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太信子真的很能花钱吗？|周作人|周建人|日记|羽太信子|许广平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坊间普遍归咎于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这倒也是古今中外惯常的思维模式。武大、武二闹分居少不了潘金莲的功劳，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兄弟失和，哈利的妻子梅根也备受王室吃瓜群众的指责。曾几何，威廉、哈利、凯特是多好的三人组啊，梅根一进门，家庭关系就完蛋了。

把家庭关系的失败归咎于女人，虽然简单，但也不够公平。因而，反思者也是有的，比如钱理群就认为不能“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推到羽太信子身上，从人情上来说，可以理解；从人性上来说，显然不够。

就人情来说，鲁迅和周建人并不愿深责自己的兄弟，归咎于外人总胜过归罪于自己人。人情如此，圣人也难免护短。

但细究事实背后的人性，似乎又未必如此。

1923年7月14日鲁迅“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自室吃饭，当然是因为矛盾已经触发。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忽然走到前院亲手交给鲁迅一封信，上面写着：“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当然想把周作人叫出来，说清楚，可是“后邀欲问之，不至。”

8月2日下午，鲁迅携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

几十年后，周作人解释过：“……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1964年10月17周作人致鲍耀明信）。

这解释倒不是出于兄弟情谊，而是因为财产权利，八道湾本是鲁迅三兄弟卖了绍兴祖宅和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积蓄和借贷才得以购置。就所有权来说，周作人没权利赶鲁迅走。

（八道湾旧照）

不过周作人当年的做法并没有尊重鲁迅对八道湾的财产权利。

鲁迅搬离八道湾后，还有不少东西留在八道湾，前往去取，也是人之常情，出面拒绝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意思是东西可以送过来，鲁迅本人就不必过来了。

1924年6月11日，鲁迅去八道湾拿自己的东西，双方见面，演变成了一场剧烈冲突。

鲁迅当天日记是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过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鲁迅日记

周作人日记则写：

“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周作人日记

目击证人羽太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的日记和回忆也已问世，也补充了一些细节，不过基本的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无非是鲁迅去取东西，周作人、羽太信子愤而咒骂乃至动手，等张凤举、徐耀辰到来的时候，冲突已经有所降温。

徐耀辰过去时，

“看见启明站在那里。二太太坐在那里。凤举和豫材并坐在隔一张茶机的背椅上在那里谈话。我走进去看，启明还很镇静的和豫材辩论。二太太见我去了，她告我豫材如何蹂凌他。我回顾后面有二太太的老弟，另有一位同居的一个青年。他们都站在后面静默着。我想我不能静默着了，于是走到豫材近边对他开口道，一向担心已久，不过没有机会不能插嘴。如果以我们是朋友的话，我想可否由我们朋友之力使你们两位在某一程度为止得了了解。豫材说他要去了。我和凤举送他出门去。我回进去再坐着。二太太历诉豫材一向对她的无礼。” 徐耀辰日记

事实上，兄弟失和事件中，周作人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并非羽太信子的配角。

绝交信是他写的，拒绝和鲁迅沟通也是他做的，鲁迅上门取东西，羽太信子控诉鲁迅，周作人在旁边补充，或者干脆就是主角，“启明还很镇静的和豫材辩论”。

徐耀辰是周氏兄弟的熟人，就日记内容来看，他显然更偏向周作人。

“启明又说豫材的话时时变换。方才说过的话竟至要否定的。既然有勇气要做恶魔，为什么没有勇气公言去做恶魔呢？我接口道，是呀！恶魔未始不可以生存的呀，只要有勇气公言好了。说得很有力量似的，心头感到轻快。” 徐耀辰日记

这些记录虽然用了无礼、蹂躏、恶魔这样的词句，但并不必然理解成偷窥洗澡、甚至性骚扰之类的含义。日常琐事的积累，家庭边界的被破坏，主妇的权威被挑战，旧式家长的作风等都足以让成家的弟弟夫妻深感压迫，进而发出指责和控诉。

面对周作人夫妇的指责，鲁迅回击：“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

许多人觉得鲁迅这句反击过于绵软，不够有力。

其实，这恰恰证明了周作人夫妇对鲁迅的攻击主要在于他的大家长风格，而不是许多人想入非非的洗澡啊，暧昧啊，骚扰啊。鲁迅说羽太信子述罪状，“多秽语”，大约也是恶魔一类的指责或者激动之下的脏话。

鲁迅对弟弟的爱护，超越了一般的兄长，是像家长一样牺牲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成全弟弟的人生。他做了家长式的奉献，难免在家庭中带出了家长式的姿态。弟弟接受了这样的付出，不也应该回报相应的尊重和体谅吗？

可周作人并不是鲁迅的儿子，只是小他两岁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朝夕相处，叛逆之心和厌恶之情难免压过了那感激之情。

这场冲突在所难免。

周氏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在文章里总在发泄怨气。

1924年2月12 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还账主义”》，提到中国旧式家庭关系。

“父为什么是子纲，夫为什么是妻纲？我以前总是想不懂，现在才豁然贯通了。原来父与夫都是债权人——中国家庭里一毫没有私欲，只是你放债我还债的过日，何等高尚，真是一片天理流行呀！因此我想到，世间债主与债户，在债务未了的期间，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算是人伦的极致，中国伦常之象征，因为他们唯一的关连是在于债务这一点上也。”

父母对子女固然有恩情，可如果只是养儿防老，是儿女的债务人，哪还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啊？兄长对弟弟固然有奉献，可如果总摆出家长的姿态，还是要驱逐出家门的。

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充其量不过是一点导火索而已。

如果周氏兄弟娶妻不是朱安和羽太信子，也许兄弟俩的失和不会成为文学史的迷案。他们也许会和许多兄弟一样，渐行渐远，又在某些时刻彼此释怀。没那么亲近，也没那么疏远。没那么多奉献，也没那么多愤怒的爆发。

羽太信子会花钱重要吗？这事对周家来说挺重要，一个家庭的主妇往往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态。

说羽太信子能花钱，这话鲁迅母亲说过、周建人说过、许广平说过，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了。

不过这些说法大都是转述，比如鲁迅母亲的评价我们往往是鲁迅的小邻居俞芳那里听来的，许广平自然是听鲁迅说的，周建人虽然也在北京的大家庭生活过，但时间不长，再加上前后有些不一致，也有人觉得不太可靠。

不过，周作人虽然能赚钱，但常常诉苦缺钱也是事实。

早年大家庭同居，上有老下有小，经济紧张不提。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北大教授纷纷南迁，周作人不肯离开的理由也是家累太重。上有老母，下有儿女，还要负担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孩子。

到了晚年，母亲去世，儿女成年，周作人还是诉苦缺钱。

50年代和周作人交往比较多的王士菁回忆说：“在十多年来我和周作人接触之中，最使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经常‘缺钱用’” 。

“但在当时，却有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象谜一样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他经常谈到生活的困难。他经常写信给我，在这些信件中，将近一半是向出版社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