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1日清晨，杜聿明把旅行帽扣好，回头对女儿笑道：‘这次出门，不用警卫跟着，感觉真新鲜。’”铁皮车厢里的灯光刚亮，他那句轻松的玩笑，立刻让同行的人都放下了忐忑。火车缓缓驶离北京西站，汽笛拖着长音，一行人就这么踏上了跨越数千里的春日之旅。

火车向南，窗外是刚冒芽的柳条。杜聿明站在连通车厢的过道里，心头却不断浮现出四个月前的一幕。那是1963年11月10日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陈毅当面问他们“自由不自由”。杜聿明记得，自己当时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回答：“完全自由。”话音未落，陈毅就哈哈一笑，摆手说：“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明白哪些事该干。”这句带着川味的幽默，把会场气氛瞬间冲淡。

对自由的讨论并未止于那天。周恩来目光诚恳地提醒众人：客观规律决定舞台大小，认识规律才能真正掌握主动。那番略带哲思的谈话，给在座的老将军们留下了不小的思考空间。也正是那天，总理当场拍板：“明年春天，带家属出去看看新面貌。”杜聿明后来常说：“要不是总理提出旅行，我还真不知道新中国已经换了多少新装。”

列车第一站是南京。这里是杜聿明部队旧部最多、往事也最浓的城市。下车那刻，他望着月台顶端的“南京”二字，像在读一条久违的老友短信。翌日，适逢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杜聿明带头在中山陵默哀。灵堂完好如初，杜聿明悄悄松了口气：“听说被毁，原来是谣言。”有人介绍，南京市委还专门成立了陵园保管委员会，他点点头，心里暗暗佩服共产党在这件事上的细致。

城里的变化多到数不清。玄武湖岸边新砌的步道、紫金山天文台新建的圆顶、正在封板的长江大桥桥墩……这一连串场景更新了杜聿明的记忆库。参观汽车厂时，他自告奋勇试驾新下线的卡车，换挡、踩离合一气呵成。工人们鼓掌，他也忍不住给新车竖大拇指：“扭矩大，底盘稳。”那份发自肺腑的赞赏，让陪同的省委干部嘴角都带着笑意。

从南京出发，无锡、苏州紧接着排上日程。江南早春有点湿，杜夫人却乐在其中，对每一株含苞的海棠都要驻足。惠山泥人厂里，一个年轻师傅把彩色泥块揉成小阿福，仅用二十分钟。杜聿明看得新奇，低声对张治中说：“过去我们只知道打仗，哪懂这些。”张治中回他一句：“建设比打仗难得多。”

抵达上海时，白渡桥灯火璀璨。老南京人对老上海并不陌生，可这座城市阔步向前的节奏还是超出了杜聿明的想象。改造后的棚户区平整干净，外滩沿岸的货轮汽笛此起彼伏，最让他吃惊的还是工人文化宫——年轻工人下班后在那儿学电子琴、练篮球，生活与生产在这里拼接得丝丝入扣。夜里，杜聿明站在旅馆窗前，望着霓虹写下日记：“旧上海三十年没做到的事，如今五年就做到了。”

杭州给他们展示的是另一幅图。西湖春雨把柳条敲得滴水，新安江水电站的大坝像一条横卧山谷的巨龙。登坝那刻，同行的傅作义感慨：“过去我们总怕水，现在我们能用水。”山风卷着水汽打在脸上，杜聿明心里直发凉，却也激动。他大胆预测：“这站成了，将来沿江百万亩良田都能受益。”

旅行中最具挑战的，是三天两夜的黄山攀登。黄山宾馆夜色清冷，陈毅出发前特地吩咐“看日出别迟到”。结果，第二天凌晨五点不到，一群六十多岁的老将军拄着登山杖，硬是在光明顶等来了云海红日。杜聿明面朝东方猛吸一口冷气，只说两个字：“值得。”

出了山，列车转向中部。南昌、长沙、韶山、井冈山一线串珠般展开。井冈山茂密的松林间，解说员讲起“半条被子”的故事，杜聿明听得出奇安静。解说结束，他对身边的老战士感叹：“那时候红军比我们苦多了，却坚持了下来。”这句不带任何修饰的赞誉，后来被中央统战部写进了汇报材料。

4月22日到武汉，是行程里一个特殊节点。1958年，他曾以战犯身份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如今携妻带照相机再来，一切景象恍若隔世。桥头亲切的迎宾横幅让他想起自己那段灰暗时光，他没有多言，只默默按下快门，拍下长虹卧波的全景。同行者注意到，他那晚把底片单独放进信封，郑重写上“第二次重访”四个字。

4月28日，专列回到北京东郊。展台上，全国政协工作人员已准备好“五一”观礼证。杜聿明把证件揣进上衣口袋，忽然觉得肩头分量不轻——这是国家给他的信任，也是新身份的象征。同行的溥仪用低到只能自己听见的声音说：“过去的事，怕是真过去了。”杜聿明点点头，没有接话，却在心里默默附和。

这趟南北纵贯的春日之旅还只是“上半场”。根据统战部的计划，入夏之后，一行人还将西行延安，看宝塔山的灯火；再转洛阳、郑州，瞧黄河两岸的新粮仓。“十一”前，他们会再次回到北京，用全新的心境迎接开国十五周年盛典。杜聿明不止一次地向朋友透露：这辈子走过不少路，真要论震撼，这次旅行排第一。

不得不说，那一年春天，铁路把山川缩短，也把人心拉近。多年后，有人向杜聿明提起这段经历，问他最深的感触是什么。他想了想，冒出一句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的话：“走得越远，越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