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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新粮食政策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粮食分配到各部队作为官兵主食。

然而，由于一方面军队本身的指挥系统处于混乱，而另一方面军队又主张要比平民百姓更优先获得粮食，两者都大大地增加了粮食分配的困难度。

1、“吃空饷”的真相

部队长官“吃空缺”其实有多重企图。比如说一个师按照编制是一万士兵，但是实际上只有三千士兵，部队长“虚报”的七千士兵的薪金和口粮就落入长官口袋。

再比如说，1944年四川合川县先后被三个军级部队过境，第98军实际士兵6000人，第27军10000人，第14军4300人，但是他们向后勤部军粮局申请军粮，都是以每军20000人计算。再根据军需署长报告，某个集团军依编制应该有5万个士兵，但是缺额达3-4万人，而它一方面要求军政部补充兵员，另一方面却要求按照编制全额发放军饷军粮，丝毫不顾本身立场的前后矛盾。

至于全国部队究竟“空缺”数额多大，即使最高当局也无法确知，但是大趋势可能是其严重性与日俱增，而且后方部队“空缺”程度超过前方。

至于虚报所得的粮食，则由部队长转手出卖给市场，或是折算价格卖还给原来缴纳田赋的农民，或甚至从事更复杂的投机倒把活动，把粮食囤积在霸占的仓库，等到市场价格上涨时再抛售牟取高利，或更甚至运到占领区卖给日伪军民。

正是因为吃空缺是一个隐秘行为，所以它虽然普遍存在，却难以得知具体真相。难怪蒋介石在1943年就把军队缺额估计在内，而决定军粮的配额必须控制在450万士兵限度之内。但是实际人数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1944年陈诚奉命收拾“豫湘桂会战”后第一战区的残局时，他下令把战区原本以170万人吃军粮的计算方法，予以削减至少70万人，而且警告部属“不可以慷民众之慨”。如果把第一战区现象视为全国缩影，则全国军粮的虚报（吃空缺），浪费，和盗卖大约也在40%上下。

如果把全国征粮总数减少这40%幅度，则广大农民维持抗战的粮食供应应属毫无困难。到了1944年底，陈诚主掌军政部提出报告称，当时全国兵饷是按照530万人标准发放，但是估计实额不过300万人。换言之，吃空缺已经超过40%的惊人数字！

全国的“幽灵兵”已经接近实际战斗兵总数，更何况许多战斗兵还不能打仗？而与此同时，虽然中央发放的士兵副食费标准是每个士兵450元（月），但是许多部队照旧只发190元，余额都落入官长私囊。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大小军队长官普遍吃空缺的大环境下，极少案例是部队长把因虚报而多得的口粮用来改善士兵伙食的。相反地，更多部队长官驱使士兵自谋出路。若有地方实在无法交出粮食，则可以用现金支付，其数量当然由军队决定，又不开收据，直接进入长官口袋。

既然许多部队长掌握军队的目的，原本就不是为了提高战力去和日本人拼斗，而只是借此在中国境内占地求生，则士兵的健康和训练当然不是优先考虑，余粮也当然成为长官的私人经济利益。徐永昌报告最坏情况可能是四川，该省军人吃空缺而持有大量粮食，交由代理人囤积居奇。

再以售得的高价私设银行钱庄、买卖烟土、囤积煤炭和其他抢手商品，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经济体制，完全脱离重庆政府的战时政策范围。而在四川这个农产丰饶省份粮价居然上涨，徐永昌认为不是因为缺粮，而是有势力者囤积操控所致，因为军队将领们都懂得一个简单道理，那就是实物比法币更能保值。

为此他写道，“军阀比土匪扰民和汉奸卖国，还要加狠几倍。”如此这般的大后方根据地，真是不知如何进行抗日？

2、“吃老百姓”的花样

也正因为士兵们依然生活在饥饿状态，所以他们也只好用自己的手法和手中武器去压榨老百姓交出更多粮食。部队食米经常不足，副食更是无法支付，造成士兵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

依据军令部资料，一般部队士兵在营房内三分之一人数运粮打柴，三分之一体弱多病不能出勤，三分之一看守阵地。根本没有剩余精力从事训练。造成一个团的战斗兵只有六，七百人而已。

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精辟的观察，那就是：

部队上级官长的财源是“吃空缺”，而下级官兵的生活则是“吃老百姓”。这就造成一个二次征粮的现象。

换言之，第一次是政府依法规征粮，第二次（甚至多次）是军队直接夺取粮食，而农民被不断宰割。部队经常在毫无法律依据情况下，擅自从粮仓取粮，甚至直接从村庄中挨家挨户抢夺任何他们能抢到的粮食。这种行径可能比日军秋收抢粮更为凶狠和驾轻就熟。

1942年山西省的骑一军就曾经为了到农村抢粮而枪杀3名村长，引起地方人士愤怒，串通日军进攻骑兵，俘虏了二千余士兵。

在有些地区，县长甚至鼓励军队直接向百姓索粮，因为这样就免去了县政府征粮、运输、贮藏等繁琐工作。湖北省粮政局局长就曾经抱怨，各地在政府征购之后，军队又接二连三勒索，政府当然完全知道情形，但是无法加以管束。当然还有一个更离谱的现象，就是军队直接指派或是纵容士兵住进农家，强索农家供应三餐，造成一个扭曲的“军民一家亲”怪相。

综上所言，仅仅是缴交田赋一项，农村生产者就要承受四种不同人的剥削，他们分别是：

（1）本地旧政府官员和社会权豪；（2）兵站负责人；（3）邻近驻防部队官长；（4） 一般士兵。

但是以上所述只是第一层的田赋而已，它们都是政府法令范围内在执行过程上发生的层层弊端。但是还有法令允许范围之外，假借田赋之名而衍生的弊端则同样严重。

这些情况在第五战区内发生的实例资料最为丰富。一般情况是粮政局发粮票给军粮局，该局发给战区兵站，兵站发给部队授权它们凭票就地采购。

而当该战区滥发购粮证（粮票）给各个部队时，有些部队长官就会等到农作物收获时期，先用粮票贱价购买粮食囤积，等政府征实征购后市场粮食供应紧俏时，再以高价卖出。

当军队收集的军粮堆积如山时，有随机高价卖出者，也有暂时囤积待善价而沽之者，也有向沦陷区附近的伪军以高价兜售者。

一个更离谱的案例，是驻扎该战区的第29集团军，当它接到移防命令时，却因为囤积粮食太多无法随军运走，又无法在短期内找到买主，以致竟然要求上级长官收回成命，取消移防。

难怪军法总监叹息，“有此等军队，人民真毫无生路矣”。某些部队长官借此累积巨额资产，以致从农业转入商界，将该战区广大的鄂北皖南地区的各种大商业都夺取到军队手中，使民间商人无法与之竞争。湖北地方人民除了缴纳田赋外，还要承担各种法制以外的军粮杂捐，负担沉重。县政府又公购余粮，各家派米，不问有无，以致米价飞涨。农村谷种断绝，饿死多人，富家也不免。

3、吃军饷的人

军队士兵副食费，依规定是包括在军政部发给部队长官经费之中，但是因为数目庞大，自然成为长官贪污的重大诱惑。

因此军队中下级官兵的自救之道就是就地摊派，向地方需索柴，米，油，盐，菜。这样可能造成采买人员强买、杀价、不给钱等等，造成军民不断冲突。

副食品都是在单位的驻地购买，更是弊端重重。但是上级官长也趁机参加这个采购行列，榨取更多物品。

根据湖北省财政厅向中央政府报告，驻扎在湖北省境内的军队长官们，经常大量向地方政府摊派湖北著名的珍贵特产，如银耳和猴头菇，供他们享用，或者变卖纳入私囊。当然，军队向驻扎地方要求派草和派伕更是司空见惯。此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项，就是军马的粮食供应。

不论军队是否备有马匹也一律征派马粮。即便是军部、师部办公室早已配有机动车而无马匹，仍然大模大样地向地方索取马粮。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光化县只是二等县规模，但是每个月负担马粮却高达20万元。

在此还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众多在军政部编制外而来路不明的武装势力，自称为“某某边区司令部”或“某某游击队”，实力规模大小各异甚至秘而不宣，依然搜刮地方而求生存。

依据湖北省随县县长1942年报告称，该县除了经常性驻军有5个师级番号单位之外，还有5-6个来路不明但是肯定缺乏法律依据的团体，由于枪杆子在手，依然强迫县政府每个月提供军粮50万市斤。

另外一个类似例子是广东省。在余汉谋控制区内，只要他听说地方上有人拉起一支队伍，不管其来历或是人枪数字如何，立即授予游击队名义。但是这些游击队的成立并不是在进击日军，而在是自谋生存、自由活动、和鱼肉乡民。

余汉谋所担心的是，如果他不授予游击队名义予以羁縻，则这些武力团体就可能会被日本人收编，成为他的威胁者。这类游击队部分是自卫团，部分是土匪，内部组织散漫无章，往往只有十多个人，官多于兵、兵多于抢。但是只要挂上一块抗日招牌，就可以保护鸦片烟和赌博，勒索老百姓，和其他种种不法行为。

有趣的是，张发奎虽然身为第四战区司令官，又是广东省军人余汉谋的顶头上司，但是在接到民间大量投诉余汉谋包庇徇私时，却只能在私下唉声叹气而无力加以禁止。这种怪象在战时中国遍地皆是。就本质而言，这些地方性杂乱武装团体虽然规模弱小，其实它们的内部组织与生存之道，和大型地方实力派并无二致，是后者的缩影。

4、逼收军粮带来的民不聊生

军队之所以能够夺取民间粮食的最主要原因是手中有枪。

这个枪虽然没有能耐和日军对仗厮杀，但是用以压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绰绰有余。而最赤裸裸的说法，则莫过于第五战区的兵站总监。他说，“（只要）有枪（就）不怕无粮”。

换言之，征收不到粮食就可以用枪去抢夺，以致陈诚气愤到咒骂，“此种军阀官僚办法实不能以理讳也。”

更有甚者，还有军官口出狂言称，如果老百姓没有粮，则可以以钱代替，如果没有钱则可以没收他们的农地。依据当时各方面信息的形容，驻扎湖北的部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竭其所有一粒不留。同时抢夺其他财物，等于是大规模洗劫。当它们征购军粮时，尽量搜刮，不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价格，随意出价，甚至不给价。即使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军队也无动于衷，最高优先仍然是搜刮足够的粮食。

一个例子仍然是湖北随县，1943年收成只有往年的五成，但是却按照七成计算来征实征购。这已经是增加负担，但是暴军恶吏的额外需索依然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当民众因为旱灾严重而派代表到重庆陈情时，他们的要求不是希望中央政府发放大批款项账济，而只是卑微地希望在短期内免除配备军粮，和禁止军队就地搜刮，让灾民有时间自我疗伤复苏。但是当地军队完全不予理睬。

1942年第五战区发生一个重大事件。29军在湖北省襄阳地区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夺取地方政府所征的实物，导致人民外逃、自杀。该军在襄阳还杀死保长3人，导致逃避者600余户。与此同时第67军也到处抢劫。荆门县已经交出军粮5500大包，人民只能以麦苗和树皮充饥。第38师则每日搜刮，有两个县交出的军粮早已超过定额，而驻军依然煎迫不停。多名乡镇长因为交不出粮而被捕。这一切都是由军队直接动手，无需通过地方政府，后者甚至也成为胁迫对象。随县在经过两年饥荒之后，人民早已流离失所，但是依然被迫交出军粮117,000担。

类似如此的驻军强取豪夺行为的结果，是造成广大农村人民民不聊生。1942年湖北省旱灾，发生多起食人肉事件。

重庆政府虽然极力救济，但是饿死者每天达到七八百人。1943年湖北省旱灾严重，春荒遍地。但是军队迫索军粮毫不放松，人民大量饿死。代理省主席朱怀冰发出哀鸣，“小百姓饿毙流亡，而军队官吏仍追求无厌”。

民众水深火热，县府权力有限，老百姓以野菜充饥，逃荒者每日多人，请求上级政府协助。随县县政府发电称，“本县频年歉收，供应浩繁，去年蓄藏已尽，入春饥民争食草根树皮，饿殍自尽者到处皆有。”

鄂北和鄂中20余县也是灾情惨重，人民死亡和流离失所者遍地皆是。何成濬是全国军法总监，他以上报道的真实性来自全国各地上报军法处理的案件。

陈诚对此也提供了他自己的佐证。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对于鄂北征派大量粮食的依据是，1939年以前湖北省历来交出粮食丰富。但是他避而不谈的是，1937-1939年湖北全省粮食的确大丰收，但是从1940年开始不但连年歉收，而且襄河产粮地区又陷入敌手。

更何况由于大量军政机构设立和无端浪费（当然包括贪污），军队军粮的要求反而增加。陈诚报告鄂北征粮惨状时，也提到“人民有卖牛买谷缴军粮者，并有（食）麦苗草叶者”。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粮食部部长却不敢得罪战区司令官，只好报称战区粮食发生问题，其责任完全是湖北省不能尽责，气得省主席陈诚大骂，“此种不顾人民死活，只知发国难财之官僚，负如此之重责，革命乎？反革命乎？”

5、屠杀百姓的案例

说到底，军队长官们的贪得无厌和漠视人民死活才是粮荒的根源，而李宗仁所领导的第五战区则提供了最凄惨的实证。

在饥荒和日军双重压迫之下，军队直接干预地方政府征粮政策的暴虐行为，只能引起人民铤而走险，聚众滋事，成为反对势力。果不其然，征粮抢粮成为地方动乱的一大导因。土匪借此惹事，规模很大。在湖北省和许多其他省份都成为严重问题。

但是从1942-43年开始出现一个趋势，那就是民变和土匪与地方政治败坏有显著而密切关联。特别在粮政和役政施行之后，它们一方面是抗战命脉，另一方面又影响千家万户的生计。当军队长官和地方官吏压榨欺骗老百姓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激起民愤。1943年四川省办理粮政和役政弊病太大，有几个县份数千民众暴动，焚烧政府，破坏设备，和土匪集结一处。情形非常危险。

1944年情况更是严重，在日军凌厉攻势（一号作战）下，许多部队鼠窜逃生，然而搜刮的残忍程度也随之急剧上升。

就以第五战区为例，军令部高级参谋3月底报告，桂系军队在礼山县洗劫一空，杀害老百姓，捕拿地方人士六七十人后勒索赎金，地方损失约五六千万元。该高级参谋本想将实况向重庆政府举报，但是鉴于“广西军队无论到何处，行为均与此相同，委座（指蒋介石）虑投鼠忌器，向无法处理之，即呈请究办，恐仍难得一结果也。”

到了8-9月间，湖北省大部分地区“驻军与地方政府事事不能合作，苛捐杂税，又多于牛毛，人民竭其膏血，未足以供应，往往铤而走险。”因此土匪和异党势力显著增长。

不久之后湖北省随县爆发民变，导因是某个边区游击队勒索、抢夺、奸污残杀过分，民众铤而走险，军队就大开杀戒，击杀数万民众。在处理随县民变案件时，军法总监部担心李宗仁长官会企图淡化掩盖，又担心军队会反咬一口，指控民众受共产党指使而企图湮灭他们的屠杀罪行。

所以该部决定呈报蒋介石，请求先把肇事军队调离随县，然后进行调查。同时也特别致电李宗仁要求依法处理。果不其然，该军队回文指控民众是受共产党指使，因此他们的镇压手段合理合法。而事实上随县民变原因是当地军队征伕、征粮、征副食费、勒索物品、污辱妇女，最终激起民变，农民反抗者达三万人。

李宗仁担心军队打不过民众，竟然调动4个师前往屠杀民众、焚烧村庄，然后向中央报告平息民变。这个事变明明是军队残暴行为压迫民众，却说成是民众暴乱。明明是死伤惨重，却说成是死伤不大。

而蒋介石根据自己的情报来源，在日记中记载到，“鄂北民众以军队征发无度，军官眷属奴役人民，以致民众暴动，被枉杀二、三万人，情势险极矣。”

但是鄂北是桂系霸据的地盘，因此也不敢追究。何成濬不禁叹息，军队不用于作战，而用于屠杀民众。真是国家一大耻辱。

最后，粮食政策推行顺利与否，和战争走势必然有密切关系。

如果战争形势有利于中方，那么重庆政府掌握的生产区也会随之扩大。但事实上，重庆政府所能控制的土地面积却不断减少。湖南、河南、江西、浙江等产粮省份的土地，一直有相当一部分被日军占领。更何况大约从1940年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日军开始采取新策略，那就是在收割季节突袭邻近前线的产粮省份，目的就是抢夺粮食或切断重庆政府的粮食供应。

其结果是，当国军部队不敢或无力对抗日军侵略因而失去正常补给时，它们便益发不择手段地抢夺农民手中粮食。1942-1943年，河南便发生了此类事，汤恩伯的军队受日军压迫而不得不退至豫西时，向农民征收的赋税有时高达产粮的30%至50%。

依照常理而言，重庆政府征粮政策推行的顺利程度，应该随战争走势而定，战争走势顺利时，表示重庆政府控制的地区增大，而粮食生产的基数也增加，征粮政策自然就应该推行更为顺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却还有一个不随战争走势，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执行征粮的人群，而他们最主要的参与者是军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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