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最大地强调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强调教育为政治实践服务的功能，将政治教育当作一切教育的核心，作为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标准。

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教育的过程同时应当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军事技能实践的过程。

“教育革命”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支点而展开的。

为达此目的，在教育管理上，大规模地下放教育管理权。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提出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

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

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

在下放高等学校管理的同时，对部分高等学校实行了搬迁、合并和裁撤。当时，我国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均下放到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先是下放到江西，后又被撤销。

到1971年，全国原有434所高校，仅328所在勉强维持。大学而外，中等专业学校也大批下放，大批撤销。

各地的中学、小学的管理权也层层下放。在农村，由生产大队来管理农村民办小学并进一步管理公办小学，农村中学则由公社甚至大队来经办。

大规模下放教育的管理权，为的是实现打破资产阶级当权派、学术权威的统治，实现教育体制与生产体制的进一步结合，结果则是破坏了教育的原有机制，造成教育管理体制上的极大混乱。

对教学内容的改变也是前所未有的。以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教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而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原有的教材被批判、废弃之后和新的教材编写出来之前，中小学校的断断续续的教学活动，主要是以毛泽东著作为教材，如小学生学习“老三篇”、《毛主席语录》。

为便于教学，一些地方还将《毛主席语录》印成通常使用的教材的标准32开本，作为学校的正式教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地方不断地编写“试用教材”。“试用”者，不成熟也。

文化课必须在政治统帅之下才能存在，而所谓“政治”又必须随时紧跟形势，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政治权力斗争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统率文化的政治，也就成了变化莫测的变数，这样，“试用教材”年年试用，年年改编。

大学也大量取消了原有教材。编写新教材的原则，是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

一方面对原有教材在内容上，从生产实践出发改其体系，另一方面，新编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新教材。

在中学教学中，在政治课主导的前提下取消了历史课、地理课；在生产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取消了物理课、生物课、化学课等基础课程，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

大量取消基本原理、基本定理等内容，代之以步枪的结构、射击、手榴弹、拖拉机、脱粒机、收割机、犁耙、农作物生长、病虫害防治、农田基本建设等实际应用的内容。“教育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

这个新体制要求教育要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很好地实现教员所主张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这个“三结合”的体制的具体形式，在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为“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

这样，“开门办学”就成为“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教员的两段话：

“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又补充指出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

其核心都在于打破学院与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空间距离，打破知识分子、教育界与工农群众的界限，使之与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社会完全地融合起来。

“开门办学”，就是学校的教师与学生应当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到工厂、地、农村、军营中去参加阶级斗争、工农业生产劳动，广泛地和长期地参与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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