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春夜，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死刑牢房里，一个身影在铁窗下辗转。明天，就是范纪曼的行刑日。这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 17 年的地下党，此刻正盯着墙角那扇通往厕所的小木门 —— 那里，藏着他最后的生机。​
当他用沙哑的声音提出 “去趟厕所” 时，看守瞥了眼这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 “学者”，不耐烦地挥挥手：“早去早回，别耍花样。” 他不知道，这个看似顺从的囚犯，即将用一场惊心动魄的逃脱，让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颜面扫地。​
从黄埔学子到 “双面翻译官”​
范纪曼的骨子里，从来就藏着叛逆与坚韧。1906 年生于四川的他，在父亲 “读书先立品” 的教导下，既习得笔墨书香，更养出一身傲骨。1926 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这个 20 岁的青年不会想到，军校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课，将为他日后的潜伏生涯埋下伏笔 —— 在这里，他不仅学会了射击、格斗与野外生存，更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认准了 “为劳苦大众谋出路” 的信仰。​
北伐战场上，担任连长的范纪曼冲锋在前，率部攻克九江防线时，他身中三弹仍死守阵地。正是这场血与火的考验，让他在 1927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就在他以为能光明正大地为信仰而战时，“四一二事变” 骤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成了孤独的 “流浪者”。​
三年流亡生涯里，范纪曼当过教员、挑夫，甚至在码头扛过活，却始终没放弃寻找组织。1930 年，他在上海重新接上关系时，党组织交给了他一个更危险的任务：潜伏。凭借黄埔背景和流利的英、日、德三国外语，他打入国民党外交部，成了高层身边的翻译官。​
在这个看似风光的岗位上，范纪曼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一次，他翻译一份中美军事合作密件时，发现美军将向国民党提供 “新式雷达监测系统”，立即用米汤在《申报》中缝写下情报，通过上海 “环球书店” 的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 这个书店，正是他与被策反的国民党高官冀丕扬共建的情报站。​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刻意扮演 “精致利己” 的学者形象：西装笔挺，金丝眼镜擦得锃亮，闲暇时还会去咖啡馆与外国记者闲聊。可没人知道，深夜里，他会用军校学的密码本，将日军动向、国民党 “剿共” 计划一一破译，再缝进西装衬里，交给交通员。​
叛徒出卖，身陷死牢​
地下工作的平衡，总在不经意间被打破。1933 年深秋，冀丕扬在一次接头中暴露身份，特务顺着线索摸到了范纪曼的住所。当破门而入的特务举起枪时，范纪曼正将一份 “国民党长江布防图” 塞进壁炉。他没有慌乱，反而笑着举起双手：“诸位是不是弄错了？我只是个翻译。”​
审讯室里，鞭子、烙铁轮番上阵，范纪曼的肋骨被打断三根，左眼几乎失明，却始终咬定自己 “只是偶然认识冀丕扬”。直到特务拿出他与党组织联系的信件（其实是冀丕扬叛变后供出的），他才缓缓抬起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949 年 2 月，军事法庭以 “通共罪” 判处范纪曼死刑，行刑日定在三天后。狱中的日子，他看似平静，实则在暗中观察：牢房外的走廊长 15 米，转角处有个看守岗亭，晚上 10 点换岗时会有 3 分钟空当；厕所的后墙是夯土结构，因年久失修已有裂缝；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看守们总在换岗前提早收拾东西，对 “死刑犯最后一晚” 的看管格外松懈。​
行刑前一晚，当值看守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青涩。范纪曼算准时间，用虚弱的声音请求：“长官，我想去趟厕所，实在忍不住了。” 年轻人看了看表，离换岗只剩半小时，心想 “一个快死的人翻不出花样”，便打开牢门：“快去快回，别耽误事。”​
厕所里的惊天逃脱​
范纪曼走进厕所的瞬间，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他没有急着动手，而是故意在里面拖延了两分钟，听着外面看守哼起小调，确认对方放松警惕后，迅速挪到后墙。​
那道裂缝比他观察时更宽，是前几天下雨冲刷的结果。他从鞋底抽出藏了三天的细铁丝 —— 这是他拆床板时偷偷磨尖的，猛地插进裂缝撬动。夯土簌簌落下，他用身体顶住松动的砖块，硬生生推开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
钻出围墙时，他左臂被碎砖划出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浸透了囚服。可他顾不上疼痛，凭着黄埔军校练就的夜间潜行技巧，猫着腰穿过监狱外围的铁丝网（他早已记下铁丝的分布规律），消失在上海的夜色里。​
当换岗的看守发现牢房空了时，范纪曼已跑出三公里。他不敢走大路，专挑弄堂小巷穿行，天亮时躲进法租界一处废弃的仓库。在这里，他用随身携带的火柴头和破布处理伤口，又找来一身乞丐的衣服换上 —— 这是他早就计划好的伪装。​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成了 “城市幽灵”：白天在垃圾场觅食，晚上睡在下水道，直到联系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当同志握着他满是伤痕的手时，他第一句话竟是：“我还有一份关于国民党撤退路线的情报，记在脑子里，得赶紧传出去。”​

信仰不死，战斗不止​
范纪曼的逃脱让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震怒，下令 “挖地三尺也要抓回来”，可始终一无所获。而他在伤愈后，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参与策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为解放军渡江战役提供了关键的布防情报。​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那天，范纪曼站在南京路上，看着解放军入城的队伍，摘下一直戴着的墨镜 —— 左眼因没及时治疗已经失明，但他的目光依旧明亮。后来，他在上海公安部门工作，专门负责审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用自己的经历教育那些动摇者：“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能让你在死牢里也敢推开墙的勇气。”​
1990 年，84 岁的范纪曼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样一段话：“那天晚上，看守的‘早去早回’不是疏忽，是他们永远不懂，一个为信仰活的人，从来不会‘按时赴死’。”​
这个从厕所洞眼里逃出生天的地下党，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 “向死而生”。他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在绝境中对信仰的坚守 —— 就像那道被他推开的墙，挡住的是有形的牢狱，挡不住的是无形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