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6日凌晨，王近山放下望远镜，轻声嘟囔：“活的，一定要活的。”

数小时后，满身油烟的康泽被拖进六纵司令部，他的右臂还濡着黄磷的余温，脸上却看不出决绝，只有惶惑。许多官兵认得这个名字，他们在苏区曾躲过“别动队”的追捕，对这张面孔恨得牙痒。

电报自襄阳飞往西柏坡，毛泽东仅看了两遍便提笔批示：不能杀，送来。十个字，把军委值班员惊得直吸凉气——主席早年言“康泽罪不可恕”，这回却留了活路。

为什么？得倒着解。康泽1904年生于四川安岳，幼时父丧，靠母亲纺线度日。寒窗苦读的少年，踏着泥路考进黄埔三期，碰巧被校长蒋介石翻了翻笔记本，从此列入“重点培养”名单。

二十年代的黄埔左联右合，一边是周恩来筹学生自治，一边是蒋介石圈队伍。康泽选择了后者，还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对“反共”三字深以为然。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已是蒋介石的私人参谋。

九一八事变，蒋氏忧心的不是东北，而是南京政权的椅子。他召集十余名亲信密谈，提出要搞“中国版格柏乌”。康泽举手赞成，力推“复兴社”名称。会后，他领到一支番号：别动队。

这支不足三千人的武装特务，被分成几十个小分队往赣闽边界渗透，打着剿共旗号烧庄稼、建“无人区”。兴国、连城的男人一夜间少得惊人，许多老人至死没找到儿子的尸骨，血仇由此结下。

毛泽东回忆苏区失守时叹道：一个蒋介石，一个康泽。这句重话刻在他心里。可到了1948年，他仍决定留下康泽。这不仅是“以德报怨”的姿态，更是一盘统战大棋——战场上赢了枪，场外要赢人心。

押往晋察冀途中，康泽极度紧张，随身只带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他问押送干部：“我会被游街吗？”对方回：“照政策办，先治伤再谈其他。”这种反差令他愣住——多年鼓吹的“赤匪嗜血”并不存在。

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并不好受：天天写交代，隔三岔五学习文件，还要劳动。康泽求生欲强，读完《新民主主义论》便写万余字自省稿，称自己“如梦方醒”。真假几分？没人急着下结论，可他坚持写了三年，态度慢慢被认可。

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毛泽东点名康泽和宣统皇帝作例：不杀他们，不是罪不够，而是杀了不利。短短一句，定下宽严相济的国策，也让海内外看清新政权气度。不得不说，这招很管用。

1963年特赦令下达，康泽在狱中几乎跑着去签字。他对来访的沈醉说：“旧日兄弟里，我第一个出去，像做梦。”随后被安置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每月写回忆，不再握枪，却留下几十万字口供，为研究国民党特务史提供原始材料。

有人评价，康泽后半生的笔，比前半生的枪更有价值。确实，那些资料揭开复兴社、别动队的作案细节，让无数隐匿罪行浮出水面，也成了反面教科书。倘若当年一枪了结，这部分史料怕是永远失传。

1967年春，康泽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噩耗传出时，台湾《中央日报》先讶异，继而改口称其为“叛将”。两岸对同一人的标签截然相反，这恰是时代剧变的缩影。

从黄埔学员到“别动队”头子，再到功德林学员，康泽的人生翻了三次面。打仗时，他用铁血手段维护旧政权；败局已定，他又在新制度下延续生命。历史不乏这种极端对比，而决定权往往握在胜利者手中。

毛泽东那句“不能杀”，有人说是政治智慧，有人说是人道情怀。在我看来，更像对未来的投资：若连曾经的刽子手都有出路，普通人自然有活路。这样的心理感召，穿透力远胜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