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颖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为纪念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300周年，郭沫若撰写了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深刻剖析了明王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于同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分四次连载。这篇文章思想深邃，文风犀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胜利的大势渐趋明朗。文中的论述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认定是“为匪张目”“影射当局”，他们马上组织专人撰写社论围攻责难。而身处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却从中读出了另一番警示与深意。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向与会者特别推荐《甲申三百年祭》。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上曾经因骄傲自大犯过的几次错误：“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由此提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转载时文章前面加了千余字的按语，其中指出：“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按语最后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达到“深刻了解与警觉之目的”。通知指出：这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1月21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表示要以史为鉴，警惕骄傲懈怠，从自身做起，虚心接受批评意见。他说：“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蔚然成风，为整风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位参加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回忆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并从中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整风笔记中写道：“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115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还有一个宣传大队的分队长在整风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伴随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军区的剧团，先后上演了描写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的剧作。其中，山东解放区剧作家马少波1944年创作的京剧《闯王进京》就是比较知名的一部。

《闯王进京》最早在胶东解放区公演，观众反应热烈，后来被搬上延安的戏剧舞台。在第二场《闯王遗恨》中，李自成悔恨交集，悲壮地唱道：“为民请命把兵发，群力推翻帝王家！一步走错全盘输，如今单身走天涯。”给人以强烈震撼。毛泽东看过这个戏后，陷入更深的历史思考中。他思考的已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怎样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而是如何从根本上、长远上杜绝历史悲剧重演。

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尖锐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苦思冥想、不断实践探索的问题。此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8年秋，解放战争形势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三大战役的顺利进行，解放区迅速扩大，新解放城市大量增加，人民革命政权即将“进京”。革命胜利近在眼前，人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希望全党把李自成进北京后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提出广大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进城前要观看京剧《闯王进京》。于是，解放军许多文工团都开始紧急排演这部戏。

冀东军区文工团接到华北军区政治部下达的突击排演京剧《闯王进京》的任务，虽然从未演过大型京剧，但是团员们深知这是一项不容拖延、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立即投入紧张的排练当中。他们从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开始，深入理解剧本的思想内涵，夜以继日，勤学苦练，仅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就排练完成《闯王进京》。此后跟随部队天天行军，连续演出。

尽管演出条件简陋，但《闯王进京》受到观众超乎寻常的欢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据当年参加这部戏演出的冀东军区文工团团员田奇和李犁回忆：“演出对象是从白山黑水或太行北岳赶来执行平津战役任务的几十万大军和准备进城做接收工作的地方干部。演出往往从天擦黑演到后半夜，当观众在零下几度十几度的严寒中全神贯注地看戏，为剧中情节、剧中深含的思想底蕴所吸引、所感动时，我们也演得更投入更动情。观众的鼓掌、流泪、唏嘘感叹，点首摇头，都说明他们看懂了，而且有所领悟、有所收获了。”《闯王进京》不是简单说教，而是发人深省。正如解放军某纵队一位首长在一次演出前向部队所讲：“这个戏好，它演的是三百年前的事，但让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明天。”

这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又频繁地提起李自成。许多高级干部对此印象深刻。据时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回忆：“1948年底，中共中央任命了接管平津两市的领导干部之后，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除了讲关于接管大城市指导方针政策，又谈到了《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次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了这一点，可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

据时任华北局常委的刘澜涛回忆：“毛泽东同志曾经对大家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可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还说：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要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奋斗，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同李自成差不多了。”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清楚地表明了他不厌其烦地讲李自成的用意：“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防止党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突出个人的现象发生，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采取防范措施，作出“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

“闯王本是百姓军，为何把百姓倒忘了？今日兵败武昌地，大功垂成一旦抛……”耳畔回响着《闯王进京》的唱词和旋律，解放军官兵打开一座座城市的大门。古老的北平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走出在西柏坡居住的小院，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踏上进京之路。临行前，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从西柏坡到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还是李自成。他强调：“《甲申三百年祭》仅仅说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孙毅曾在河北涿县接待毛泽东一行，他后来有这样一段回忆：“晚餐中，毛主席说：‘明天，我们就要进北平喽，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28年，用千百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全局性的胜利啊！’‘我们要进北平啦，有一个人我想了很久很久。历史上不是有个李自成吗？他进了北京，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这时周总理插话：‘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是的！’毛主席接着说，‘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皇帝住的金銮殿，忙着做皇帝。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大将军刘宗敏不讲政策，胡乱杀人。当官的只知享受，当兵的只知吃喝玩乐……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看得出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主席心事重重。当时我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心里想着尽量让首长们吃好、吃饱好赶路。可是，毛主席仍然不愿意离开‘李自成’这个话题，他继续说：‘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从他“决不当李自成”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伟大革命家的高超历史智慧和真挚人民情怀。

“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铭记历史的教训，毛泽东轻车简从，住进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在这里，他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每天吃的是家常便饭，有时忙起来，就用搪瓷缸把饭菜在小电炉上热一下再吃。毛泽东新的执政生涯就这样在家常烟火中开始了。

住进香山后，毛泽东不仅自己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还给卫士们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他用的东西不得随意换新的，要换必须经他批准。

毛泽东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从延安穿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穿到北平的，补了又补。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事前吩咐他：“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会见了张澜和许多民主人士。

毛泽东一辈子都和人民群众情感相通，血肉相连，最担心的就是脱离群众。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被安排在颐园街1号的一栋高档别墅里休息。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于是，他问松江省委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负责同志回答说：“住楼房。”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城了，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可别上得楼来、下不得楼去，脱离人民群众啊。”

考虑到毛泽东坐十天十夜火车从苏联归来，特别辛苦，当地政府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不光有大鱼大肉，还有熊掌等珍稀美味。毛泽东看到这一桌菜后面露不悦，只吃了半碗米饭，吃了几口菜，就放下筷子。因为越南党和政府领导人胡志明在座，毛泽东当场没说什么。回到住地，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盛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

第二天，伙食变成简单的家常饭菜，毛泽东脸上才露出笑容。后来，到沈阳视察时，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丰盛。这下毛泽东生气了，接见干部时专门就这件事提出批评。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尽管对党风廉政建设形势的严峻性有所预见，但有些贪腐案件的恶劣程度还是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1951年11月，一份标题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特急电报，由华北局呈中共中央，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这封电报让毛泽东震怒不已。

“刘”指的就是前任天津地委书记、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刘青山，“张”是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的张子善。他们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出生入死，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二人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指旧币），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

毛泽东当即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经过认真查证，刘、张二人的罪行完全属实。但对他们怎样量刑，当时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华北局拿出的意见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征求天津地区500多名党员意见时，有300多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00多人反对。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他，要他向毛泽东再说说，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意见。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1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同意经法律程序判处刘、张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二犯大会。随着两声枪响，刘、张二犯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在枪决刘、张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干部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惩治刘青山、张子善两只大老虎，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对共产党大张旗鼓反腐败佩服之至。因痛恨国民党腐败而毅然起义的陶峙岳将军感叹道：“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

“《闯王进京》，看来今后还要看”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视察南京，来到紫金山的天堡城遗址。这里是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地方。站在曾被清军攻破的城墙前，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天国军队与曾国藩部队展开血战，坚持了两年多，真不简单。如果当年洪秀全能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

在这里，毛泽东缅怀了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功绩，指出我们党在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切不可丧失革命斗志、不思进取，而要以史为鉴，振奋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实际上，毛泽东也是针对党风问题有感而发。就在这次南京之行前不久，他收到两份来自地方的报告。一份是山东分局的报告。报告说，此前开展的“三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县、乡基层组织仍明显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问题。表面上看工作步步推进，但实际上没能纾解群众的实际困难，省政府甚至积压了7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给党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另一份来自西北局的报告，则集中反映了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看似处处留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人浮于事、顾此失彼。

针对山东分局的报告，毛泽东于1952年12月25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地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同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指示》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针对西北局的报告，毛泽东于1953年3月10日为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实际上是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对此加以规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有关部门拿出相关的制度和办法迅速加以清理。《指示》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凡是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指示》同时批评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错误思想。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1953年，全党开展了矛头直指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各地围绕克服“五多”弊病展开了有的放矢的专项整治。当时的《人民日报》《东北日报》《浙江日报》等发动群众来信来稿，揭发各地各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现象。如195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有《万县专署文教科朝令夕改，教学训练班学员疲于奔命》《下乡干部吃饭睡觉晒太阳，住了三天硬棚软棚分不清》《临湘县人民银行干部不经调查盲目发放水利贷款》等文章，言辞尖锐，产生很大社会反响。在舆论压力下，存在问题的单位和党员干部很快进行了整改。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党的作风、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严格要求党员干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刘澜涛曾深情缅怀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心中一直关心着人民，关心着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除了经常深入工厂农村，与工农群众直接接触，还很注意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倾听群众的呼声。田家英曾经对我谈过，毛主席看群众来信的数量是惊人的。我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给华北局或我本人叫我们办理的群众来信就不少。对此，我们是极为重视的，接到后就派人调查，进行处理，件件落实，最后还要向毛主席作出交代。他对此比较满意。毛泽东同志布置的工作，是必须向他报告结果的，决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一推二拖，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他来说，是决不能容许的。这是他的伟大风格之一，也是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1073万党员的执政党，面临着全新的挑战。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告诫全党：“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经毛泽东修改审定，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设。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比过去增加了。在这个时候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此后，毛泽东一再告诫领导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对于官僚主义和种种贪腐现象，毛泽东深恶痛绝，一心铲除；对于官僚主义分子和腐败分子，他毫不留情，严厉惩处。他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参加生产劳动，保持艰苦奋斗本色，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毛泽东带头培育了我们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1975年，82岁的毛泽东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仍然坚持读史，仍然对历史人物李自成念念不忘。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的来信，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姚雪垠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他从20世纪40年代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想法，并开始搜集明末农民起义的有关史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57年，姚雪垠正式动笔。他希望通过写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1963年，姚雪垠完成《李自成》第一卷。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3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姚雪垠将样书寄给毛泽东。

1966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武汉市委负责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对姚雪垠采取了保护措施。

但“文化大革命”中，《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第三至五卷的写作，还是受到了严重干扰。1975年，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写作情况。他在信的结尾说自己“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

尽管当时毛泽东身体十分衰弱，连写字都很吃力，但他还是用颤抖的手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简短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李自成》创作的全力支持。他同意作者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姚雪垠来到北京，排除干扰，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几经周折终于和读者见面。此后，姚雪垠又笔耕不辍，继续写第三、四、五卷。直到1999年，《李自成》全书5卷，共230万字全部出版。姚雪垠也在这一年病逝。

《李自成》讲述李自成率起义军转战各地，受到明朝总督洪承畴的“围剿”，在潼关南原突围到商洛山中重整旗鼓，制止了石门谷哗变，粉碎了官军“围剿”。李自成要求与张献忠联合未果，张反欲火并李自成。为保存实力，李自成分兵潜伏于郧阳山中积极经营；冬天，乘中原官兵空虚，疾驰河南，饥民从之如流，又拜宋献策为军师，收杞县举人李岩，随即破洛阳，杀福王，声势大振。起义军领袖罗汝才亦离开张献忠与李自成合营，奉李为盟主。他们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三次进攻开封；战绩辉煌，但也暴露不少弱点，孕育了最终失败的因素。作品细腻地描绘了明末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张献忠、崇祯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李自成》第二卷于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该书全五卷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姚雪垠晚年曾对友人谈到对毛泽东的感情。他说：“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毛泽东曾把李自成的失败当作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勉励自己，教育全党，以期做到警钟长鸣。今天，关于李自成的文章、小说、戏剧、话剧、影视剧等受到人们欢迎，李自成的故事久久流传。毛泽东“进京赶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告诫，始终在党员干部耳畔回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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