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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t: The Play本身是一部由Katie Cappiello编剧、Girls Write Now剧团演出的先锋剧作,聚焦一位青春期女孩在遭遇性暴力后被贴上“荡妇”(slut)标签所引发的校园与社会反应。
作为一部10年前的戏剧(后续也有文本)作品,它依旧能与当下社会呼应不仅令人意外也令人遗憾。
作品的剧情并不能复杂,女主角Joey是一个开放、自信、敢于表达性魅力的女孩。当她遭遇性侵犯并试图发声时,社会迅速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咎由自取”的对象。
在故事的叙事中,似乎“受到侵犯”本身成了某种对女性不遵守原有道德秩序的惩戒,与此同时侵犯个体权利的罪恶被最大程度地忽视乃至纵容了。
甚至,“侵犯”这一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所谓的“义警(实际上是侵犯者)”对那些在“道德”(暂且不说是何种道德)“忤逆者”的审判。
审判的行为则深度契合将“男性的性经验视为成就,而女性的性表达视为罪恶、不洁和堕落”的叙事。在道德审判之下,男性凝视和荡妇羞辱在同一时刻“恣意狂欢”,甚至暴力手段也能在这样的叙事下被默许。
而这一切背后的诉求或许正指向一个现实,女性的“性表达”——本应是自由表达的一种——被强制规训在严格导向生产的繁殖框架之下。
正如使女的故事中如此写道:
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
而关于这一容器的权利还不属于个体自身,反而属于集体。由此,女性身体与国家荣誉联系到了一起。
可Joey的处境仅此而已吗?或许也没有那样简单。
集体道德焦虑的转移
从某种情况来说,荡妇羞辱不仅仅解释了细密的繁殖规训体系下,社会群体对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和严苛审判——其诡异程度并不异于猎巫。
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整体对于性与控制的焦虑的转嫁。当Joey成为“性”的象征,她也就成了被投射恐惧与道德压力的靶心。由此观众/读者看到的并非一个女孩在争取话语权,更是一个集体在维持压迫秩序。
倘若涉及到种族和国别,那事情便显得愈发荒诞,类似“荣誉谋杀”看似荒诞,实则源于根植于潜意识的日常道德叙事之中,继而赋予罪行以“荣誉”,或许只有“极端恐怖主义”才能与之“媲美”。
审判的本质
从源头来看,道德指摘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机制”,它提供了一种“假道德优越感”:让旁观者获得虚伪的安全感。站在审判者一边的同谋者,不用说声援了,或许就连简单地保持沉默就有可能会被推入道德漏斗之中,陷入被审视并加以关联指摘的境地。
不过以上并不是最荒诞的,正如《混沌少年时》所呈现的性别圈层文化,通过羞辱某个被公开审判的个体,实践审判的群体更容易感觉到自身掌握了虚妄的权力。
也通过这样的管道,受压抑的个体得以找到机会,通过 语言乃至肢体的暴力, 发泄对另一群体的愤怒与不满。
而这种导向往往源自社会文化塑造与个体交往记忆,由此官方的态度和舆论实则比许多人想象得要更加重要。在这部作品中令人震惊的是,即使Joey的权利被剥夺,被进一步伤害,她的控诉仍然不被相信,反被认为是在为自己的“放荡”感到后悔。
这是社会性荡妇羞辱最危险的部分:女性的“贞洁”被用作判断其是否值得同情与保护的标准,由此默许了一种“坏女孩”不值得被相信和保护的社会逻辑。
任何代表政府的机构对侵犯者的沉默已然荒唐,反其道而行之的情况更是闻所未闻,“荣誉谋杀”也不过如此。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以贞操观为基础的信任体系,倘若这一逻辑牢不可破地在一个社会下运行,女性的主体性又从何谈起。
抵抗的视角
在细密的规训下,公共对话和集体行动或许能为破局带来曙光,这也是这部作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Joey并没有被羞辱摧毁,她在剧中逐步掌握语言权,质问学校、社区乃至朋友的冷漠与判断。这是剧作试图完成的一种文化反转,而也是为所有人指明了把握主体性的机会。
要摧毁“Slut”这一社会制造的语言控制工具,女性必须重新主张对自己身体与性别身份的解释权。这种表达,不是为了“自保”又或是与所谓的“堕落者”划清界限,而是为了反击负载在标签之上伪装成社会主流道德的规训。
剧中重要的冲突来自Joey与其他女生之间的裂痕。正如先前所说,在荡妇羞辱畅行的文化中,女性彼此之间也会内化判断、排斥、讽刺。
这部作品通过Joey朋友的成长进一步也展现了这一点:真正的团结,不是保持沉默的统一,而是对不公的共同拒绝。事实上,让女孩之间构建情感与经验的共情网络,往往能够打破“受害者竞争”与“道德比较”,从而让女性跳脱出道德的自证陷阱并进一步摆脱凝视。
从学校到社会
任何看过剧作或读过相关作品的读者一定能意识到,Joey的遭遇并非个案,而是一个缺失性别教育和性尊重文化的社会结果。
由此整部作品实际上是向社会呼吁在学校中建立讨论性别暴力与性表达的空间,用教育拆除“女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单向要求,转向“所有人都要尊重界限”的双向规范。
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的根本,更是个体做人做事——拥有主体性的前提。
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学校尚且应当自省,助长“荡妇羞辱”的学校又当“情何以堪”。如果连人的主体性都无法被认可和推崇,又谈何学习思考,做人实践呢,大学之教育价值又在何处呢。
写到这里,我已然出离了愤怒,这或许不是一个学术读者应该秉持的客观态度,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我又感到无限的悲哀。最后,也只能想起那么一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作者:M.
编辑:阿洛
校对:文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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