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19岁的她入党。

抗战全面爆发后，37岁的她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海滩，辗转武汉、西安等地，毅然决然奔赴艰苦卓绝的抗日革命圣地延安，追随教员，投身革命工作，这在当时绝对算是参加革命追求进步的好青年。延安人民都欢迎她，教员也没有什么理由不欢迎不喜欢呢…

在延安期间，她从事京剧革命的大胆尝试，改编和排演了革命现代京剧，主导创作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松花江上》《逼上梁山》等等），试图以文艺宣传无产阶级政治，部分作品至今仍具一定的艺术价值。

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此外，她还积极参与了文艺批评和斗争，抨击了反动文艺和封建思想，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

在延安的那段时期，她为教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无论是照料生活起居，处理日常的琐碎事务，还是在政务繁忙的时刻，她都扮演着智囊与坚实后盾的角色。她的存在，让教员能够更为专注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保持充沛的精力与高涨的热情，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因此，从这一视角审视，她在建国前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对中国革命的推进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历史贡献应当得到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她在抗战时期的贡献并不能掩盖其在后来历史进程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在那十年期间，她参与并推动了极“左”路线的实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她的一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悲剧产物，其功过已由历史和法律作出最终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