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磊啊,你妈前晚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你赶紧回来吧....”
漂泊南方城市五年,我终究是被这通电话击溃了。
母亲离世的噩耗如惊雷炸响,攥着口袋里不到两千元的积蓄,我踏上了归乡的路。
原以为迎接我的只有丧母之痛,却不知前路还铺着村民漠然的目光,以及母亲尚未还清的债务……
01
1999年初春,南方城市的雨季总是突如其来,仿佛没有一点预兆。
午后的天光灰蒙蒙的,我独自站在公司大楼的檐下,望着街头那倾盆而下的雨帘,心里压得慌——像是这天一样,沉沉地罩着我不放。
亚洲金融危机的尾巴把外贸行业折腾得七零八落,我们这家小公司更是岌岌可危。
就在刚才的部门会议上,老板面无表情地宣布将裁员三分之一。
我心里一清二楚,自己这半吊子的业务水平,在即将到来的“名单”上恐怕稳稳当当。
“李磊,别发愁啦,早点回去歇着。”小王拍了拍我肩膀,又把自己的伞塞过来。
我摇了摇头:“你先走,我等雨小点再走。”
我其实根本不怕淋雨,只是……不想回去。
那个不到十五平的小屋子,潮湿又逼仄,像个铁笼子一样,让人喘不过气。
在这座城市漂了整整五年,我三十四了,仍旧是个什么都拿不出的普通打工者。
除了眼下这份随时可能被裁掉的工作,我连个能称得上“归属”的地方都没有。
正胡思乱想间,口袋里的 BP 机“滴滴”响了起来。
我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号码,后面带着我家乡的区号。
心顿时揪了起来。家乡那边除了母亲,已没别的亲人。
我顾不上雨大路滑,撒腿就朝街角的公用电话亭跑去。
手指颤着拨完号码,耳朵贴紧听筒。
“喂,是李磊吧?” 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熟悉却久未听到的沙哑声音。
“我在,您是?”我急着确认。
“我是你们村的钱卫国,你妈没抢救过来。你赶紧回来吧。”
他还在继续说什么,但我脑子里只剩下那句“你妈没了”,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像锤子一样敲击着我的神经。
我眼前发黑,脑袋嗡嗡作响。脑海里跳出的是几个月前跟母亲通话的情景。
她语气一如既往地温柔,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照顾好自己,有空就寄点钱回去。
可我呢,忙得团团转,囊中羞涩,也快一年没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
电话挂断后,我几乎是瘫坐在路边。
雨水打在脸上,冰冷刺骨,和脸上的泪混成一片,我分不清到底是水还是泪。
我撑着身子回到出租屋,像个木偶般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可带的——这五年,我除了几件换洗衣服,没添过什么像样的东西。
床垫底下那点积蓄,我数了又数,还不到两千元。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勉强够买张火车票和给母亲办个简单的丧事。
天还没亮透,我就站到了公司楼下的门口,等着老板来。
02
“老板,我母亲过世了,我得回老家处理后事,可能得耽搁一周。”我尽量让语气平稳,不让情绪溢出。
老板皱起眉头,语气显得迟疑:“你也清楚公司现在什么状况。你这个节骨眼上离开,我不能保证你回来还有这份工作。”
我没等他说完,就低声接道:“我明白。如果我回不来,就当是我自己辞职。”
话一出口,我转身便走,耳边隐约传来老板叹息的声音。
但此刻,我已顾不上这些。我只想尽快赶回去,哪怕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汽车站里人头攒动,都是些穿着朴素、手提蛇皮袋的打工人。
我买了一张回县城的长途车票,准备赶最早一班车启程。
车子驶出城市,开进蜿蜒起伏的山道,我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模糊的田野和乡间小路,心却早已飘回童年。
那些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日子,一个个片段从记忆深处浮现。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却把对子女的期望系得特别深。
父亲在我十一岁那年撒手人寰,从那天起,整个家的重担全落到她一人肩上。她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去村边砖厂打短工,省吃俭用地供我读书。
我始终记得她那双粗糙开裂的手,还有她脸上早早爬满的皱纹——一想到这些,胸口就像压了块石头,闷得喘不过气来。
从县城到我们村还有二十多公里山路,没公交,我只好掏出五十块钱,雇了辆摩托车。
摩托在泥水路上颠簸,尘土和冷风扑面而来,我双手死死抓着司机腰间,不敢分神。
“小伙子,回老家奔丧?”司机扯着风声问。
我点了点头,低声道:“我妈走了。”
“唉,节哀。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往外跑,家里只剩老人和娃娃。你多久没回来了?”
“五年多了。”我说得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那你回去可能会有点不习惯,村子变化挺大。”他像是随口一说,却带着些深意。
我没再接话。无论村里变成什么模样,母亲已不在那里等我——这一点,再怎么接受也显得苍白无力。
天将擦黑时,摩托停在村口。西边残阳如血,把整个村庄染上一层温暖的橘红。
我抬眼望去,那些低矮的黄泥房依旧伫立,石板巷子依旧狭窄,只是少了往日的炊烟和人声——仿佛整个村子都沉默下来,与我一同哀悼。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熟悉却陌生的小路。
几个年长的村民从巷口走过,远远望着我,点了点头,却没人说话。
我心里明白,母亲的事他们早已知道。
他们的沉默让我更加难受,那种孤独和失落,如潮水般涌了上来,瞬间淹没了我。
03
母亲的屋子在村东头,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门前的石阶早已被岁月磨得坑洼不平。
我推开那扇松动的木门,一股夹杂着潮气和霉味的气息扑鼻而来,屋里光线昏暗,几件老旧家具歪歪斜斜地摆着,墙角的泥墙有多处渗水的痕迹,空气里透着长久无人居住的沉寂。
母亲安静地躺在里间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洗得泛白的旧床单。
我走上前,小心地揭开那床单,她瘦削的面庞立刻映入眼帘。
脸上的皱纹深了许多,颧骨突兀,双唇紧闭,但眉眼舒缓,像是走得并不痛苦。
“扑通”一声,我跪倒在床前,双手紧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冷僵硬的手,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
“妈……我回来了……回来送您最后一程……”我哽咽着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屋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擦了把脸,起身走出去,只见院子里站着村长和几位村民,神情庄重。
“李磊,节哀顺变。”村长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几分复杂。
他叹了口气,说:“你妈是前晚突然犯病的,邻居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简单料理了一下,就等你回来。”
我低头轻声道谢:“谢谢村长,谢谢大家。”
村长顿了顿,语气转为谨慎:“你母亲的后事……你打算怎么安排?”
我抬起头,声音坚定:“就按村里的规矩办吧。我想请村里人帮着操办,我负责费用。”
话音刚落,院子陷入短暂的沉默。
几位村民交换了下眼神,神色里透着犹豫。
村长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李磊,有件事……你妈这些年在村里借了不少账,也欠了不少人情。大家手头也紧……”
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母亲为了供我读书,东拼西凑,欠下了不少债,而我这些年在外奔波,却从未真正帮她解过困,甚至连她的欠账都一无所知。
村民们自然对我心存芥蒂。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还清她欠大家的。”我压抑着情绪,“但现在,请大家先帮我把丧事办妥。”
“话说得轻巧。”一个中年男人冷笑着插话,“你这一走五年没个影儿,你妈生病住院那会儿,还是我们凑的钱。现在你回来一句话,就让我们再搭人力搭时间?”
“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一有点出息就把老家撂一边。”一旁的大婶阴阳怪气地接了句。
我垂下头,哑口无言。这些话扎心,却都是真话。这些年我鲜少回家,连春节都因为加班缺席了。
我给母亲寄的钱少得可怜,不足以改变她的生活,也难怪村里人有怨气。
我努力平复心情:“大家的顾虑我理解。我带的钱不多,但我保证,母亲的丧事,我一定尽力体面地办完。”
村长望了我一眼,又环顾四周的村民,缓缓叹气:“也罢,你先看看要怎么筹办吧。丧事不是小事,得提前准备。”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是一团乱麻。我对农村的葬礼一窍不通,连最基本的程序都不了解。
母亲生前一心为我,如今我却连她最后的体面都不知如何安排。
04
村民们陆续散去,院子一下子空了,只剩我一个人站在暮色中,四下静得出奇。
夜渐深,老屋前只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
我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稀疏的灯火,心里沉重得像压了块石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院口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个提着红纸灯笼的身影走了进来。
“李磊啊,是我,钱卫国。” 来人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个子高,嗓门粗,身形魁梧,是我们村的老邻居。
“钱叔,真谢谢您那天打电话通知我。”我连忙站起身来。
“别客气。” 他走进院子,把灯笼挂在屋檐下,灯光随风晃动,把他棱角分明的脸照得分外清楚。
“我听说村里人有些不愿意出力,是不是?”
我勉强笑了笑,点了点头:“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放心,我来帮你。” 钱叔拍拍我肩膀,语气带着一股老派人的爽快劲儿,“你妈生前对我们家有恩,这次,我是来还情的。”
那一刻,我心里的防线彻底崩了,眼泪再次涌上眼眶。
在这冷清的夜晚,他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亮我身处的困境。
“谢谢您,钱叔。”我喉咙发紧,“可我手头钱不多,怕连个像样的葬礼都办不起。”
“先别想那么多。”他微微皱了下眉,旋即转口:“先跟我回家吃口饭吧,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吧?吃了再说,事咱们一点点商量。”
他家就在东头,离我家不远,比我家屋子略宽敞些,虽仍是土坯墙、青瓦顶,也已斑驳陈旧。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饭菜香,那是农村灶台上柴火煮出的味道,混着菜油香和热气,一下子勾起我许久未有的食欲。
钱婶正忙着盛饭,见我进屋,赶忙擦手迎出来:“李磊啊,听说你妈的事,我们心里都不好受。先吃点热的,人是铁饭是钢。”
她给我舀了一大碗米饭,又夹了几样热菜放到我跟前。青菜炒豆腐,土鸡炖萝卜,还有一碟咸菜,全是最寻常不过的家常饭菜,却让我鼻头发酸。
这些年在城市里,为了省钱,我吃过无数顿廉价快餐,却再没吃过这样踏实的一顿热饭。
“钱叔、钱婶,真的不知该怎么谢你们。”我放下筷子,语气真诚。
钱叔摆摆手:“别客套了。你妈要是听你这样说,非得数落你不可。”
我一愣:“她帮过你们?”
“当然。” 钱叔沉声道,“那年我儿子得了急病,急需送县医院,可我一时凑不出钱。整个村子没人肯借,唯独你妈,没说两句话就把家里所有积蓄拿给我。”
说到这,他顿了顿,声音略带沙哑:“那笔钱,救了我儿子一命。我一直想报答,可她从不肯提,嘴里老说‘邻里之间,讲啥回报’。”
我怔住了,心里翻江倒海。母亲平日从不提这些,我竟一无所知。
她自己生活拮据,却还想着别人。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连最基本的照料都没做到。
05
“钱叔,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我声音有些发颤。
“你妈一向不愿张扬。”孙婶接过话头,语气里满是感慨,“她是个要强的人,总说村里人日子都苦,能帮一把是一把。”
晚饭后,钱叔从屋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用钢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他戴上老花镜,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道士要请、香火得备、三牲五果不能少,寿衣得全套,棺木必须结实耐用,还得找人看风水、选日子、定下葬的山头。
“光是这些祭品、请人做法事、买棺材,就得三千多。”他说着,把那纸递给我,“这还不算后头招待亲戚的开销。”
我接过纸,指尖发凉,心里一沉。我清楚自己兜里只有不到两千块,那是我五年打拼攒下的全部积蓄。如今面对这长长一串清单,顿觉无比力不从心。
钱叔看出了我的为难,轻轻拍了拍我肩膀:“孩子,钱的事你先别愁。我这几年多少还存了点,你先拿去用。”
我连忙摆手:“不行,钱叔,这笔钱我不能收。”
他眉头一皱,语气一板:“李磊,你是嫌弃我这把老骨头吗?你妈在世那会儿,对谁都没二话,现在她走了,该我们这些受过她恩的人来尽份力。”
我心头一热,一股说不出的感动涌上来。在他的坚持下,我最终接过那笔钱,心中却暗下决心:将来只要我有一点能力,一定要还上这份恩情。
那晚我就睡在他们堂屋的一张木板床上,身下是钱婶铺好的褥子。
夜深人静,只听得见屋外偶尔传来的虫鸣声。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母亲的面容,还有钱叔钱婶的身影。
天刚擦亮,钱叔就已穿戴整齐,蹬上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赶去县里请风水先生。
回来后又立刻去联系做棺材的木匠,连口热茶都顾不上喝。
钱婶也没闲着,她帮我收拾母亲遗留下的衣物,翻出那套早年准备好的寿衣,用热水烫平一遍遍抖开,看得极为仔细。
而我则在钱叔的带领下,挨家挨户地通知村里的亲戚邻居。
可我没料到,大多数人不是冷眼相对,就是借口推脱,有的人甚至连门都没开。
我站在一扇又一扇紧闭的门前,心里像堵了一团棉絮,闷得发慌。
这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母亲在这个村子里,是如何孤身撑过那些年头的。
“别往心里去。”钱叔拍拍我肩膀,“你妈那性子,人前不爱求人,这几年受了不少冷遇。现在你回来了,我们自家人把她送得体面点就成了。”
接下来的几天,钱叔几乎没歇过一口气。他四处打听,为我找来了村里风水最好的一块坟地。
棺材打制期间,他每天都亲自去看,连一颗钉子的位置都不放过,唯恐出半点差池。
终于到了出殡那天。一大早,钱叔换上他那套存放多年的灰蓝色中山装,钱婶也穿了洗得发白却干净整洁的旧布衣。
他们俩亲手帮我将母亲的遗体安放进棺材,又依照本地习俗,把她用惯的木梳、绣花手帕、小铜镜一样一样放进去,说是让她走得安心。
06
钱大叔走过来,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李磊,按照老规矩,儿子得在棺前跪守三天三夜。可现在不比从前,你情况特殊,跪上一跪,表达心意就行了。关键是这份孝心。”
我默默点头,跪在母亲的棺木前,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泪水一滴一滴打湿了灰土。
母亲这一辈子,勤苦操劳,从不抱怨,一切都为了我这个独子能有出息。
可我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却连最基本的陪伴和回报都没做到。那种悔恨,像钉子一样扎在心头,估计这辈子都拔不掉了。
葬礼那天,来的寥寥无几,除了钱大叔夫妇,还有几个远房亲戚。村长倒是出现了一会儿,把一个红包放在供桌上,便匆匆离开。
整场葬礼虽说简陋,却也庄重肃穆。风水先生按村里的规矩主持仪式,我们抬着母亲的棺材,一步一步走到村后那片小山坡。
那里山势不高,地势开阔,能一眼望见整个村子。母亲就安葬在那里,静静地卧在夕阳下。
我站在新坟前,双手合十,低声说道:“妈,您现在能看到村子,也能看到儿子今后的路。我发誓,不管多难,一定会活成您盼望的样子,不叫您丢人。”
葬礼结束后,现实如潮水般涌来:工作已断,积蓄所剩无几。钱大叔提议让我先留在他家,等找到工作再走。
我摇头婉拒:“钱叔,您和婶子已经帮我太多。我不想再添麻烦,我打算后天回城,重新找份差事。”
钱大叔略显意外,皱眉问道:“怎么这么急?不多歇两天?”
我解释道:“在城里还有点熟人,趁着心还热着,我得赶紧行动。等我站稳了脚,一定回来看望您和婶子,也会把母亲的账一笔笔还清。”
他点点头,神情复杂:“你有主意就好。咱这地儿留不住年轻人,但别忘了,这里是你的根。”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钱婶特地做了一桌子菜,全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干锅土豆片、韭菜炒鸡蛋、粉蒸肉。
饭后,她还细心地给我打包了一袋干粮,说是路上饿了能顶一口:“孩子啊,城里生活不容易。要是日子实在难,就回来,咱家虽然穷点,可能让你吃口热饭。”
饭刚收拾完,钱大叔从里屋拿出一个旧布包,递给我:“这里有五百块,是我和你婶子攒下的,你带着,急用。”
我连连摆手:“不行,钱叔,这已经帮得够多了。”
他一把把包塞到我手里,眼神严肃:“你妈最疼的就是你。她走了,我们也该替她看一看你。这钱,是我们的心意,不拿,是你不给她面子。”
我最终接过那包钱,指尖传来微微的温度。那一刻,我心中暗暗起誓:将来不管日子过得怎样,都一定要还上这份情义。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钱大叔就骑着那辆旧自行车送我到村口的长途车站。
晨雾未散,空气中还带着些凉意。他拍了拍我肩膀,说:“孩子,记住,人活着,要讲情分。你妈是个好人,你也别丢了她的根。”
我用力点头,鼻子一酸:“钱叔,您和婶子的恩,我永远记得。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报答你们。”
07
长途汽车缓缓驶出村口,我隔着后车窗望去,只见钱大叔仍站在原地,手高高举起,向我不停挥着。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了,心里默默发誓:无论将来经历多少风雨,我都要拼尽全力,不仅要活出母亲期盼的模样,更要有能力回报钱家的大恩。
回到城市后的第一个月,过得尤其艰难。
原本的工作早已没了着落,我暂时寄住在朋友那间狭窄的客厅里,铺一张折叠床,衣物就堆在角落。
每天早上我背着简历跑招聘会,挤公交去各个公司面试,可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最吃紧的时期,市场冷淡,职位稀少,我屡屡碰壁。
不久,兜里的钱彻底见底了。我不得不开始打零工,送外卖、发传单、进货卸货,哪里缺人我就往哪儿跑。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常常凌晨两点刚从工地回来,天还没亮就得赶下一份兼职。身体早就疲惫不堪,可我不敢松懈,心里憋着那股劲儿:我不能垮,我得挺住。
三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我在一家小型外贸公司应聘上了业务员职位,虽然工资不高,但总算熬出了稳定的日子。
我立即租下一个十来平米的小屋,墙皮剥落,连个像样的窗帘都没有,可我心里却踏实了。
我比任何人都拼命。白天跑客户、写方案,晚上自学英语和外贸知识。别人下班回家休息,我还在台灯下翻着词典、练口语。我深知,只有积累真本事,才能在这个行业站住脚。
转眼一年,我开始每月给钱大叔寄些生活费和土特产。
虽然数额不多,但那是我最真挚的感激。钱大叔每次回信都很简短,只说“家里一切都好”,要我安心干事。
2001年年初,公司接下一个来自美国中型企业的大单。老板破例把项目交给我负责。我全程跟进,从产品选型到物流对接一丝不苟,甚至为了沟通清晰,还特意请朋友帮我打磨邮件英文措辞。
项目如期完成,客户非常满意,这也让我首次感到真正的成就感和信心。
我开始萌生一个想法——与其一辈子打工,不如自己干一番事业。
但我清楚,创业不是空谈,它需要资本、经验、关系网,这些我都还差得远。我告诉自己,再积攒几年,等条件成熟再行动。
2004年,我跳槽到一家更有规模的外贸企业,职位升为业务主管,薪资翻了一倍。但随之而来的,是更繁重的工作和更高的压力。
我常年没有节假日,周末也泡在办公室写方案、跟进客户,有时凌晨才离开公司。
每当疲惫到极点,我总会想起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和钱家人送我出村时的叮咛,那些记忆成了支撑我咬牙坚持的力量。
我利用一切碎片时间,系统学习外贸规则、行业动态、客户心理分析,还自费上了几个企业管理课程。
在一次行业展会上,我结识了王强。他有多年外贸实战经验,我们聊得投机,价值观也契合。
2006年初,我们正式决定合作创业,成立一家小型外贸公司。我们把各自多年积蓄拿出来,又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凑了二十万。
公司开张时,只有我俩加上一名文员,办公室小得转个身都得侧着走。
08
创业初期的那几年,是真正咬牙熬过来的日子。我和王强白天奔波在客户之间,晚上回来还要处理订单、核对单据、回邮件、写报价,常常干到凌晨一两点才合上电脑。
最艰难的几个月,公司账上几乎见底,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只能靠我们各自的积蓄苦苦支撑。
可即便这样,我们从未动摇过信念——只要坚持品质、守住诚信,总有一天会迎来转机。
2007年,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主动给我们引荐了一笔大订单,金额超过百万元。这单生意不仅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它帮我们打开了新市场的门户。
靠着这笔资金,我们顺利搬进了一间一百多平米的新办公室,还陆续招了几名员工,业务终于步入正轨。
生活也在慢慢改善。我租了套七十平米的公寓,添置了简单的家具,还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轿车。
那一年起,我开始定期给钱大叔寄钱,每月几百元起步,渐渐增加。
尽管他总在信里劝我别花钱寄来,说自己吃穿不愁,可我还是坚持寄着。
这是我心里的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回报——为母亲在天之灵尽一份孝,也替她继续守护当年对钱家留下的恩情。
然而,2009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我们的公司首当其冲。客户流失、订单取消、货款延迟,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公司资金链一度濒临断裂。
为了自救,我们不得不大幅缩减开支,精简员工,甚至连我和王强几个月没领工资。虽然局面艰难,但我们始终坚守底线:不搞低价劣质的投机,不虚报浮夸,绝不砸掉口碑。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带着疲惫继续谈客户、走市场,晚上回到办公室,两个人泡一杯廉价速溶咖啡,默不作声地坐在电脑前熬到深夜。
有时我会想,如果母亲还在,她会不会心疼我这副拼命的样子;也会想起村头的土路、窗前的灯火,还有钱婶炖的鸡汤味道。可这些念头刚升起,立马就被下一封催付款的邮件压了下去。
熬过低谷,终于迎来了转机。2011年,国际市场逐渐回暖,我们重新接到一些海外订单,还拓展到了东南亚和欧洲的市场。业务慢慢增长,员工人数也从个位数扩大到三十多人,年营收突破千万元。
虽然回乡的念头时常浮现,但每次计划返乡探望钱家人,最终都因临时加班、出差或者客户拜访而作罢。
电话也打过几次,但村里的通讯时好时坏,常常拨了半天无人接听。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望着城市的灯火,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和那座老屋。
她若还在,是否会为我今天的成就感到欣慰?
我也常想,钱叔和钱婶身体还好吗?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可现实太忙,压力太大,这些思绪总是被会议日程和客户电话挤得无影无踪。
直到2015年,公司迎来了关键性的突破——我们成功与一家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达成合作,成为其在中国区的主要供应商。
这一合作让我们的业务如注活水般持续增长,公司市值短时间内实现了数倍提升,而我个人的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达到当初不敢奢望的高度。
09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沙发上,随手打开电视闲看,屏幕上正播着一档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新闻节目。
镜头里,一条条通畅的柏油路蜿蜒进山,一排排新房鳞次栉比,还有孩子们在修整后的广场上放着烟花。画面一晃,竟出现了我老家所在县的名字。
我一怔,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眼睛死死盯着屏幕。那些熟悉又略显陌生的山影、水田、民居,让我心头一紧,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来。
“十六年了……”我轻声自语,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从母亲去世、送她入土那年算起,转眼竟已过去整整十六年。
这期间,我从一个囊中羞涩的年轻人熬成了在外贸圈小有名气的企业老板,也曾无数次想回老家看看,可总在忙碌与拖延中一再搁置。
那一刻,我终于下定决心:今年春节,我一定回村一趟,去看看钱大叔一家,也去看看母亲的坟头。
2015年春节前夕,我安排好公司的事务,亲自驾驶那辆价格不菲的深灰色SUV,车后备厢里塞满了礼品——补品、衣物、还有两瓶老酒,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这一次,我不是一个穷小子,而是带着成就与歉意,踏上这片离别已久的土地。
车子驶出城市,穿越层层青山,一路行驶,我的心情像翻滚的水波,复杂得无法言表。我既期待与恩人的重逢,又担心他们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虽说我每年寄钱回村,可我知道,那些冷冰冰的汇款单根本无法抵得上当年他们给予我温暖与庇护。
进县城那一刻,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如今笔直宽敞,老旧的平房被现代化楼宇取代,商场、餐馆、茶楼林立,街头人来车往,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这个曾被我称为“闭塞”的小县城,已焕然一新。
再往村里开,原本颠簸不堪的山路已铺上平整的水泥,两侧种满了行道树,沿途还能看到新建的农家乐和小型加工厂,空气中混着泥土与炊烟的味道,竟让我莫名心安。
然而,当车缓缓驶入村口,我的心情陡然沉重了几分。村里虽然也有了些变化,主干道铺上了水泥,路旁多了几盏路灯,但与县城的面貌相比,落差仍旧明显。
许多巷子还是黄土路,房屋参差不齐,一些人家盖了二层砖楼,但更多的还是年久失修的土坯房。
我把车停在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上,轰鸣声引来不少村民围观。
他们站在一旁,用或惊讶或疑惑的目光打量我和我的车。有几个老人低声议论:“这是谁家来的亲戚?”
我下车,整理了一下衣襟,走向村委会。门前坐着一位中年女干部,她抬头看我几眼,眼神里带着警惕。
“请问,您是……?”
我点头致意,声音平稳却微微发紧:“我是李磊,陈桂兰的儿子。”
10
她的眼睛猛地睁大,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与迟疑:“李磊?就是当年……哎呀,您回来了啊。”
她的反应让我心头一紧,隐隐感到村里人对我的印象似乎并不那么友善。
“是,我回来看看。”我尽量让语气平静,“请问,钱建国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她脸上的神情忽然变得复杂,眼角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怜惜:“钱大叔啊……他家还是那座老房子,不过,这些年……过得不太如意。”
我心里顿时沉了下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她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具体我也说不清,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她的反应让我越发不安。我连忙道了谢,快步朝记忆中钱家的方向走去。
村子的布局虽有变化,但骨架仍在。穿过几条窄巷,我终于看到了那座熟悉的土坯房。
房子比记忆中更显破败,墙体布满裂痕,屋顶缺瓦,院里杂草齐腰,唯有几棵老槐树依旧挺立,仿佛在默默守护着这片残旧的院落。
我站在那扇斑驳的木门前,手指悬在半空,犹豫了好久都不敢敲下去。
十六年了,这扇门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更破旧了。
门缝里隐约能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那是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最大帮助的钱大叔吗?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轻轻叩响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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