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毛主席站在桥头，望着奔腾的江水，突然转头问身边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那个王盛荣，现在怎么样了？当年在赣南，他可是条不要命的汉子。”

这话一出，周围的官员脸色骤变，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最后还是公安厅长硬着头皮小声回答：“主席，王盛荣……他去年因为‘贪污钨砂’被判了死刑，现在还在武昌监狱等着执行。”

“胡闹！”毛主席的声音陡然提高，手里的香烟重重摔在地上，“立刻把人放了！我倒要看看，当年敢背着我冲枪林弹雨的人，怎么就成了贪污犯！”

这个能让毛主席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怒的王盛荣，究竟是何许人也？故事还得从25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说起。

1932年12月，赣南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时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的王盛荣，带着一个排的红军战士，骑着快马在山路上疾驰。他们刚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天亮前把毛主席从沙洲坝接到瑞金参加中央会议。

当队伍靠近毛主席驻地时，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侦察兵回报，一股反动民团摸了过来，毛主席的警卫排正拼死抵抗。王盛荣心里一紧，翻身下马就带着人往村里冲。

村口的土路上，几个团丁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一步步逼近一个捂着屁股、走路姿势怪异的身影——正是被严重痔疮折磨得几乎无法行走的毛主席。王盛荣大吼一声，抬手就是两枪，当场撂倒两个团丁。

“主席，快跟我走！”王盛荣冲到近前想扶他，却见毛主席疼得额头冒汗。情急之下，他甩掉步枪，蹲下身子：“主席，我背您！”

寒冬腊月，王盛荣背着毛主席在田埂上狂奔，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他身上的棉衣被流弹打穿，鲜血顺着腰际往下淌，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暗红的脚印。直到跑出二十多里地，听不到枪声了，才敢把毛主席放下。靠在樟树上喘息时，毛主席摸着他渗血的伤口红了眼眶：“你这小子，命都不要了？”王盛荣咧嘴一笑：“主席没事就好，我年轻，扛得住。”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枪林弹雨中救下毛主席的硬汉，二十多年后会身陷死牢。

1933年春天，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费彻底断绝，两批运送经费的同志要么失踪要么叛变。时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副行长的邓颖超，把一个沉甸甸的木箱交到王盛荣手上：“这里有3.5万美金，是从苏区老百姓牙缝里省出来的救命钱，你必须送到上海陈云同志手里。”

王盛荣把美金分装在几个特制的腰带里，从江西出发，经广东到香港，再转道上海。在香港码头，巡捕拦住他要开箱检查。王盛荣想起陈云的嘱咐，悄悄从鞋底摸出两块银元塞过去，陪着笑脸说：“长官，小本生意，混口饭吃。”巡捕掂了掂银元，挥挥手放他过了关。

三个多月风餐露宿，王盛荣瘦得脱了相，终于把分文不少的美金交到陈云手上。这笔钱后来支撑了上海地下党半年的活动经费，被党史专家称为“红色金融史上的生死转运”。

新中国成立后，王盛荣转业到地方，担任中南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副局长。1950年深秋，周总理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一份文件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外汇买设备，中央决定一年内出口一万吨钨砂，这个任务交给你。”

当时南方矿区堆积如山的钨砂运不出去，主要是缺卡车。王盛荣跑遍了湖南、江西的矿山，急得满嘴燎泡。这时有人提醒他：“香港还有一批抗战胜利后缴获的钨砂，被国民党冻结在银行里，要是能盘活……”

他连夜赶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我想用香港那批钨砂作抵押，先贷款买卡车，运出内地的钨砂再还贷款。”总理沉思片刻：“这是险招，出了问题要掉脑袋的。”王盛荣拍着胸脯保证：“为了国家，掉脑袋我认了！”

靠着这个“空手套白狼”的办法，几百辆卡车浩浩荡荡开到矿区，一万吨钨砂如期出口。可谁也没想到，1955年“肃反”运动中，这笔正常的贸易被定性为“里通外国”，王盛荣被扣上“贪污外汇”的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武昌监狱的日子里，王盛荣常常望着铁窗发呆。他想起1936年在延安和妻子赵明珍结婚时的情景，那时他请战友们吃了碗阳春面，赵明珍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现在妻子来探监，带来的窝头他都难以下咽——不是饿，是心里堵得慌。

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那天，毛主席的震怒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在王盛荣头上的阴霾。三天后，穿着囚服的王盛荣被直接接到省委大院，新任湖北省委书记亲自递给他一份任命书：湖北省冶金厅厅长。

王盛荣捏着任命书的手直抖，跑到长江边吼了一嗓子，惊飞了芦苇荡里的水鸟。上班第一天，他骑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径直进了武汉钢铁厂的炼钢车间，蹲在地上跟工人师傅讨教怎么提高炉温。

在冶金厅厅长任上，王盛荣跑遍了湖北所有的矿山。为了测量大冶铁矿的矿脉走向，他带着技术员在山里住了半个月，脚上的解放鞋磨穿了三双。有老矿工回忆：“王厅长不像个官，跟我们一起吃糙米饭，啃咸菜疙瘩，下井比谁都积极。”

1962年困难时期，组织上要给他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王盛荣摆摆手拒绝了：“国家现在这么难，把钱用在矿山设备更新上吧。”女儿王英后来回忆：“我爸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公家的钱一分不能沾。他常说，当年在上海送美金，睡桥洞啃冷馒头，也没想过给自己留一分钱。”

1979年离休时，王盛荣只收拾了一个布包，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就是那本翻得卷了边的党章。孙子问他：“爷爷，您当了这么大的官，怎么啥宝贝都没有？”他指着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33年他和毛主席在瑞金的合影，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军装，腰杆挺得笔直。

2006年10月，99岁的王盛荣躺在武汉同济医院的病床上，意识已经模糊。女儿凑到他耳边说：“爸，您当年救过的毛主席，带领咱们国家富起来了，高铁都通到家门口了。”老人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像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临终前，他突然清醒过来，指着衣柜说：“那件中山装……”护士帮他换上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老人这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护士长抹着眼泪说：“老爷子这辈子，活得真干净。”

出殡那天，武汉钢铁厂的老工人们自发来了两百多人，举着“王厅长，我们记得你”的牌子。这些头发花白的老人里，有的是他当年从轧钢厂提拔的技术员，有的是跟着他在矿山奋战过的矿工。他们或许不知道王盛荣救过毛主席的命，只记得那个肯听工人说话、肯为工人办实事的“布衣厅长”。

如今，在武汉九峰山革命公墓，王盛荣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官衔，只刻着七个字：“老共产党员王盛荣”。墓碑前常年放着矿工们送来的野花，就像他当年在赣南救毛主席时，田埂上盛开的无名小花一样，平凡，却充满了生命力。

这个曾在历史关键时刻改写命运的人，最终把自己活成了普通人。但历史记得，长江记得，那些被他温暖过的人，更记得。就像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深深扎根在江底，默默承载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也承载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

资料来源：

1. 《王盛荣同志生平》，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第1期《党史天地》

2. 《红色金融家王盛荣》，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