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逻辑和苏联逻辑的故事|斯大林|罗斯福|美国|高尔基

1904年，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尔的年轻人在芝加哥的一家大型屠宰场打了7周工。次年，长篇纪实小说《屠场》开始在杂志连载，并于1906年出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吃早餐时读到了这本书，然后大叫一声，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

我不知道罗总统读到了哪一段，但想必没有谁在看到下文时还能冷静面对眼前的肉食：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发霉变质的香肠经过硼砂和甘油处理后再加上少量的鲜肉和着被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

事实上，罗总统不是一个人在恶心。这部辛克莱尔在“泪水和痛苦”中写成的作品引发了全美的恐慌和愤怒，整个畜牧业都面临危机，因为人们不吃肉了。肉食品的销量短期内减少了一半。

辛克莱尔本人这样评价：“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却意外地击中了他们的胃。”这句话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表述：

公众用胃投票。

在美国，和投票有关的事再小都是大事。罗斯福总统知道他必须做点什么了。事实上，他的几位前任都注意过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在种种力量的阻挠下无所作为——看到这里，我们的青年读者大约会驾轻就熟地理解了：不用问，这就是资本的罪恶！

这种理解很正确，放到这里尤其正确。因为资本，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玩意儿，别的社会还很难有被资本作恶的荣幸，资本无法作恶，只能背锅。

于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斯福总统亲自请辛克莱尔喝茶。这无疑是史上最高级别的一次“喝茶”，当地媒体广为报道，但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出现这个注定会在某一天载入史册的概念：

“Hell Chat”。

上一次如此被关注的总统与作家的会面，还要追溯到林肯总统会见哈丽叶特·斯托夫人。那次总统对那位《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说：“那么你就是那位一本书引发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啰？”

林肯其实是半开玩笑，南北战争并非仅凭一部小说就能引发。因此，若论一部小说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屠场》如果说不是超越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至少也是不亚于后者。

这部小说催生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即大名鼎鼎的FDA。

也就是说，从那时至今的百余年中，谁再让美国人吃到有害的东西就是犯法，而且有人管。在美国，犯法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在2014年，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市民们按惯例喝自来水时喝到了过量的某化学成份，于是被赔了6亿多美元，多名官员因此被指控。

这个例子我本来不知道，是从环球网、新华社、中国日报网看到的。所以要感谢我们的敢于揭露黑幕的官方媒体。

如果说本段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是关于

美国逻辑的。

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讲过一句话：“每一位通过讲台、书籍、杂志及报刊，以无情的严厉态度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家、演说者，我都视他们为社会的恩人。”但我还是认为，很难说罗斯福总统真正对厄普顿·辛克莱尔抱有多大的好感，尤其是这位作家代表着一个庞大的门派。

就在那段时间前后，美国的“讲台、书籍、杂志及报刊”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揭露黑幕运动，政界、商界、工界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黑幕三天两头被曝光。光是一份叫《麦克卢尔》的杂志就在不到十年间发了近两千篇揭露文章。这种情况不禁让我回忆起曾经咱们这儿也有记者存在的时代。

现在咱们这儿情况当然不一样了，不过仍然能在媒体看到这种揭露，但一年只有一次，即3月15日那次。只要躲过这一天，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吃什么都没事。

没有一个有关方面会喜欢《麦克卢尔》这种东西，不管是哪儿的有关方面。罗斯福总统为辛克莱尔所在的那个门派起了一个名字，叫“muckraker”。我们的教科书为了呵护青年学生纯洁的心灵，把这个词意译为“黑幕揭露派”，其实青年们可能更喜欢直译：

“扒粪派”。

这个译法也更能传达总统先生对这个门派的复杂心情。

虽然心情复杂，但罗斯福总统在和辛克莱尔面基之后却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接下来的事也就很简单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美国逻辑。当遇到某件令人不快的事时，这个逻辑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

（1）这件事是坏事。

（2）所以有权力的人可以让这件事变得不存在。

（3）所以为此事而发声的人，是有益的人。

这种逻辑确实会让事情变得简单：揭露坏事的人会受到保护，所以坏事会不断被揭露；有权者会消除坏事，所以坏事会越来越少。

但厄普顿·辛克莱尔似乎并不这么想，他认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救的。《屠场》的原名是The Jungle，本意为“丛林”，即弱肉强食之处。事实上，前述的屠场里的场景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主要的情节是一个到美国寻梦的新移民的悲惨遭遇：工伤、失业、入狱，妻子失身，妻儿双亡。可怜的主人公自暴自弃一段时间之后被唤醒了阶级觉悟，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

上述情节我们应该很熟悉——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在美国文学史上，类似的作品很多。它们的主题都可以用一部更为著名的小说名来概括：

《美国悲剧》。

辛克莱尔的主人公的理想也是他本人的理想。1934年，他以“结束加利福尼亚的贫穷”为口号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加州州长。根据某些逻辑，这是大罪，但根据美国逻辑，他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

幸运的是，在《屠场》出版11年之后，这个世界真地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样板，可以用来满足马克思博士所说的“感性认识”，并和万恶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

同时，人类也荣幸地拥有了另一种逻辑：

苏联逻辑。

厄普顿·辛克莱尔倾慕的社会主义同行中有一位以微型小说见长的米哈伊尔·左琴科，他的一篇小说因为太微型，我都记不住名字，但记得情节：一位社会主义公民家煤气泄漏，于是他找来社会主义的煤气公司，但煤气公司的同志到他家检查后说并没有什么煤气泄漏。在他的坚持下，同志们在他家多待了一阵，最后摇摇晃晃地夺门而出，结论仍然是：并没有什么煤气泄漏。

如果说这个微型故事还不足以表现苏联逻辑的话，那么它的创作者的遭遇也许可以：1946年，这位参加过彼得格勒保卫战的前红军战士、“劳动红旗勋章”的获得者，遭到苏联官方的批判，其作品被称为“野兽式地仇视苏维埃制度的有毒作品”。他被开除出作协、停发稿费，以及很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吊销食品供应证。

左琴科死于1958年，他终身都在苏联逻辑的光辉照耀下。在他去世之前10年出生的斯维特兰娜·阿历克谢耶维奇则没这么幸运。在她43岁的那年，苏联不存在了。但苏联在消失之前还来得及把她的作品《锌皮娃娃兵》列为禁书。

在苏联消失的第二年，阿历克谢耶维奇在她的新祖国白俄罗斯因为《锌皮娃娃兵》受到了审判并于次年被判有罪。这本书之前被禁是因为披露了娃娃兵被送上阿富汗战场，此时被判有罪，则是因为没有如实披露某一位娃娃兵的姓名。

所以，苏联消失了，但幸运的是苏联逻辑还在。根据这种逻辑，《锌皮娃娃兵》的真正罪名是：

总之，我们不喜欢这本书。

阿历克谢耶维奇在几年后写出了更让人不喜欢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如果说左琴科笔下的煤气泄漏和辛克莱尔所写的屠场状况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话，那么阿历克谢耶维奇笔下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所涉及的可就不是一半美国人不吃肉那么简单。正如书中所说："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

像这种“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的事情，不是只在前苏联的那片土地上才有。但根据苏联逻辑，这种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人知道。

在这本书出版3年之后，阿历克谢耶维奇被当时的白俄罗斯官方赶出了她的祖国。有人说是因为《锌皮娃娃兵》，有人说其实是因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但根据苏联逻辑，真正的原因其实是：

总之，我们不喜欢这个人。

在被一种逻辑不喜欢的同时，阿历克谢耶维奇获得了各种奖项：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最终在2015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但换个角度看，她所做的只是对苏联逻辑的记录。

当然，这种逻辑绝非只有她才能记录。例如，当初把她赶走的那位白俄罗斯总统，在1/4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白俄罗斯总统，正在努力培养自己的儿子。这种明晃晃地大白于天下的逻辑，足以让所有美国史上最成功的总统献上膝盖。

当遇到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时，苏联逻辑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

（1）这件事是坏事。

（2）所以有权力的人可以让这件事显得不存在。

（3）所以为此事而发声的人，是有害的人。

从字面上看，苏联逻辑和美国逻辑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当这种逻辑延伸开来的时候，这种“差别细微”的情况仍然很普遍。

例如，当我说到阿历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青年又会驾轻就熟地理解：看，国际资本又在文化侵略了！

但根据苏联逻辑，并不是每年的诺奖都是文化侵略。

1965年，苏联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官方欢呼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称“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

但同样根据苏联逻辑，又不是每年的诺奖都不是文化侵略。

1958年，另一位苏联作家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后遭到猛烈批判，青年们（别误会，不是我们的青年，是苏联青年，但同样驾轻就熟）发起抗议游行并用石头袭击了他的住所。苏联头号官媒《真理报》这样评价这次评奖：“充满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图谋”。

但又根据苏联逻辑，即使是同一年的诺奖，也有不是文化侵略的。

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的同一篇文章赞扬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发给了三位苏联科学家，证明了社会主义科学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曾把上述故事讲给一位朋友，他说这证明了苏联也有胡主编。但我认为，这只能说明胡主编秉持的那种逻辑的来源。

根据这种逻辑，当诺奖给了可爱的肖洛霍夫同志的时候，只需要说一句话：

看，连西方的诺奖都给了他！

当诺奖给了讨厌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也只需要说一句话：

看，连西方的诺奖都给了他！

为了这两种评价显得有区别，可以在第二句后面加一个语气词：

哼！

区别仍然细微，但结果大相径庭。所以，这种逻辑还可以更简单地概括为：

不要跟我讲逻辑！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美国逻辑和苏联逻辑，会发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发声”。

美国逻辑认为，发声会修正权力；苏联逻辑认为，发声会妨碍权力。

罗斯福总统所说的作家是社会的恩人之语，被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得更为简要：“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却试图使用美国逻辑。根据美国逻辑，辛克莱尔确实起到了政府的作用：他催生了一条法律和一个政府部门。而根据苏联逻辑，情况就有所不同。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了一个故事：世界最知名的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代表、高尚品格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典范马克西姆·高尔基同志去视察一处劳改营。受尽虐待的犯人们期待这位正义的化身能把劳改营的真相传到外界，一位对高尔基的正直怀有坚定信念的男孩花了一个多小时向他倾诉。

后来高尔基确实发表了文章：文章里描述了劳改营的美好生活。而那位孩子则丢掉了性命。

至于写出这些作品的索尔仁尼琴，他成了又一个被赶出祖国的诺奖得主。

阿历克谢耶维奇曾引用高尔基的话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

所以，阿历克谢耶维奇和高尔基表达了各自的赞成或反对，表达了各自所关心的东西，因而也收获了各自的结果。

阿历克谢耶维奇成为流亡者，同时获得了文学殿堂的最高荣誉和全世界读者的尊重；高尔基成为苏联作协的最高首脑，度过了养尊处优和监控之下谨言慎行的晚年，数十万苏联同志为他送葬，约瑟夫·斯大林同志，苏联逻辑的伟大缔造者之一，亲自为他抬棺。当说到这位作家的创作时，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他早年的——早在苏联逻辑诞生之前——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在美国创作的，包括最著名的《母亲》。也就是说，苏联逻辑的受益者高尔基同志，也曾是美国逻辑的受益者。

这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唯一的问题是：

符合哪种逻辑？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逻辑和名人名言。如果说这篇文章里有我自己的创造，那就是这一句话：

当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片土地、一种生活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谈论一种逻辑。

当我们在谈论某次事件，例如孩子们体内流着不干净的血液、例如一个女孩和外国人上床、例如某个富豪突然被发现有私生子，我们事实上是在展示我们的逻辑。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当事件发生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此有了那句名言：“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非是我们会把谎言误认为真相。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多了谎言，便不再能分辨出真相。”

这句话说得过于复杂。真相是，人们只是

习惯了某种逻辑。

出于某种逻辑，我在发出文章时都要注明“纯属虚构，仅供娱乐”。为了把娱乐性落到实处，以下引用几个故事。这是一些段子，但符合本文主题。

故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