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的来路与去路——一场关于科研体系和制度变革的系统复盘【Metascience2025】|制度变革|哲学|学术|科学|科研体系|系统复盘

一、大会情况

国际层面，科学学正从学术边缘走向政策前沿，成为各国政府布局科技治理改革的关键工具。在Metascience2025伦敦大会的全体会议上，“科学学现状盘点”成为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开展了一场关于科研体系制度、指标与合作的系统复盘，深入探讨了科学学发展二十年来的成就与挑战，包括科学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实证方法创新、跨学科合作模式，以及科学学研究对科研体系改革的指导作用等关键问题。专家们从历史哲学、实证研究、政策分析和信息计量等多个维度，分享了科学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实践经验，强调在科学研究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通过科学学研究为科学政策提供循证支撑的重要意义。

会议由Addgene基金会主席兼执行董事Chonnettia Jones主持，乔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Tom & Marie Patton讲席教授围绕“科学学政策二十年发展回顾”作开幕主旨演讲。墨尔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MetaMelb倡议联合负责人、澳大利亚改进医学科学组织创始主席Fiona Fidler，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METRICS联合主任John Ioannidis，萨塞克斯大学SPRU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教授Andy Stirling，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科学计量学》期刊联合主编张琳教授等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组成主旨小组，分别从科学哲学、医学研究可重复性、科技政策以及科学计量分析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对话和经验分享。

二、主要内容

1.乔治亚理工学院：中国崛起背景下，全球更应合作而非对抗

Sugimoto认为科研投入是评价科学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并指出“国内研发总支出”最能准确反映科研产出情况。Sugimoto强调“尽管美国位于全球研发投入首位，但中国正以惊人的增长速度紧追其后，预计2025年将完成超越。若美国持续缩减科研预算，到2030年中美研发投入差距可能扩大至12%，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或被动摇。”Sugimoto进一步指出，美国在吸引国际科技人才方面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赴美博士留学生毕业后留美比例显著下降，而诺贝尔奖得主中外裔科学家占比已高达33%且持续攀升。她警告称，当前实施的签证限制等“美国优先”政策可能产生反效果，不仅难以维护国家利益，反而会加剧高端人才流失，最终削弱美国的科技竞争力。

针对传统科研评价体系，Sugimoto教授提出了深刻反思。她认为仅以出版物数量和引用率为核心的评估方式存在明显局限。“中国自2017年起已成为全球科研论文产出最多的国家，在《自然》指数等顶级期刊发表量及高被引论文（前10%和前1%）占比等关键指标上也位居世界前列。”基于此，Sugimoto呼吁建立更全面、更具包容性的科研评价体系。

Sugimoto着重指出，现代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项高度协作的事业，数据显示目前三分之一的国际合作论文由多国联合资助完成。她主张“科学政策应当以推动国际合作为导向，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疾病防控等全球性议题，而非片面追求单一国家的“科学主导权”。她特别强调，元科学研究应当聚焦于如何实现科学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非纠缠于“科学超级大国”的虚名之争。

2.墨尔本大学：跨界交叉是元科学的核心

Fidler将元科学界定为系统研究科学规范、实践与激励机制的学科领域，其根本宗旨在于通过评估开放科学等干预措施，提升科研实践的透明度与自我修正能力。

她强调：“元科学的跨学科特性在其融合历史学、科学哲学与生命科的研究实践中展现得尤为突出。”Fidler通过repliCATS项目具体论证了跨学科方法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独特价值。该项目对社会与行为科学领域（包括商业研究、犯罪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及社会学等）数千项已发表成果进行了系统性可重复性评估，为提升科研可靠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3.斯坦福大学：强制重复验证与数据公开

Ioannidis强调“当前科研体系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包括研究偏见、统计效力不足以及阳性结果发表压力等因素严重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他结合先前研究成果指出，在先前研究较少且主观性判断较强的领域，大量所谓的“显著发现”实际上是不可靠的。

Ioannidis强调“建立系统性的重复研究机制是提升科研可信度的关键措施”。他以参与的癌症生物学可重复性项目为例，“在193项尝试复现的实验研究中，最终仅50项成功复现，平均耗时长达197周，这一数据充分揭示了当前科研可重复性危机的严峻程度。”此外，他主张全面开放原始数据、研究材料和算法代码以提升研究透明度。他指出“尽管全球科学出版物年产量已达700万篇（累计超过2亿篇），但缺乏透明度的现状使这些成果大多沦为‘学术广告’。”

4. 萨塞克斯大学：元科学要有民主和批判精神

Stirling系统剖析了元科学在科学实践中的发展历史，着重阐释了科学的不确定性、政治属以及与民主的关联。他指出“科学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学科本身，也源于人类认知的固有局限”。他认为当前科学界迫于外部压力，常将这种复杂性简化为确定性的单一结论以满足各方需求，而非客观呈现科学的真实情况。

Stirling指出，当前元科学研究过度关注量化评价指标，却忽视了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导致元科学本应具备的批判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这种倾向不仅削弱了元科学的理论价值，还在无形中助长了科学实践中的权威主义倾向。以科研评估体系为例，Stirling特别强调“学界对科研活动背后的政治目的缺乏深入分析，例如当前研究多集中于经费使用效率等技术层面，却鲜少关注公共科研经费过度向军事领域倾斜这一重要现象。”

Stirling指出，现行科学治理体系普遍存在压制不确定性讨论、限制研究方向社会协商的问题。他主张构建更加开放的科研文化，强调元科学研究应当突破量化指标的局限，促进科学民主化进程。在他看来，科学不应单纯追求“最优”技术或创新，而应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与可能性。他特别强调“元科学研究不应仅关注技术创新指标，而应真正发挥桥梁作用，促进科学实践与社会需求的协同发展。”

5.武汉大学：组织化开展科学学研究与实践

张琳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科学学的演进，聚焦其发展历程、与国家科技政策的互动以及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她强调中国科学学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组织化特征。她以1982年创建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为例，该组织下设多个机构建立了完善的组织体系，并持续举办年度全国学术会议——2024年参会规模已达1600余人。此外，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科学学研究中心，有力推动了学科的纵深发展。

中国科学学始终与国家科技战略保持紧密互动，致力于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问题。张琳教授强调，中国科学学研究者不仅关注科研经费、国际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更注重提升研究质量、创新能力和中国在全球科学体系中的定位。他们深度参与国家战略规划工作，如“国家五年计划”的制定，为政策决策提供学术支撑。在政策实践层面，中国科学学通过多元化渠道实现与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张琳教授结合其参与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牵头制定负责任同行评审框架的实践经验，深刻阐释了研究者在学术生态中的桥梁作用。

张琳教授在展望学科发展前景时强调，中国科学学的未来将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深化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她指出，积极参与国际研究项目不仅能促进学科发展，更能为国家科研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这种国际化发展路径将显著提升中国应对科研挑战的能力，并在全球学术界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