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最后一期的《书屋》“絮语”说：

“2000年10月12日，是令至少100位大陆和海外的中国作家心里的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一天——这个数字和判断来源我一位朋友不无夸张的幽默；我倒觉得，这是令上帝又一次偷偷发笑的一天。

这一天，有一位叫高行健的法籍华人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从“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那个晚上以来，我断断续续想起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人和事，从鲁迅到到沈从文，从中国作协负责人的谈话到老舍儿子的不满，顺便记下，也算是《书屋》絮语的絮语。

鲁迅：“我不愿意如此”

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并通过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但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再度回首这段往事，这是鲁迅的谦虚吗？从他1927年9月27日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而已。有了这封弥足珍贵的信，后人的许多解释几乎都显得多余。先生在信中说：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就是这个死后被称作“民族魂”的精神巨人对自己深爱的这个民族冷静、理性的认识，话虽然显得有些“刻薄”，却未尝不是一针见血。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固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民族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清醒，彻底的认识，他不仅仅是谦虚，虽然他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啊！

另外有一点完全不可忽略的是，鲁迅先生对他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自己又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于这一荣誉，所以他才会说：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他再也没有去写小说了。由于时代的黑暗、处境的险恶，他把毕生的精力主要用于写杂文，与各种各样的势力斗，与明枪暗箭斗。他构思中的反映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也终于没有完成。鲁迅先生深深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因而，拒绝诺贝尔奖也是他的明智，在巨大的荣誉诱惑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免俗、能够拒绝呢？伟人就是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获得了诺贝尔奖之类，比如两个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充其量不过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走卒而已，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也掩盖不了他们人格上卑微、无耻的一面。

鲁迅先生虽然失去了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

原题为《打翻的五味瓶——中国人走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节选自《偶像的黄昏》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