拿去当掉。”李克农瞅着那些亮晶晶的物件，有些犹豫了，“这都是你的念想……”

“念想能当饭吃？”赵瑛拿起个银镯子往桌上一磕，声音掷地有声，“学校办起来，让孩子们都有书读，才是正经事。”

转年李克农入了党，成了芜湖地下党的骨干。有回他在屋里开秘密会议，赵瑛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在门外纳鞋底。忽然听见巷口传来皮鞋声，她赶紧把针扎在鞋底上，抱着孩子往巷尾走。

看见巡逻的宪兵就故意搭话：“官爷，见着我家当家的没？他去打酒还没回呢……”硬是用短短几句话把人引开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到芜湖。半夜，李克农撞开了家门，脸色铁青：“同志们被围在浴溪口了，敌人说明天一早动手。”

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赵瑛顾不得自己已经4个月的大肚子，抓起油纸伞就往外冲。见她这样，李克农一把拉住她，“你干啥去？”“我去报信！”赵瑛甩开他的手，“从江边走水路快，我认识撑船的张大爷。”

后来，还真让她比敌人早到了半个钟头。李克农后来也总说，那天要是没有赵瑛，裕溪口的同志们一个都活不了。

1929年冬天，李克农收到一封密信，让他去上海“找份差事”。原来钱壮飞已经打进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成了局长徐恩曾的秘书，党组织要他也混进去，跟胡底组成“铁三角”。前往上海之前，李克农却犯了难：“我一个单身汉，徐恩曾那老狐狸肯定起疑。”

一听他这话，赵瑛立即开始收拾包袱，“我跟你去，孩子也带着，就当随军家属。”在上海的日子里，她从来不问丈夫做什么，只是默默将家里的一切都打点好，配合李克农的工作。

按理说，两人一直这样下去，怎么都是对恩爱的革命夫妻啊。怎么会忽然又沦为狼狈的“女乞丐”呢？

1931年4月25日，李克农刚把一份情报交给交通员，就见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满头大汗跑进来：“顾顺章叛变了！武汉发了六封急电，说他知道所有联络点！”李克农脑子“嗡”的一声。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二把手，上海的地下党家底，他可是知道得比谁都清楚。

“快，找陈赓！”李克农抓起帽子就往外跑，跑到门口又回头，“你去我家，让赵瑛带着孩子赶紧走，往租界跑！”那天的上海简直就像跟翻了天。李克农绕了好几条街，才摸到江苏省委的备用联络点，找到陈赓。

两人踩着露水找到周总理的时候，天边已经泛白。“马上转移！”周总理的声音压得极低，“所有文件烧掉，住址全换，跟顾顺章认识的人，一律撤离！”

忙到第二天中午，李克农才来得及喘口气。他想起赵瑛，心揪成一团，交通员回来报告，家里没人，门是锁着的。“会不会……”有人没敢说下去。最终，他还是咬着牙摇摇头：“先管同志们。”

可他往联络点跑的时候，脚底下像灌了铅。路过自家那条巷口，他看见几个穿黑制服的特务守在门口，心里更是一沉。一个卖菜的大妈跟人闲聊的话也转进了他的耳朵，“听说这家男的是共产党，女的带着孩子跑了，兵爷们翻了一上午，啥也没找着。”

李克农没敢多停，低着头往前走，走到街角，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一个月后，宫乔岩在联络站遇到了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对方蓬头垢面的，张嘴却喊的是“同志”，正是不见踪迹的赵瑛。认出人以后，宫乔岩就赶紧把他们往里面迎。3天后，江西苏区的一间土坯房里，李克农正趴在桌上译电文。周总理掀帘进来，把一张纸条往他面前一放：“上海来的，看看吧。”

纸条上就七个字：“赵瑛母子平安。”

李克农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指抖得厉害。上面的字他认得，可看了好几遍才看懂。“平安…都平安……”他嘴里念叨着，突然就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战士们都看呆了，这个教他们“遇事要沉住气”的李科长，这个在敌人堆里眼皮都不眨的硬汉子，怎么说哭就哭了？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背，没说话。他知道，李克农不是哭自己，是哭那个带着孩子在上海街头流浪了一个月的女人，哭那个把嫁妆当军费、把生死抛脑后的妻子。

1937年冬天，赵瑛带着孩子辗转到了延安。在窑洞里见到李克农时，他穿着灰布军装，头发白了不少。“我以为……”赵瑛刚开口，眼泪就下来了。“我知道。”李克农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上全是裂口，“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在延安的日子，赵瑛当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认字。李克农依旧忙得脚不沾地，可每天早上都会绕到学校门口，看她带着孩子们早读。有回他得了块腊肉，舍不得吃，用纸包着往学校跑，结果路上被小战士们撞见，大家就笑着喊：“李科长给嫂子送好吃的喽！”

1949年进了北京，李克农成了外交部副部长，家里却还是跟普通人家没啥两样。赵瑛的衣服总是打着补丁，孩子们穿的鞋，也都是她夜里在灯下纳的。

有回警卫员看见她在缝袜子，忍不住说：“嫂子，给您买新的吧。”“新的能穿，旧的补补也能穿。”赵瑛笑着说，“他在前线打仗那会儿，我连补丁都没得补呢。”

1961年1月，赵瑛被查出癌症，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克农每天处理完工作就往医院跑，给她读报纸，讲过去的事，但她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妻子离开以后，李克农家里的陈设还是一切照旧，就像她没有离开的时候那样。次年2月，李克农也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这对革命眷侣，最终在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再次相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