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在经历了长达月余的阻击和突围战斗后，红30军在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转入祁连山区，冒着零下30多度的低温踏上了险峻山路。

“关河百丈寒，蹄踏积雪残”，无论疲惫不堪的红军西路军战士，还是背驮伤员的幸存战马，都在迎着寒风、踏着积雪前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所有人坚定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必定胜利，队伍不会垮掉”。

作为全军最高指挥员的程世才，是西路军辉煌与磨难的全程见证者，也是临危受命，为这支英雄部队留下燎原星火的有功之人。

这位有“猛虎将军”美誉的战将，革命军事生涯堪称是一个传奇。

程世才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早年因饱受家乡地主恶霸的压迫而加入鄂豫皖红军队伍。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的鄂豫皖苏区虽然枪械装备并不充裕，但只要冲锋号一响，程世才必定是冲出战壕，挥舞大刀杀向敌阵的第一人。对此，老搭档李先念曾这样形容他：

当时鄂豫皖红军是出了名的“红小鬼”当家，十七八岁的年纪就独当一面者大有人在，程世才就是其中的代表。1931年初，鄂豫皖红军整编为红4军后，入伍不满1年的程世才升任33团特务连排长。

当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并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接连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灭敌正规军40个团近6万余人。而每战必先的程世才也在战火中不断淬炼，由特务排长一路因功晋升至红33团政委。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战略转移途中，被敌军重兵包围在枣阳地区。奉命率33团夺路突围的团长吴云山在激战中不幸牺牲，程世才临危受命兼任团长。

危急时刻，程世才拔出大刀，指挥全团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发起冲锋。身负重伤却仍死战不退，直至将敌人防线撕开一条口子，成功掩护全军突出重围。

程世才作战勇猛，却也不是只知猛冲猛打的莽撞汉。极具军事天赋的他，在每次战斗前都会展开周密部署，不留漏洞。更为难得的是，没上过一天军校的他，却往往能精准把握住最佳战机与战术。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挺进四川后，军阀田颂尧立即聚拢起6万大军，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三路围攻”。为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机立断，制定出一个总的战略：

随即，身处前线的程世才在敏锐察觉到川军左路纵队孤军深入我军腹地的战情后，向徐向前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以一部兵力秘密插向敌人侧后，切断贪功冒进的敌13个主力团退路，使其有来无回。

向来以出奇制胜著称的徐向前，此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看起来程世才是真的领悟到自己的战术核心要领了。所谓的防守，目的并不在于守住阵地，而是诱敌深入，捕捉战机将川军主力一网打尽。

很明显，此时正是最佳战机。徐向前点名由程世才率33团奔袭余家湾，完成对川军合围。而兵行险招的程世才迅速绕过敌人正面的密集碉堡群和交通壕，由方圆20里的原始丛林中另辟小路，直奔敌第10旅旅部所在地梓潼庙。

加之天公作美，33团出发的当夜雷雨交加，完全盖过了部队伐木取路之声。有如神兵天降的33团突然出现在敌阵地前，从睡梦中惊醒的川军手足无措，难以组织有效防御的他们很快便原地缴械投降了。

一战下来，川军左路纵队13个团基本被打垮，第10旅旅长杨杰被俘，另外两路川军获悉左路军兵败，纷纷丢盔弃甲、四散而逃。而立下首功的33团也在战后被授予一面“攻如猛虎”的锦旗。

自此之后，川军闻听程世才和“猛虎团”的名讳无不闻风丧胆。素来目空一切的川军将领何瞻如，在战败后给朋友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

1935年6月，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胜利会师懋功后，旋即被改编为北上的左、右两路纵队，冒险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若尔盖大草原。

一无电台，二无向导，仅靠一个指北针定方向的红军，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单单是红三军团一个700多人的后卫团，就发生了因缺粮而整团牺牲在草地边缘一个河滩上的悲剧。

更为紧张复杂的是，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未及片刻休整便得到一个坏消息——通往甘南必经之路的上下包座，已被胡宗南派重兵驻守，并依据险恶地势修筑了大量工事。

形势万分危急，若不能立刻拿下包座，打开北上通道，一旦敌人援兵赶到，红军将再次陷入绝境。关键时刻，徐向前向毛主席立下了军令状，将攻打包座的任务揽在了四方面军身上。

面对毛主席对出征将领人选的关切，徐向前当即将时任30军军长程世才的名讳告知主席。听罢，毛主席饶有兴致的脱口而出一句：

随后，毛主席见到了时年23岁的红军主力军长程世才，望着面前这个“浑身是胆”的青年将才，毛主席难掩爱才之心，毫不掩饰地和程世才畅谈起来，从四方面军一线部队状态聊到中层指战员对战争的看法，极大地鼓舞了程世才的革命斗志。

接下来的包座战役，程世才一边请政委李先念坐镇军部，一边亲率88师充当前卫，直扑包座城。

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刚一出发，哨兵就报告说敌人援军的1个师正迅速向包座靠近。这样一来，短时间内如果拿不下包座，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不打的话，两股敌人会合，再想攻包座就难上加难了。

关键时刻，程世才当机立断，让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继续猛攻包座，另一路则在半路设伏，张网以待敌人援军前来。

很快，负责增援包座的国军第49师便奉命赶来。师长伍诚任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是徐向前的老同学。在增援途中，伍诚任表现得非常谨慎，一路交替掩护，探索前进。

只不过，坐镇后方的胡宗南却没有这个耐心，一个劲儿的催促伍诚任迅速进兵。无奈的伍诚任刚一加速前进，就被程世才抓住弱点全线出击，硬生生地将49师分割为了三段。

程世才率30军依据险要地势，居高临下，多梯队疏散队形进攻，集中火力猛打一点。仅用了7个小时，嫡系整编的第49师便全军覆没，师长伍诚任独自跳河逃生。

红军顺利占领上下包座，扫清了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使得敌人企图将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化为泡影。

继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开辟西北新局面，进一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徐向前奉命组建西路军，前往宁夏、甘肃建立根据地。

不过，此时的西北形势多少是有些复杂的。尤其是以马步芳家族和马鸿逵家族为代表的青、宁“马家军”，其实力和动向究竟如何，红军一无所知。

程世才奉徐向前命令于当月24日晚率部抢渡黄河天险，直扑滩头，很快便在敌军猝不及防间占领了阵地，一夜之间，30军7000余人全部渡过黄河。

消息传来，驻甘肃的马步芳之弟马步青大惊失色，急令参谋长马廷祥率两个骑兵旅前往支援。但不待马家军摆开阵势，30军一战河北湾，二战吴家川，三战尾泉，连战连捷，马家军被打得四散溃逃。不过，正所谓盛极必衰，这种大好的局面，却在此后的一条山战役中发生逆转。

马家军在实战中有一套专门对付步兵的战法，即战前用炮火覆盖，而后骑兵冲锋。若冲锋受阻，就改用步兵推进，构筑支点阵地，骑兵补充后继续发起二轮、三轮冲锋。在茫茫戈壁滩上，这种战术可以迅速机动的持续输出。

当然，其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怕密集的重火力。而当时的西路军最缺的，恰恰又是重火力。

步枪对快速骑兵根本无法形成有效伤害，且30军7000人仅有3200条枪，每支枪平均子弹25发，十分匮乏。为节省弹药，程世才只能令部队将敌人骑兵放近，然后用大刀砍杀，而这种搏命的战法也是当时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条山战斗，30军苦战三天虽取得最终胜利，但自身消耗也很明显。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程世才的30军作为西路军唯一拥有完整战斗力的部队，承担着护卫总部、掩护伤员、开路攻坚和阻击突围的严峻任务。

之后，面对马家军主力的穷追不舍，程世才组织部队在西洞堡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重创敌军两个主力团，缴获了珍贵的被服、罐头等物资和数百匹战马。

即便如此，弹尽、水竭、药绝的不利处境还是让30军的抵抗达到极限。作为军长的程世才，在完成掩护总部撤离的任务后，也很快接到了最后的任务——将剩余战士们活着带出去。

为了留下革命的燎原星火，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西突围，翻越积雪不化、海拔5000多米的祁连山。40多天的翻越、1000多里的行程，30军最终走出了常年积雪的祁连山腹地，向着甘新两省交界处一个名为“星星峡”的地方前进。

此时，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早已弹尽粮绝。可即便如此，疲惫不堪的战士们仍坚守铁的纪律，对沿途百姓秋毫无犯。而这一切，又都被榆林窟道观道长郭元亨尽收眼底。

道长久虽不问世事，却认定这样一支闯过千里祁连山的部队必定是英雄之师的道理，加之无粮无水却不取百姓一物的部队，必定会是仁义之师。

随即，他倾囊相助，将700多斤小麦、200多斤面粉、180斤黄米、30斤胡麻油、4口袋盐以及30只羊、1头骡子等物资无偿捐赠给红军。素昧平生却能倾力相助，感慨万千的程世才在向郭元亨致以敬意和谢意后，递上了一张纸条承诺：

尽管道长挥手婉言谢绝，但危难之际的雪中送炭还是让程世才感念终生。1961年初，程世才还专门给郭元亨写信，感谢他在20多年前对红军、对革命的帮助。

1990年11月15日，程世才因肺癌在京逝世。老搭档李先念为他致以这样一段悼词：

战将精神，丰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