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饶思诚这个名字，可能没多少人听过，但他的行事风格、做人原则，绝对称得上“骨子里带劲”。他是饶漱石的父亲，身份特殊，但他这一生，走得一直挺正。他身上的故事，和我们常见的那种“清高”知识分子不太一样。

先说他的出身。

饶思诚出生在清末的江西，家里没什么背景，小时候吃了不少苦。他用功读书，21岁那年考上了最后一届秀才。

可惜，刚考中不久，清朝就废除了科举。本来奔着仕途去的路，一下子断了。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估计要垮掉，但饶思诚没有，他重新捧起课本，去江西优级师范学堂学习英语和地理，毕业后成了老师。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有点自命清高，对老百姓很少有真正的共情。但饶思诚不是。教书期间，他总是和学生打成一片，也常和老百姓唠嗑。他和同时代的彭贡玮、胡铁生被称作“革新三友”，敢于和旧思想较劲，还经常鼓励学生思考社会问题。他不是把教书当饭碗，是当做一种救国方式。

到了“五四运动”期间，新思潮风起云涌，饶思诚也是亲自参与各种运动，和学生一起搞宣传、出主意。他思想也在悄悄转变，原本只是“爱国者”，后来逐步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期间，他的儿子饶漱石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受到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饶思诚成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可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后，他立刻看透局势，公开反对蒋、汪的反革命行为，号召青年参与南昌起义。那年他自己身患重病，没能随部队南下，但在南昌，他的组织工作没落下。

后来，国民党大清洗，饶思诚知道处境危险，主动回到乡下当老师。很多人觉得这是“落魄”，可他没有抱怨，依旧严于律己。他的女儿饶玉莲回忆，家里经济紧张到极点，母亲因病去世，父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衣服总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再给老三”，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饶思诚还叮嘱孩子们：“买东西别和农民讨价还价，老百姓太不容易。”

南昌沦陷时，饶思诚带着孩子们辗转流亡。即使生活艰苦，他在学校里的要求也从不降低。对学生，他很严格，但从不训斥，只用讲故事、摆道理。学生们都说饶老师“像严父，也像朋友”，没见过他发脾气。

饶思诚是个很有求知欲的人。明明已经是秀才、老师，他还自学外语、现代科技，甚至钻研原子物理。只要有不懂的地方，他就向别人请教，连自己的学生都能成为他的老师。他说，“要想学到东西，就要不耻下问”。他爱讲《聊斋》里的故事批判封建陋习，给家里和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影响。

随着抗战爆发，生活更加艰苦，饶思诚依旧保持着节俭。家里全部支出靠他微薄的工资，孩子上学用的都是“传帮带”的衣服。有好心的同事接济，才勉强过得去。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把省下的钱、纪念品，优先考虑捐给国家。

他一生对权力、名利看得很淡。解放后，他被请去做江西省人民委员和副省长，还当了省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按理说，这已经是高官了，但他依旧两袖清风，没沾半点便宜。家里穷归穷，他心里踏实。有人来送礼送钱，他都推掉。他跟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的，是为了工作，不是让你们享福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他看到国家困难，主动把自己夫人留下的金手镯捐了出去。他的影响力也大，村里有不少家长，受他的鼓舞，都让子女参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还动员自己的儿女参军支援前线。

有一次，江西解放，省里几位主要领导（包括陈赓）听说他还在，特意来探望，送上二百银元。饶思诚非常感动，但一口拒绝：“我生活虽苦，这钱你们还是送去犒劳打仗的将士吧！”他不是“矫情”，是真的不愿占公家便宜。

晚年，他身患重病，做不了具体工作了，但还是热心宣传马列主义，坚持参加各种会议，关注教育事业。每次开会，他都会提议“提高教师待遇”“让老师生活好点”，几十年从没改过初心。

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对待自己财产的态度。他当了几十年干部，省吃俭用，积攒了四千多元。晚年，他郑重立下遗嘱：这钱一分不留给子女，要全部上交国库。家里孩子早已成家立业，用不着再依赖父母。他反复说：“俸禄是党和人民给的，节省下来的钱也该归还给人民。”

1958年去世后，子女依照遗嘱，把这笔钱原封不动上交。省里一开始还犹豫，觉得子女也不容易，但孩子们坚持完成父亲的遗愿。后来，这钱交到地委书记手中，用来在家乡建学校。村里人说起饶思诚，没人不竖大拇指。

其实，他的清廉和坚持，不是“装样子”。他从小到大，信仰很纯粹。自己苦、家人苦，他都无怨无悔。哪怕是送上门的钱，他都不要。他活得清醒，走得干净。

饶思诚那一代人，见识过国家的苦难，更懂得什么叫“集体”“奉献”。他的清廉，是一种信仰、一种责任。现在很多人喜欢讲“原则”，可真到自己身上，能像他那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