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一
公元1971年，我8岁，读三年级。这样的年龄又长在农村，自然没见过世面，何止于我，那些年长的人同样如此。这一年的某一月某一天，学校操坪上迎来了一车的上海知青。他们的打扮足可以让我们所有人惊奇，甚至有几个小孩贴近车身去窥探人家的裙子，大人们觉得这是不礼貌的行为，一脚把他们踹翻在地。
上海知青鱼贯而下。车身一侧贴着标语“向贫下中农学习”，另一侧贴着“向上海知青致敬”，真有意思，好像上海知青与贫下中农对话，互表谦虚。他们身上有股城市的味道，搞不清这个味道是从头发里从衣服上从皮肤上散发出来的还是从身体里散发出来，总之他们是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
在喧闹的锣鼓大钹声里，大队书记把上海知青引到大队队部。队部里有一条长桌，一下子涌进这么人，房间显得很拥挤，小孩子被挡在门外。
我们挤在窗子下，窗户是薄膜糊的，有人要掰开窗户，不小心捅破了薄膜。里面一个大队干部冲出来，骂着：“哪个短命鬼弄的？”要把我们驱赶走。我们指认肇事者，要赶也是把他赶走，我们是无辜的。大队干部也没精力对付我们，警告了一句就进去了。
大队书记发言。他简直给我们丢脸，他说的土话，人家听不懂，更糟糕的是，他竟紧张得发抖，虽然拿着发言稿但却说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话没说完就先鼓掌表示发言到此为止。
接下来是上海知青代表发言。这位代表的发言，我要用最美的词汇形容它。她的声音如丝绒拂耳，如翠鸟鸣笛，如小溪流淌。我们都希望她的发言长一些，让我们听得过瘾一些，直到屋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也跟着鼓掌欢呼。这位漂亮的女代表叫黄玉华，后来成了我们的音乐老师。2023年6月的一天，上海知青组团再次来到他们下放的地点，黄老师也在列，此时黄老师已是银发满头，但气质仍在。
二
已过古稀之年的黄老师在“上海知青下乡纪念”石碑揭幕仪式上，深情回忆了他们的下乡生活。她的声音依旧那么悦耳，只不过现在能听出声音里夹杂有软软的吴音腔调。
我陪黄老师去寻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记得她住在学校一间木房里，隔壁就是我们的教室。路过街道。几十年前它也是一条街道，两边的房屋大多是木板房，现在早已拆除，建了砖房。
“这个位置是缝纫社。”黄老师对我说。
我说，“是的。”
黄老师继续往前走，我猜想，她的脑海里一定呈现出五十年前街道的景象以及与她有关的生活场景。
上海知青的到来让村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机械生活有了生机。他们在周末于学校的操场上表演文艺节目。他们跳的舞蹈新颖而有活力，他们中间还有人用乐器演奏节目，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些乐器。拉小提琴的是一位下巴瘦削的知青，他把他的尖下巴搁在琴盖上，边拉边晃动脑袋，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他的娴熟技艺让我无限佩服，但他还不止于此，他还会拉手风琴。如果比较这两种乐器，我更喜欢手风琴的声音，它热烈夸张，很容易调动人的情绪。村民把这一天当作节日一样，提早收工，洗完澡吃完饭搬着板凳去操场占位子。
照明的是挂在蓝球架上的汽灯，人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就能听到汽灯发出的“嗞磁”声。每个周末，上演的节目都不相同，而大家最喜欢听黄老师演唱《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如果说大家看其他节目还喜欢聊天，那么，黄老师的表演让我们屏住呼吸，全身贯注。她让我想起电影屏幕里的李铁梅，而且她们两个竟是那样相似，只不过黄老师举起的那盏“矿灯”有点差强人意——那是一盏生了锈的马灯。
凭着她的一副好嗓子，公社的领导让她去当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学校就缺这样的老师，她也因此不用和她的同伴那样下到农田干活了。
（未完待续）
供图谢平（路开文化）
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文学》《厦门日报》等期（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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