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基于线上逝者纪念文本的分析

政光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基于线上逝者纪念文本的分析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 | 政光景

责任编辑 |刘保中

本文基于公开的线上逝者纪念文本，依据道德的四分类模型，探讨了1950—2019年的道德变迁时期效应和1901—2000年的道德变迁世代效应。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呈现“双拐点，两阶段”特征：即时期变迁上的“千禧年拐点”和世代变迁上的“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在两个拐点前，自我发展道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两个拐点后，四类道德则呈现相反发展趋势。本研究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历史图景，对过往关于道德变迁的改革开放拐点论和道德滑坡论进行了修正。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宗等传统美德”（习近平，2024）。由此可见，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能完整准确地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图景，无疑对探索当代中华文明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与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相关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滑坡论、反道德滑坡论与道德转型论之争。道德滑坡论的基本观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了下滑（李德顺，1994；孙立平，2001；舒毅彪，2011；陈伟宏、陈祥勤，2014）；反道德滑坡论主要强调道德滑坡论的判断有误，中国社会道德并没有下滑（Crittenden，1992；郁乐，2014）；道德转型论主要强调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Lee & Ho，2005；阎云翔、郎帅，2016）。二是与道德变迁密切相关的现代价值转型论和个体主义价值转型论。现代价值转型论认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正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Yang，1996；英格尔哈特、黄语生，1996；Egri & Ralston，2004；Tang et al.，2017）；个体主义价值转型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主，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价值观弱化，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化（哈尔曼，1996；Xu & Hamamura，2014；Zeng & Greenfield，2015；高海燕等，2022）。

总体来看，过往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或局限。一是公认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重要拐点，即“改革开放拐点论”。二是关于道德的理论维度较为单一，缺乏系统性的道德类型理论作为基础。三是对道德变迁的判断以宏观的方向性判断为主，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图景的长期、精确和明晰的定量刻画。基于过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基于系统性的道德类型理论，并采用长时段的线上逝者纪念文本作为经验资料，以求精确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图景。

二、理论、文献与假设

（一）道德内涵及类型

道德是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涂尔干认为道德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核心（谢立中，2021），“任何社会团结的根源，任何促使人们去体谅他人的动力，任何对自身行为不带私心的规定，都可以称作道德”（涂尔干，2000）。韦伯（2007）主要从社会伦理的视角论述了道德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道德规范视为社会行动的基本要素（Parsons，1991）。默顿（Robert K. Merton）则主要关注规范、失范等道德问题（Merton，1938）。由此可见，在经典的社会学道德理论之中，道德是关乎社会团结、社会行动、社会规范何以可能的基础性概念。

然而，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进行分析难免过于宏大和宽泛。在经典的社会学道德理论基础之上，道德的内涵在不同学科研究的发展下愈益丰富，其可以被归纳为几个基本层次和维度。一是道德同时具有个体和社会层次的内涵（Whiteley，1960），包括个体的思想、品质、价值、情感与行为（Ayala，2010；Dahl，2023）和社会的规范、习俗、风气、价值、观念、实践与制度（Durkheim，1960/1933；Haidt，2008）。二是道德既包括自我取向道德，也包括他者取向道德。前者指私德，即关乎自我的优秀品质；后者指公德，强调关注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梁启超，1997；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 斯密，2017；陈来，2019）。三是道德包括发展取向道德和克制取向道德。前者指积极进取、关乎应该做什么的道德，后者指克制自我、关乎不能做什么的道德（斯密，2017；王小章，2023）。

本研究将从包含个体和社会层次内涵、自我和他者取向、发展和克制取向的综合性视角来研究道德的变迁趋势。通过将道德的自我、他者取向与发展、克制取向的维度进行交互分类，构成了自我发展、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的道德四分类模型（政光景，2024）。此四者分别强调了提升自我以利己、克服欲望以利己、采取积极行为以利他和克制自我以利他，在内涵上分别与个体主义、短缺价值、利他主义和底线道德接近。

（二）道德变迁文献及假设

时期变迁和世代变迁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在时期上主要关注1950—2019年，将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简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合并，统称为“改革开放后时期”，并主要回顾关于这两个时期的道德变迁相关研究；在世代上主要关注1901—2000世代，包含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世代（简称“新中国成立前世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世代（简称“社会主义建设世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世代（简称“改革开放后世代”）三个世代群，并主要回顾与这三个世代相关的道德变迁相关研究。

1.自我发展道德变迁研究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偏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道德总体上是被抑制的，国家和社会倡导的是责任和自我奉献的集体主义伦理（阎云翔、郎帅，2016；侯松涛、程美东，2018）。改革开放后时期，中国逐步开始了市场化和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经济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用担心生存问题，这会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兴起（英格尔哈特、黄语生，1996），由此进一步导致个体主义上升（哈尔曼，1996；Rofel，2007；阎云翔，2019）。以上研究主要从价值观视角强调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因此可以根据以上研究推断出自我发展道德时期效应假设。

自我发展道德时期效应假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我发展道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后时期，自我发展道德水平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增强。

从代际变迁来看，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世代普遍仍处于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影响之下，传统伦理构成了当时中国老百姓最基础的道德生活规范（黄滨，2009）。但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启蒙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引领下，个体主义道德也逐渐从精英群体中开始扩散开来（张光芒，2001；孙向晨，2015）。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均强调集体主义道德，而相对抑制个体主义道德，因此可以推断，社会主义建设世代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世代的个体主义道德应该是有所下降的。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代际的价值观也会朝着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变迁（哈尔曼，1996），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注重个体主义（Ma et al.，2016；李春玲，2020）。由此，可以推断出关于自我发展道德世代效应假设。

自我发展道德世代效应假设：自我发展道德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呈现上升趋势，在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存在下降趋势，在改革开放后世代存在上升趋势。

2.自我克制道德变迁研究

当代中国经历了从短缺经济走向丰足的现代经济的历程。人们的欲望形态从抑制性形态转向享乐构建性形态，从节俭主义走向消费主义（王宁，2010）。除了经济形态的转变，制度的差异也会带来不同的道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发展重工业，国家推行了抑制消费的策略（侯松涛、程美东，2018）。因此，在这一时期，“黜奢崇俭”的短缺价值观与国家战略需求高度一致，导致自我克制道德盛行。在改革开放后时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消费主义逐渐取代了节俭主义（王宁，2010）。所以，从时期变迁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自我克制道德与自我发展道德的发展趋势大体应该呈现大致相反的分布。由此可推断出自我克制道德时期效应假设。

自我克制道德时期效应假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我克制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改革开放后时期，自我克制道德水平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减弱。

在世代变迁上，新中国成立前世代普遍处于生活贫困化的状态之下（张庆军、刘冰，1996），再加上连年战争的影响，短缺状况更为严重（蒋杰，2017）。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提高缓慢，但生活水平整体超过了民国时期（朱高林，2014）。改革开放后世代则成长于一个物质更为富足的时代。因此，按照短缺程度决定自我克制道德的逻辑，整个20世纪的世代群拥有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充足，这就导致自我克制道德水平逐渐降低。综上，可以得到自我克制道德世代效应假设。

自我克制道德世代效应假设：在20世纪的世代群中，越是新生世代，自我克制道德水平越弱。

3.发展型利他道德变迁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和学术话语中关于道德滑坡、道德沦丧、道德危机的论调持续不断（李德顺，1994；孙立平，2001；舒毅彪，2011；阎云翔，2019）。总的来看，道德滑坡论主要强调改革开放后时期相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其核心原因是陌生人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因此熟人社会的互惠型利他难以维持。按照这个逻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社会总体上保持着熟人社会的状态，因此发展型利他道德应该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应该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到发展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

发展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体保持在高位，在改革开放后时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与“道德滑坡论”相左的是，一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道德滑坡。郁乐（2014）认为，造成“道德滑坡”判断的原因是人们用传统的道德规范来评价新的道德现象，这给人造成较强的道德滑坡的错觉。克里滕登（Jack Crittenden）认为，中国社会由权威倡导的道德观念转向了个人化的道德观念，这导致了道德的多元化，但这并不能代表道德观念的衰落（Crittenden,1992）。综上可见，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出现“道德滑坡”，但也未明确提出存在道德水平上升的现象，只是对“道德滑坡论”进行了反驳。由此可以推断出关于发展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的竞争性研究假设。

发展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竞争假设：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整体上未呈现下降趋势。

从不同世代来看，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世代总体上都成长于熟人社会。但新中国成立前世代的成长环境更为短缺和恶劣，且受西方个体主义价值影响较大，而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受集体主义价值影响较大。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处于相对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的利他道德水平会显著下降。此外，集体主义价值相比于个体主义价值更倡导积极利他。由此可以推断出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和社会主义建设世代的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1。从改革开放后世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世代的对比来看，其与发展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的推导逻辑一致，因此也可得到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2及其竞争假设。

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1：从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到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

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2：从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到改革开放后世代，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2的竞争假设：从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到改革开放后世代，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未呈现下降趋势。

4.克制型利他道德变迁研究

中国的传统道德强调“制高点”，但在底线道德的规定上并不严格，因此中国传统道德不能适应现代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邓晓芒，201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我国总体上仍属于熟人社会，底线道德总体水平是较高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人口流动性增加，熟人社会规则已无法发挥效用，因此违背公德、突破底线的行为开始出现。到了21世纪，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违背底线道德的行为有所减少（冯秀军、杨中英，2019）。由此推断，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底线道德水平会降低，但随着现代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完善，底线道德水平会再次提高。由此可以得到关于克制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

克制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体保持高位稳定，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现下降趋势，但在后期有一定上升趋势。

从世代变迁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对恶劣的经济社会环境导致社会失序、风俗败坏、道德沦丧（蒋杰，2017；张庆军、刘冰，1996）。因此，这种成长环境会导致较低水平的克制型利他道德。而社会主义建设世代成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且国家的集体主义权威较强，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会有显著的提升。到了改革开放后世代，其逻辑与前一假设所阐述的时期效应类似，可能存在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出克制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

克制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从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到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呈现上升趋势，从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到改革开放后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三、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与加权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文线上逝者纪念网站的逝者纪念文本，这些线上逝者纪念文本主要由逝者的亲朋好友在逝者过世以后通过建立线上逝者纪念馆的方式进行登记录入，属于典型的用户生成内容。逝者纪念文本包含的主要信息为姓名、性别、建档时间、出生年、逝世年、逝者生平介绍等与逝者相关的信息。其中，逝者的生平介绍是逝者的亲朋好友为其撰写的纪念性文字，包含了对逝者的性格、品行等道德特征的描写。本研究提取所有包含逝者生平介绍的样本作为本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生成的时间在2000—2021年，研究对象为逝者，其逝世年份限定在1950—2019年，出生年份限定在1861—2000年，年龄限定为20岁至89岁之间。符合以上条件的样本有64600个。

那么线上逝者纪念文本何以成为研究道德变迁的可行资料呢？逝者纪念文本类似于口述史，差异在于前者是由他者对逝者生平经历与品质特征进行描述和评价，属于他述史。逝者纪念文本是对逝者一生的、全面的、整体的“盖棺定论”，而不是对某一行为、某一情境、某一阶段的阶段性、单一性评价，所以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综合性和客观性。逝者纪念文本与口述史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资料的方法论意义是相通的：一是具有真实性，与其他史料一样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周晓虹，2021）；二是个体的历史不仅能反映人类生命及体验的深度与结构（周海燕等，2020），也能反映社会结构和时代特征（周晓虹，2021）；三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传统历史聚焦于精英群体，而口述史以普通老百姓为主，能展示历史的多元性（桑兵，2005）。

因线上逝者纪念文本的生产过程存在选择性，因此应该对该数据进行加权调整，以使数据的分布与真实分布更为接近。本研究采用校准加权方法，依据迭代比例拟合算法，基于更为准确的代表性死亡人口统计数据对线上逝者纪念文本进行加权调整，以提高统计估计的准确性（Rueda et al.，2007）。加权调整思路与政光景、梁玉成（2022）的研究思路一致，在此不赘述。

（二）操作化测量

在文本分析中，对一个概念进行测量的常用方法就是词典法（Chen et al.，2021），因此构建道德词典是对其进行操作化测量的基础。参照梁玉成、政光景（2022）和政光景（2024）研究的做法，依据道德四分类模型，本研究构建起基于道德四分类模型的道德词典，其中，自我发展道德包括勤劳、博学、乐观等词汇，自我克制道德包括节俭、律己、节制等词汇，发展型利他道德包括乐善好施、和善、友爱等词汇，克制型利他道德包括诚实、忠诚、谦让等词汇。下一步，本研究采用词对主题模型（Biterm Topic Model，简称BTM）作为文本聚类工具对以上理论驱动的人工分类词典的合理性进行验证（Yan et al.，2013）。聚类结果显示，基于理论的道德分类与基于数据驱动的道德分类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证明了道德的四分类模型及词典的可靠性。

在建构道德的四分类词典后，接着就需要基于四类道德的得分进行操作化测量。这一测量主要需要克服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每一个逝者纪念文本长度长短不一的问题；二是进行道德评价时因“死者为大”的缘故主要强调美德的选择性问题。

针对第一个问题，本研究采用词旋转器距离法（Word Rotator's Distance，简称WRD）计算每一个逝者纪念文本与四类道德词典的相似度，该方法在解决文本相似度计算中的文本长度不一问题上具有较好的效果（Yokoi et al.，2020）。针对第二个问题，本研究采用总文本相似度锚定的方法计算文本相似度（梁玉成、政光景，2022），其得到的是四个道德得分的相对值，体现出四类道德的相对重要性，即逝者更倾向于表现出哪方面的道德特质。依据WRD和总文本相似度锚定法，分别计算每一个逝者纪念文本与四类道德词典的文本相似度，即可得到每一个逝者的四类道德得分。经测量得到的四类道德加权前后的得分情况见表1。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主要是逝者的年龄、时期和世代，逝者的出生年份代表世代，逝世年份代表时期。年龄为20~89岁，每10岁一个组，共分为7个年龄组；时期为1950—2019年，每10年一组，共分为7个时期组；世代为1861—2000年，每20年一组，共分为7个世代组。逝者纪念文本撰写时期为2000—2021年，每2年一组（最后一组为3年），共分为7个撰写时期组。以上变量加权前后的描述性统计值如表1所示。

四、模型与结果

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进行研究，需要在模型上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个体层次的道德上升到宏观社会层次道德的问题。因在逝者层次测量的道德属于个体层次的道德，而本研究关注的道德变迁是宏观层面的，因此需要在模型上实现从微观向宏观层次的跃升，即从“微观旨趣”转向“宏观观照”（陈云松，2022）。二是需要解决道德变迁中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共线性问题。因逝者时期=逝者世代+逝者寿命（逝世时年龄），时期和世代显然存在强共线性关系。三是要解决撰写者和撰写时期的控制问题。因逝者纪念文本是由逝者的亲朋好友撰写的，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逝者，所以需要控制撰写者和撰写时期的道德对逝者纪念文本中道德表达倾向的影响。

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以下简称APC模型）既可以解决从个体微观上升到社会宏观的问题（Bell & Jones，2015），又能解决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共线性问题。过往的研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APC模型，如代理变量法、机制分析求解方法（Winship & Harding，2008）、内生因子法（Yang et al.，2004）、多层次线性模型法（Yang & Land，2006）、APC交互模型法（Luo & Hodges，2022）等。但许琪等（2022）认为以上方法或在实际研究中难以运用，或具有明显的方法缺陷。因此，本研究使用自然样条算法（Natural Splines）去估计APC效应（Rutherford et al.，2010）。

因为逝者纪念文本不涉及撰写者本人特征，所以本研究需要通过控制变量以外的其他办法来控制撰写者和撰写时期效应。鉴于在逝者纪念文本中，有部分文本是由同一名撰写者生成的（如同时给父亲、母亲撰写纪念文本的情况），且撰写者均嵌入于撰写时期之中，因此通过多层次模型的方式对撰写者和撰写时期特征进行控制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该方式还可以控制撰写者和撰写时期带来的不可观测异质性。

因此，为了解决本研究面临的较为独特的遗漏控制变量的APC模型设置问题，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多层次模型和自然样条算法APC模型结合起来，提出了多层次自然样条APC模型（Multilevel Natural Splines Age-Period-Cohort Model）。APC模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函数的相加组合来拟合因变量的值，该值是年龄和时期的函数（Sasieni，2012）。将该模型与多层次模型结合后，表达式如下：

其中，

f

A

f

A

f

A

ijk

ijk

N

σ2

0j

其中，

00

U

k

U

k

N

U

jk

U

jk

N

σ2

在模型设定上，因为研究数据样本量足够大，所以模型中每1年代表一个时期或世代，每1岁代表一个年龄组。另外，自然样条函数中的内部节点数分别设定为：20~89岁共分为7个年龄组，1950—2019年共分为7个时期段，1861—2000年共分为7个世代组。因四类道德得分的值较小，因此本研究在建模时分别将其乘以10000，并在计算其预测值时除以10000。四类道德得分的多层次自然样条APC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对道德变迁的时期和世代效应进行集中分析，本研究将不展示年龄效应。此外，因各模型的世代效应时间跨度较长，本研究将主要讨论1901—2000世代的变迁问题。

（一）自我发展道德变迁

图1展示了自我发展道德的时期与世代效应。从时期效应来看，不同的年龄组均呈现了相似的分布形态，即从1950年一直到2005年前后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在2005年后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整体上，自我发展道德在70年间呈现一个以2000—2010年为拐点的“勺子”型分布，本研究称该拐点为“千禧年拐点”。由此可见，本研究初步证明了自我发展道德时期效应假设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分布形态的理论预测。但研究结果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自我发展道德水平仍然保持下降趋势，直到2005年后才开始转向明显的上升，这与研究假设的推论不同，也对过往众多学者认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转型肇始于改革开放的论断提出了挑战（Rofel，2007；阎云翔，2019）。

从自我发展道德的世代效应来看，各年龄组的世代效应分布基本一致，均呈现“V”型分布，拐点大致集中于1935—1955年。这一拐点附近世代群成长时间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此可以称其为“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在拐点前，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在自我发展道德水平上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与自我发展道德世代效应假设对新中国成立前世代的推测不一致。由此可以推断，新文化运动等倡导的个体主义道德在开始阶段影响较大（费孝通，2003；黄兴涛，2006），但之后的影响下降。在“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后，自我发展道德水平总体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与自我发展道德世代效应假设对社会主义建设世代的推测相反，说明越往后的世代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越大，导致个体主义道德水平上升。在改革开放后世代，自我发展道德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这与研究假设一致。

（二）自我克制道德变迁

图2展示了自我克制道德的时期与世代效应分布。从时期效应来看，不同的年龄组的自我克制道德分布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具有“千禧年拐点”特征。这一结论证明了自我克制道德时期效应假设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推断，自我克制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在改革开放后至2005年左右，自我克制道德水平仍然保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与研究假设不同。这说明即使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后，适应短缺经济的自我克制道德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

从自我克制道德的世代效应来看，各年龄组的自我克制道德分布均呈现明显的“倒U”型分布。且年龄越大，拐点出现的世代越早。这与自我克制道德世代效应假设的自我克制道德随时间线性降低的推论不一致，说明物质短缺程度决定自我克制道德的逻辑不能完全解释自我克制道德的世代效应。图2中，5个年龄组的自我克制道德都存在拐点前的上升阶段，说明可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节制型价值观对不同年龄组世代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不同的拐点出现时间则说明这一影响在不同年龄组上产生的效应具有差异性。

（三）发展型利他道德变迁

图3展示了发展型利他道德的时期与世代效应分布。从时期效应来看，不同年龄组呈现相似的分布，均展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且具有“千禧年拐点”特征。这一结论说明发展型利他道德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继续保持上升趋势，直到“千禧年拐点”后才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结论更符合发展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的竞争假设，对过往大部分学者倡导的“道德冷漠”与“道德滑坡”论断构成了实证上的挑战。

从发展型利他道德的世代效应分布来看，各年龄组均呈现明显的“倒U”型分布，具有“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特征。在拐点前，新中国成立前世代的发展型利他道德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这支持了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1。但社会主义建设世代的发展型利他道德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与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1的预设不符，可能是因这一世代在后期逐渐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世代之后，发展型利他道德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支持了发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2。由此可见，“道德冷漠”与“道德滑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世代变迁规律上相对更为成立，这可能是导致很多学者做出中国社会道德滑坡论断的主要原因。

（四）克制型利他道德变迁

图4展示了克制型利他道德的时期与世代效应分布。从时期效应来看，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形态大致类似，同样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具有“千禧年拐点”特征。这一结论总体上与克制型利他道德时期效应假设的推论相反。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仍然保持上升趋势，直到2000年后，底线道德水平才有所下降，这也构成了对过往“道德冷漠”与“道德滑坡”论断的挑战。

从克制型利他道德的世代效应来看，各年龄组的分布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呈现“倒U”型和“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特征，与自我克制和发展型利他道德的世代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部分证明了克制型利他道德世代效应假设，即从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到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从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到改革开放后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了稳定的下降趋势，且在1975—1980世代后有加速下降的态势，未观测到研究假设推断的改革开放后期世代的上升趋势。这说明现代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推动底线道德水平的提升。

（五）四类道德变迁综合分析

下面将集中对四类道德的时期和世代效应进行对比，以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状况。为了更好地描绘道德水平的总体变迁趋势，本研究采用局部线性平滑的方式来进行绘图，以消除短期的不稳定（见图5）。图5上图展示了四类道德在1950—2019年的时期效应。自我发展道德水平在2000—2010年的“千禧年拐点”前保持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后保持上升趋势。而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的分布正好与自我发展道德相反，且同样具有“千禧年拐点”特征。由此可见，在1950—2019年的时期变迁上，中国社会的道德呈现明显的由“千禧年拐点”分割的“两阶段”的分布形态。

图5下图展示了四类道德在1900—2000年的世代效应。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三类道德水平呈现“平行”分布，均为“倒U”型，而自我发展道德则与以上三类道德的分布正好相反，呈现“U”型分布。四条道德的分布曲线均具有1935—1955年的“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由此可见，在1901—2000年的世代变迁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呈现由“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分割的“两阶段”分布形态。

（六）稳健性检验

在方法上，本研究将多层次模型和理论驱动的边界APC模型相结合来进行稳健性检验（Fosse & Winship，2019）。基于新模型的道德分布与主模型总体一致，且显示出“千禧年拐点”和“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在测量上，本研究采用ChatGPT4. 0对四类道德得分进行测量。基于新测量方法的道德分布与主模型总体一致，且显示出“千禧年拐点”和“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其中，发展型利他道德的时期效应与主模型在总体趋势上不一致。对此，本研究利用1950—2019年的《人民日报》数据对其进行确认。结果显示，发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在时期效应上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验证了主模型结果的可靠性。

五、总结与讨论

过往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研究普遍持改革开放拐点论的观点，并基于此发展出道德滑坡论、价值转型论等理论。但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转折点并不是改革开放。从时期变迁来看，1950—2019年的道德变迁大致呈现由“千禧年拐点”分割的“两阶段”分布特征。在第一阶段，偏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道德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偏集体主义的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第二阶段，四类道德正好与第一阶段的变迁趋势相反。从世代变迁来看，1900—2000年的道德变迁大致呈现由“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分割的“两阶段”分布特征。在第一阶段，偏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道德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偏集体主义的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第二阶段的变迁趋势则与之相反。总体而言，本研究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历史图景，即道德变迁存在“千禧年拐点”前后的“两阶段”时期变迁效应和“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前后的“两阶段”世代变迁效应，可以总结为道德变迁的“双拐点，两阶段”特征。根据这一结论可对过往研究的主要论断进行修正：一是改革开放并非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拐点；二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在世代变迁上发生较早，在时期变迁上发生较晚。

为什么改革开放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变迁拐点呢？总结过往道德变迁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了道德变迁的走向：一是物质基础，即物质的短缺或充裕程度对相应道德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二是价值规范，即主导性的价值和规范对相应道德的鼓励或压制程度。社会的充裕程度越高，其越可能为自我发展、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减少了自我克制道德的必要性，反之亦然。社会主导性的价值和规范则可能对自我发展道德存在压制和鼓励的区分，也可能对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存在强规制和弱规制的区分。

表3进一步以物质基础和价值规范对不同时期各维度道德的效应进行了解析。下面将分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后、千禧年前和千禧年后四个阶段，根据物质基础和价值规范对道德的促进与阻碍作用进行深入解析。首先，为什么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时期变迁出现了“千禧年拐点”，而不是“改革开放拐点”呢？从物质基础因素来看，千禧年前后阶段形成了短缺社会与富足社会的鲜明对比，物质的极大丰富促使自我发展道德快速上升，而使得自我克制道德急剧下降。同时，有利于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的物质基础虽已具备，但儒家伦理价值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减弱趋势，新的伦理规范尚未成熟，因而导致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有所下降。而在改革开放节点前后，中国社会的物质充裕水平差异不大，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仍以短缺状态为主。在价值规范的转变上，虽然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的影响不及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但西方个体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仍然有限，集体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本文认为，物质基础和价值规范这两个主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使其不构成道德变迁的拐点。

其次，在世代变迁上，为什么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世代拐点”，而没有出现“改革开放世代拐点”呢？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世代首先在儿童、少年、青年时期受西方个体主义思潮影响，而后在青年和壮年时期逐渐受到新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因此自我发展道德水平在此前逐渐降低，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则逐渐升高，并在新中国成立世代达到顶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世代则分别在青年、少年、童年时期经历改革开放，在壮年、青年时期经历千禧年后的全球化、市场化发展浪潮，因此其受物质逐渐充裕和价值观逐渐转向个体主义的影响，自我发展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而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逐步降低。因为改革开放前后世代同样都经历了物质逐渐充裕和个体主义价值逐步盛行的过程，所以在这一节点并未发生方向性转变。当然，以上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机制分析是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并结合过往研究进行的理论推导，这一推导是否可靠，是否还有更多重要机制未涉及，则留待未来更多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来进行验证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