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被迫让步，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为表示诚意，护送蒋返南京，却被长期软禁，直到晚年才获释。

杨虎城更为悲惨，被秘密囚禁12年，最终死于军统之手。

军统特务罪恶昭彰，不容抹煞。

南京沦陷后，蒋介石特地交代戴笠：将西安事变的“首犯”杨虎城一家秘密转移。于是，一列专车从浙赣铁路出发，夜间悄然驶过株洲，抵达长沙。

沿线警戒森严，车门紧锁，车站封闭。押送人全程低调，连夜行动。

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杨家短暂停留。但没过多久，又被押往益阳桃花坪。

那是军统临时设的一处秘密监所。居住条件简陋，外表是普通民房，实则层层监控。

再后来，随着武汉的战局吃紧，他们又被秘密转移至贵州息烽。

1939年夏，戴笠亲赴息烽巡视。

他觉得阳朗坝的监舍离县道太近，担心走漏风声，便命人寻找更隐蔽之处。

最终选定息烽东北十几里的高山——玄天洞。

那是一个天然溶洞，深不见底，只有一处洞口可进出，守卫方便，消息封闭。

杨虎城一家被安置在洞中。洞里湿气极重，四季不见阳光，滴水不止。

杨虎城本在西北干燥地带生活多年，对这样的环境极不适应。夫人身体开始虚弱，孩子频繁生病，杨虎城自己也精神压抑，常年低烧，体力每况愈下。

他原本身强体壮，如今面色蜡黄，走路都开始吃力。夫人屡次劝他请医生，他总是摇头。“省着点吧，”他说，“拯中还要上学，那几个小的也得读书。”

他不愿再给家人添负担。

早在1937年出国前，国民政府曾发给杨虎城将军15万元旅费。他把这笔钱换成近5万美元，存在一个随身的小皮箱里。出国5个月回国时，剩下的美元还在。但这些底细，早已被看守盯上。

特务们知道他有外币，便故意克扣生活费，连最基本的医疗支出也得靠他自掏腰包。一次次诱逼，一次次勒索。

杨虎城识破伎俩，宁愿病着，也不再掏一分钱。他说：“死也不能再喂他们。”

看着夫人日渐憔悴，孩子面黄肌瘦，杨终于妥协。

他想办法申请在洞外建房。他清楚，蒋介石不可能放他，但至少要让家人活得像样一点。他一次次写信申请，陈述理由。戴笠起初迟疑，后来终于松口。

一听说杨愿意自掏腰包盖房子，看守队长李家杰立刻兴奋异常。

他是出了名的贪官，马上替他向戴笠汇报，顺利拿到批准。杨将军拿出400美元，全数交给李处理。

结果，李在换汇时先扣一笔，施工时又偷工减料，最后盖出来的是个四处透风的简易房。

杨虎城见了，满脸怒气，却又无可奈何。他低声安慰妻子：“起码比洞里强些。”一家人就这样迁进了这个像样却不舒适的新屋。

日子仍旧清苦。伙食也不好。厨房管事的，是戴笠专门从湖南接来的舅舅，却根本不会做北方饭。杨实在忍不住，时常亲自下厨。他揉面、擀片、切段、煮锅，做出了家乡的“麻食”和“米儿面”。

他一边做，一边耐心讲给孩子听。“你没吃过你奶奶做的，她做得比我强多了。”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看管极为“上心”。1940年，他就再次命戴笠亲赴息烽，重新布置防范措施。

戴一到贵州，便下令在杨虎城住所周围设下双重防线。内层由便衣特务日夜盯梢，外层由宪兵站岗，昼夜轮值，滴水不漏。

白天，杨虎城被允许短时间出洞透气。他最常走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岗，在那里眺望公路，看远处车辆一闪而过。

他知道，除了那条路，外界已与他彻底隔绝。他走得慢，站得久，目光深远，试图从车轮声中听出一点命运的动静。

夜间不准出门，洞口上锁。他只能在潮湿幽暗的洞室里待着。

大约在1941年，他的夫人谢葆真生下一个女孩。这是极为难得的喜讯，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精神慰藉。但好景不长，很快便被忧虑取代。

军统方面对谢葆真的身份始终怀疑。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被记录在案。特务时常有意刺激她，审讯、威胁、侮辱，无所不用其极。几年的压抑和折磨，让她精神开始失控。

一次吃饭时，她因饭菜劣质发了牢骚，正遇特务队长李家杰探视。她当场斥责他。李大怒，便回头汇报称她“精神严重异常”，要求隔离。

军统批准了李的提议。不容置喙地把谢葆真再次送入玄天洞，独自囚禁。

杨虎城苦求多次，最终换来的，却是让妻子住进他们用美元修的小屋，而他自己被迫搬回阴湿的石洞。

夫妻就此被拆散。杨虎城十分气愤、痛苦，却毫无办法。

从那以后，谢葆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终日叫骂，听者心碎。特务们开始躲着她，索性把她反锁在屋内。杨虎城常常听着妻子的喊叫，泪水默默流下。

直到1944年前后，谢葆真病情略有缓解，杨才获准搬出玄天洞，与妻子重新同住。他一边照料病妻，一边继续忍受日复一日的煎熬。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息烽人心振奋。杨虎城听后也精神一振。他以为，自己的囚禁岁月或可就此结束。可现实再次击碎了幻想。蒋介石拒绝释放，连探视都被禁止。

1946年夏，他被转押至重庆杨家山，一幢看似普通的平房，暗哨密布。

1947年，谢葆真病情恶化，不治身亡。她死时极度痛苦，这让杨虎城身心俱疲，精神开始崩溃。他整日沉默，身体也急剧消瘦，没过多久便病倒了。

1948年秋，他突患胆结石，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手术，保密局仍全程监控。甚至他病情变化，特务都一一拍电报向蒋介石汇报。

1949年，内战败局已定，蒋宣布“引退”。李宗仁继任代总统，随即在《中央日报》上公开表态：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人。

杨虎城看到报纸后，激动不已。他觉得，漫长的苦难生活终于有了解脱的希望。

但命运并未放过他。

戴笠已死，保密局由毛人凤接管。毛根本无意执行李宗仁的命令。

李发现军统阳奉阴违，紧急致电重庆市长杨森。杨森当面敷衍，说找不到人。电话挂断，他却立即转告保密局：立刻转移杨虎城。

毛人凤火速向蒋介石请示。蒋当即批准：将杨虎城与秘书宋绮云夫妇秘密解往贵州，再次软禁，彻底封口。

押送之时，杨虎城愤怒不已。他手持报纸质问：“不是说要放我们吗？你们还转我去哪里？”特务答：“没有委员长的命令，这报纸不算数。”

他争辩无果，只提出一个条件：“宋绮云一家必须随我同行。”特务满口答应。

1949年8月，蒋介石秘密返渝。他刚落地不久，就在一次密谈中提及杨虎城。

一句即刻处置，永绝后患，直接成为杨虎城的死刑令。

接到命令后，毛人凤立即召集重庆保密局核心骨干密谋。参与者包括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等人。

为减少风险，陆景清指定由两名“熟手”动手——保密局老牌刽子手杨进兴，以及行动组组长熊祥。

这二人皆有暗杀经验，手段狠辣，行事干脆。他们迅速备好工具，选定行凶地点：重庆郊外松林坡的“戴公祠”。

“戴公祠”附近林深道曲，草木浓密，常年荒僻少人。抗战时是蒋、戴二人避空袭的私宅，戴死后则改作秘密处置场。祠中布局封闭，外有特务驻守，不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靠近。

为让杨虎城“自愿”同行，保密局安排周养浩亲赴贵州。

抵达后，他满面堆笑，佯作传信者，低声道：“委员长此次返渝，打算亲自见你一面，可能……要释放你了。”

杨虎城面无表情。经历多年囚禁，他对“释放”二字早已无感。他看着周养浩，不置可否，却依然保持从容。

翌日中午，他按对方要求乘车出发。临行前，周养浩向毛人凤秘密通报车辆到达时间，命重庆方面提前封锁松林坡一带，调遣便衣埋伏，并严令禁止一切人员出入。

为了避人耳目，车队在中途短暂停留，等夜色降临后才悄然驶入渡口。

过江后，直奔山林深处的“戴公祠”。

到达时，夜色已深。空气寂静，草虫低鸣。杨虎城刚一下车，便被迅速带入祠内。随行的宋绮云夫妇、小女儿及随从则被安排在祠旁一幢民房中，暂作看押。

杨虎城与儿子杨拯中刚踏进祠堂，立刻被人刻意分开。他顿觉气氛异常，正欲询问，耳边传来儿子的惨叫。回头一瞬，他已明白结局。

几名特务冲上来，手起刀落，锋刃直刺胸膛。这位曾誓死抗日的西北将领，最终倒在黑夜中的刀锋下，连反抗的机会都未曾拥有。

杨拯中年仅二十出头，也被乱刀刺死。紧随其后，宋绮云及其家人也一并被杀。

特务们行凶后，当夜连夜掩埋遗体，就地埋在林中。

为防日后身份被识破，行凶者还使用化学药剂破坏尸体容貌，将杨虎城的面部彻底腐蚀，试图斩断一切查证可能。

事后，这批人向上级请功领赏，所有记录严格保密，不留一纸痕迹。

直到1968年，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审讯中才供出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