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大家觉得国企是铁饭碗，不会让几十万工人下岗，毕竟这会造成大量失业。可实际上，下岗情况不计其数。如今，我们认为不会允许地方债暴雷，比如10万亿的债务，可这债到底该由谁来化解呢？是已判死缓的贪官，还是真正做事的政府，又或是辛辛苦苦的民众？

就在最近，广西决定举全区之力为柳州化解债务。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这个超级巨无霸平台应运而生，直接押上广西所有国企的半壁江山，目的只有一个：拯救柳州。

截至25年初，柳州政府账本上明明白白写着1042亿欠款，可暗地里，城投公司还背着2397亿债务，柳州一年光利息就得掏出113亿。2024年，全市财政收入才149亿。换句话说，柳州人全年辛苦赚的钱，刚好够给银行打工。这还没完，工程欠款、拖欠的奖金和工资等隐形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要是全算上，财政收入恐怕连利息都未必够支付。

柳州之所以陷入如此严重的债务泥潭，皆因“贪腐”二字。2016年，时任市委书记郑俊康、市长吴伟拍板上马总投资186亿的轻轨项目。他们描绘的蓝图是，轻轨连接产业新城，撬动千亿GDP，5年回本。银行信以为真，资金大量投入。

然而，当时这些轻轨项目并未得到国务院批复，属于违规未批先建，这俩人胆子真大，完全是先上车后补票，企图赌国家政策变化。结果在2018年，国家52号文提高轨道交通审批门槛，柳州因GDP、财政收入等指标不达标，项目彻底黄了。

2023年11月，财政部点名柳州通过国企手段搞出177亿隐形债务。10天后，吴伟被查，两个月后，郑俊康落马。最终，郑俊康因受贿5000万，被判16年半，吴伟贪污1.86亿被判死缓。而这两人最后留给柳州的，是将近3500亿的地方债欠款。

为什么两任市委书记能给一座城市带来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呢？

这就得提到我国的分税制改革。1994年之前，地方和中央分钱就像交公粮，地方政府每年按固定数额给中央打钱，剩下的都归自己。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问题出现了，中央财政占全国收入的比例，从1984年的40.5%暴跌至1993年的22%。兜里没钱，跨区域修路建桥等基建工程就搞不动，宏观调控也使不上劲，甚至出现中央找地方借钱的尴尬局面。

1994年，分税制改革动了钱袋子。中央划走增值税的75%，只留给地方25%，还单独成立国税系统，彻底切断地方干预征税的途径。这一招立竿见影，中央财政很快充实起来，能用转移支付平衡地区差距，但地方却犯了难。花钱的事一件没少，修路、建院校、搞基建，样样都烧钱，可钱袋子却被收紧了。更麻烦的是，1994年的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直接举债，钱从哪儿来成了地方的难题。

这时，城投公司登场了，全称城市投资建设公司，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它们左手拿着政府授权，右手有融资本事，专门负责修桥铺路、建园区搞开发，堪称城市建设的“包工头”与“提款机”二合一。虽然挂着公司牌子，但大家都知道背后有地方政府隐性兜底。银行一看，有政府兜底的债肯定稳，于是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找银行变相举债。

不过在2008年之前，隐形债务规模也就几万亿，处于萌芽期。真正的转折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但地方显性债务受严格管控，怎么办？只能大量依靠城投。城投公司的数量从2008年的3000家暴增至2014年的1.1万家，6年时间里，地方债也从5万亿飙到30万亿。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标融资的灰色地带。非标融资就是绕开公开市场的定制化借钱，期限、利率、担保都能商量。比如信托公司给城投放贷，利率能飙到8%甚至10%以上。信托赚得盆满钵满，买信托的个人和机构收益也高，地方政府还能绕过监管搞基建，看似三方共赢。

更糟糕的是，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借钱搞出的大马路、新大楼都是看得见的政绩，至于债务，反正由下一任接手，柳州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所以历经几任市委书记，几千亿的债务就这么累积起来了。

中央难道看不见吗？

2014年新预算法“开前门、堵后门”，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2015年启动万亿债务置换，也就是“划债”，把7.2%的高息债换成3.4%的低成本债，借一笔数额相同的钱先把之前的还上，但这次借钱数额要减少，还款时间延长，给地方政府留面子。浙江一年就省了180亿利息。全国置换12.2万亿之后，债务期限从1.3年延长到6年。但这波操作让市场形成了畸形预期，地方政府觉得上面肯定会兜底，结果城投债越发行越多，借钱方式也更隐蔽。

这就好比儿子在家工作，每月给妈妈一部分工资后入不敷出，没钱消费了。妈妈说你贷款消费吧，反正妈给你还，儿子就开始贷款消费。发现消费的感觉很好，衣着光鲜有面子，就越贷越多。后来债主找上门，妈妈帮儿子还了债，告诫儿子不许再贷款消费，可儿子尝到甜头，根本不听，债务越搞越多。

2018年，中央要求全面清查，到2021年，隐性债已涨到将近50万亿。债务不会凭空消失，但地方的钱袋子却瘪了。毕竟这几年房地产低迷，土地财政大幅缩水，一边要还钱，一边没收入，城投违约开始集中爆发。贵州遵义156亿违约，青海信托10亿违约，2022年全国城投违约超60起。从省平台到县平台，财政告急的信号刺痛人心，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单一，简直成了债务雷区。

所以没办法，现在又开始化债。柳州的3500亿债务，不是一座城市的个别情况，而是地方债困局的缩影。它是政策之下，钱袋子与责任田的撕裂，是政绩冲突与长期主义的博弈，是“我死后洪水滔天”这种畸形逻辑结出的苦果。

地方债本质上是发展的代价，是转型的阵痛。它提醒我们，光鲜的城市背后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说的隐忧。而真正的“铁饭碗”，从来不是靠举债堆砌政绩，而是要靠产业造血，制度完善，让人心踏实。当我们凝视这些冰冷的债务数字时，看到的不仅是风险，更是中国经济在压力中寻找平衡的艰难历程，这或许就是“发展”二字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