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煌，1982年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82-1986年在北京石油化工研究院工作，1989-1992年在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工程系任教。1993年赴加拿大留学，毕业后在加拿大工程公司和石油公司工作。现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市。

原题

屈大哥

作者：舒 煌

我1978年考入成都科技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因为省招办耽误了我的材料，我入学比别的同学晚了整整一个月。

进校时，本班的同学早都有了自己的寝室，我被临时安排在同一学生宿舍楼二楼的一间独住。这个房间和别的寝室大小相同，原来大概是预备做会议室用的，为我搬来一张上下铺和一张与其他寝室一样的四人用的粗笨大桌。

房里连灯线都没拉，辅助员张老师请来同班的一位老大哥把灯装上。他检查线路时不拉电闸，只用手指弹一下线头，说要有电手指就麻一下，但不会触电。我虽然学的是自控专业，当时连灯泡都不会装，对他带电操作的手艺钦佩不已。张老师介绍他叫屈冰。他是我见到的本班第一位同学。

我在这间大而空的寝室里孤零零地过了一学期。那时颇有几个同学羡慕我独住一间大房，可我偏偏不能禁耐寂寞，也觉得这样独处不像大学生活。

第二学期一开学，张老师告诉我必须要搬到楼下和同班同学同住，她说已和206室的同学说好，还说该室的张荣德、屈冰两位老大哥都很通情达理。我早就不想独住，第二天兴致勃勃地搬了下去。

我们的宿舍楼是矩形的三层楼，中央走廊，两边是结构相同的矩形寝室。每间屋靠墙角放置四张上下铺，靠内墙的两床间各有一个比行李箱略长的空隙；屋的中央从外墙窗口开始纵向连摆着两张和床等长的矩形四人桌，既作餐桌又作课桌，桌子窄沿离门有两个门宽。桌两旁要是坐上人，一间屋就挤得满满了。

按标准，每屋当住七人，一张空铺用来放行李箱。我插进前，206寝室已有张荣德，屈冰，张洪志，李茂平，马文超，黄晓春，乔治等七位，为容纳我，他们必须把箱子转放在两床之间的缝隙里或床下，本来就很小的旋转空间又变小了许多。八人一室，可能是全校唯一特例，我不知张老师如何做通他们的工作的。但我当时年轻，并没有考虑许多。

我们1978级工自专业共有41名男生，9名女生。学生由三种人组成：文革间（1966、1967、1968年）的高中生（即所谓老三届），如我一样的应届生，以及下过乡或者参加过工作的中间年龄段。这是我们78级以及整个所谓新三届（77、78、79级）的独特结构。我们班的老三届是全年级最多的，共有八九个，每个男生寝室都插了一两个，因此每个寝室都有了“孩子王”。

称他们是“孩子王”并不过分，例如我们几个班干部全是老三届：班长段明，学习委员刘宁远，生活委员周荣辉。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他们是班上的“精神领袖”或“精神向导”。张荣德和屈冰两位就可谓是我们寝室的“无冕之王”。

张荣德和屈冰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张比屈稍大。张来自四川省粮食局下属的汽车大修厂，屈是金口河814厂的仪表工。两人不仅阅历丰富，知识面广，而且成熟老道。称他们老道，不仅表现在他们办事的经验和能力，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表现在他们对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总能表达出一番个人见解。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这些未经世面的应届毕业生，就是那些中间年龄段有些社会经验的同学，也无法比拟。所以，他俩谈天说地的时候，我们只好洗耳恭听。我们直呼他们是大哥，他们则像是长者。

张和屈对事物常有共同爱憎，因此非常投缘，感情极好。他俩在同一上下铺，屈上张下。两人都吸烟，屈的烟瘾很大，常躲在自己蚊帐里吸，他的蚊帐因此是黄色的。张大哥家在成都，经常回家；屈大哥家在外地，白天常躺在床上。他俩晚上从不去教室自习，只在寝室里看书，屈大哥则常躺在床上看，只在期末考试前，两人双双到教室找个位置。在性格方面，张持重，屈率直。

屈冰原籍是北京，上学的时候还是单身。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同看了孔捷生的一篇短篇小说《只因有了她》，讲一个男青年爱上一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少女，因为少女年龄太小不能向她表白，但发誓将在她长大的一天。我并不觉得小说多好。屈大哥似乎深有感触，连说小说入情入理，我等无法理解。毕业前，屈大哥公布了女朋友，在寝室拿出她的照片。我没有过去看，只听朱仲说：“看着满天真的。”屈大哥还说女朋友不介意他吸烟。

屈冰在电子方面特别善长。他说，学电子电路最重要的就是要背电路图（像棋手背棋谱一样）；他自己就背过大量的电路。这当然与他的仪表工背景有关。不过他的水平超过了普通仪表工，因为很多仪表工读不懂复杂电路。所以电子电路课——也是我最头痛的课之一——对他易如反掌，考试根本不用复习。主讲的雷老师对他非要欣赏，亲切地一口一个“老屈”地唤着他。实验课他刚好又和另一个高手杨洪耕——也是一位老大哥——分在一组，每次做实验，我们还在忙着对照实验指南一步一步搭电路的时候，他俩已经微笑着回师了。

屈冰乐于助人，帮人非常诚心，对我有过多次。毕业分配时，他对我也很关心。

屈大哥的个性，在班里算是比较突出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直”。

举一例：有一个劳动周，辅导员告诉我们哪班先干完定额哪班就先休假。一听有这好事儿，我班同学都铆足了劲，一天就把全周的活干完了。大家欢天喜地地准备休几天假，不料晚上张老师来到我们宿舍，让我们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帮助别班把活干完后大家一起休息。同学们一听都炸了锅，都觉得干的冤枉。屈冰直言不讳地对张老师说：“你们如此食言，是失信于同学！”

另一位老大哥李烈谟对辞委婉有度：“每班的工作量是一样的，本班同学用了超负荷的力气完成了任务，已经很累，现在很难再有体力帮助别的班。”张老师说不过几位利口灵牙的老将，只好让我班先休假。事后屈冰感叹说：“还是老李会说话。”

这当然是成功的例子。他直言不讳，愤世嫉俗，抨击时弊，蔑视下流，也都是优点。但他的直率有时伤于意气，或引起不快。自然，谁都难免有意气行事的时候，但作为老大哥，他要是稍稍谨慎会更好。不过，他是个很讲“品格”之人，什么样的品性需要坚守，他自有自己的主张。

我一直不了解屈大哥的家庭背景，直到毕业以后，才从马文超那得知他的父亲是二机部的总工，相当有头脸的人物。他父亲为把他从金口河弄出来，给他搞了一个武汉265厂的名额，但当时规定带薪上学的必须回原单位，这个名额最终给了马文超。这事是否引起过波澜我不知，只记得后来屈大哥给我的信中有“人心不古”“李代桃僵”之类的话，表明着他为此事引发争议的愤慨。

应该说，屈大哥是我同学中印象较深的一个，印象之最还是他的“直”，以及他的“过直”引发的冲突。但经过几十年风雨沧桑，我对这样的个性较为包容，因为它一望见底，即使有时引发不快，充其量还是＂意气＂发泄，再糟糕也是明枪明箭，并不包藏祸心。而另一方面，在大学四年里，张大哥和屈大哥的“精神向导”，无疑对我和我们寝室起到了良好作用；他们的言行对我们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老三届同学们在我们班乃至整个78级发挥的独特作用。

我毕业后分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院，除了和屈大哥通过一次信以外，以后几十年没有联系。2019年初，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约何建国等几个同学聚会，才知道屈大哥也已搬了回来，可惜他身体欠佳未能赴约。

后来到唐山时我和他通了电话，知他患了脑梗。但他语气顽强，说每天坚持走五千步，表现出与疾病抗争的意志。从话中推测，他像是一个人独住。我本想返回北京时去看望他，他却婉言谢绝了。再下一次，2023年9月在成都寇家大院和同学聚会，张荣德给他拨了电话，我们寒暄了几句。

几天前，张大哥突然在群里发消息，说屈冰已于今年5月9日去世，我不禁百感交集。记得几个月前还有同学在群里说2028年50周年纪念聚会一个不能少，但不幸又少了一位，而且是我多年来很想见到的一位。

他的执着，他与疾病抗争的意志，将在我的记忆中永存。

2025年7月7日

于加拿大卡尔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