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话放这儿，这事没得商量！”

张桂英把抹布重重摔在桌上，水渍溅出老远，“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去跟一帮老头老太太瞎起哄，你不嫌丢人，我都替你臊得慌！”

宋建国低着头，攥紧了那张歌咏队的报名表，纸张的边缘被他捏得起了皱。

他胸口堵得厉害，像被压了块石头。

结婚三十八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自己的想法被妻子如此轻而易举地驳回。

他只是想唱歌，这个念头像一株小小的火苗，在他沉寂了半生的心里，第一次如此明亮地跳动着。

可他没想到，这微弱的火光，竟会引燃一场焚毁一切的大火，在短短七天之内，将他三十八年的婚姻烧成一片灰烬。

01.

宋建国在单位退下来后，并没像其他老伙计那样，整天在家待着。

他是个闷葫芦，嘴笨，不爱说话，但手巧，心也热。

住在老城区的这三十多年，东家水管漏了，西家电灯不亮，只要喊一声“老宋”，他总是“哎”一声就提着工具箱出门，不收钱，不收东西，顶多是事后人家硬塞过来两个苹果，他推脱不过，才红着脸收下。

久而久之，整条巷子的邻里关系，都靠老宋这手艺黏合着，谁都敬他三分。

但在家里，这套逻辑行不通。

下午帮对门李婶修好了嗡嗡作响的抽油烟机，婉拒了李婶热情的晚饭邀约，宋建国提着工具箱回了家。

门一开，妻子张桂英正在客厅里，拿着一块抹布，一丝不苟地擦着窗台，家里的地板被她擦得能映出人影。

“回来了？”张桂英头也没抬，声音平淡，却像带着尺子，精准地量着这个家的规矩，“今天又给谁家当活雷锋去了？油烟机上的油渍蹭到衣服上了，赶紧脱下来，放盆里泡着，别把油带到沙发上。”

宋建国“嗯”了一声，像个听话的小学生，小心翼翼地把工具箱放在门后固定的位置，然后踮着脚尖走进卫生间，将沾了油污的外套脱下，规规矩矩地放在洗衣盆里。

他这辈子，在外面是受人尊敬的“老宋”，是无所不能的“宋师傅”，可一回到这个家，他就只是张桂英的丈夫，那个凡事都得听她安排的宋建国。

家里的事，从水电费的缴纳，到儿女工作的选择，再到今天晚饭是吃米饭还是面条，从来都是张桂英一言而决。

她就像这个家的顶梁柱，精准而强硬地支撑着一切，而宋建国，则是那根柱子下，被压得严严实实、不曾有过半句怨言的地基。

他习惯了，也认命了。

他觉得，一个家，总得有个人说了算，她愿意操心，他落得清闲，挺好。

02.

宋建国并非生来就是这般沉闷。

他的青春，是嘶吼在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

记忆里，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少年，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每天从生产队下工，扔下锄头，就敢站在村口最高的土疙瘩上，对着落日和远山放声高歌。

那时候的他，不懂什么乐理，不知道什么技巧，只觉得胸口有股气，不唱出来，就能把自己憋死。

他的嗓子是村里公认的好，高亢、嘹亮，带着一股子野生的力量，能穿透稀薄的空气，传到山那边的姑娘耳里。

他做过梦，梦见自己能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到县城的文工团里，甚至更远的地方。

可那个年代，“穷”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所有梦想都抬不起头。

唱歌不能当饭吃，父亲抽着旱烟，一句话就给他的人生定了性。

后来，经亲戚介绍，他认识了邻村的张桂英。

第一次见面，她穿着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油亮的辫子，话不多，但眼神透亮，看人很准。

她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会做木工活吗？我家的柜子腿坏了。”

宋建国愣了半天，憋红了脸，点了点头。

他们的婚姻，就是从修好一个柜子腿开始的。

没有风花雪月，只有柴米油盐的盘算。

张桂英是个过日子的好手，精明、能干、要强，她用她那双同样有力的手，将这个贫穷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宋建国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

那些关于唱歌的梦，就像年少时吼在山谷里的回声，飘散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把那份滚烫的热爱，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压在了心底最深的箱子里，一压就是三十八年。

03.

婚后的日子，像一台精准的钟表，在张桂英的校准下，一分一秒地走着。

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孩子们渐渐长大，家里也开始有了不大不小的争执。

大儿子想去南方闯荡，被张桂英一句“家里都安排好了，去厂里上班最稳当”给驳了回来；二儿子谈了个外地女朋友，也被她以“远嫁的姑娘不靠谱”为由强行拆散。

在这些争执里，宋建国永远是那个沉默的背景板。

他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看不出表情的脸。

他心里不是没有想法，只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敢说。

张桂英的气场太强了，任何反对意见在她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不堪一击。

与其争吵，他宁愿选择沉默。

转折点发生在小女儿宋婷身上。

宋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一个性子既不像父亲的闷，也不像母亲的硬，反而带着一股灵气的孩子。

她从小就喜欢音乐，一把小小的口琴能吹出各种调子。

高二那年，她怯生生地在饭桌上提出，自己想考音乐学院，将来想当一名音乐老师。

饭桌上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宋建国的心猛地一跳，那是他从未有过的激动。

他看着女儿那双充满希冀的眼睛，仿佛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那个站在黄土高坡上唱歌的自己。

他张了张嘴，一个“好”字就在嘴边。

“不行！”张桂英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学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安安稳稳地考个师范，回来当个小学老师，这才是正道！”

“妈，我喜欢音乐……”宋婷的眼圈红了。

“喜欢能值几个钱？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哼哼唧唧、不着边际的东西！”张桂英的话像一把刀，不仅刺向了女儿，也深深地扎进了宋建国的心里。

宋建国攥紧了放在桌下的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他却感觉不到疼。

他看着妻子决绝的脸，又看看女儿泫然欲泣的表情，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

那晚之后，他破天荒地失眠了。

几天后，他趁着张桂英回娘家，偷偷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私房钱，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了女儿。

他只说了一句话：“去学吧，爸支持你。别让你妈知道。”

那是他这三十多年里，对张桂英做出的最大的一次反抗。

一次无声的，孤注一掷的反抗。

后来，宋婷争气，真的考上了省城的音乐学院。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抱着宋建国，哭得稀里哗啦。

04.

时间一晃，宋婷毕业后留在了省城，进了一家知名的音乐培训机构，事业风生水起。

每次打电话回来，她总会兴奋地跟父亲分享她教的学生又在哪场比赛里拿了奖，她的生活里充满了音符和旋律，那是宋建国从未体验过，却又无比向往的世界。

电话这头，宋建国听着女儿清脆的笑声，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他仿佛能通过这根细细的电话线，感受到那种为梦想而活的滚烫人生。

他挂了电话，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和一头夹杂着银丝的头发，心里某个被压了近四十年的箱子，突然“咯噔”一下，锁扣松了。

他已经58岁了，人生是不是就这样走到头了？

第二天，他去公园散步，看到社区活动中心外面贴了一张红纸布告——“‘夕阳红’社区歌咏队招新，无论有无基础，只要您热爱歌唱，我们都欢迎您的加入！”

他的目光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死死地盯着那张布告，再也挪不开。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吵吵嚷嚷，他却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四十多年前，那回荡在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

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像决堤的洪水，冲垮了他几十年来用沉默和忍让筑起的堤坝。

他想唱歌，他想为自己活一次。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一旦破土，便疯狂地滋生蔓延，再也无法遏制。

他颤抖着手，掏出老花镜，记下了布告上的报名电话。

05.

“你要去参加那个什么歌咏队？”晚上，当宋建国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事告诉张桂英时，她的反应一如预料的激烈。

“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去跟一帮老头老太太瞎起哄，不嫌丢人？”张桂英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咱家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有那个闲工夫，在家把地再拖一遍，不比什么都强？”

“我就……就是喜欢。”

宋建国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喜欢？”张桂英冷笑一声，“我告诉你宋建国，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这些没用的东西，你女儿去学那个已经让我够烦了，你现在也想来这套？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那天晚上，家里爆发了三十多年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说是争吵，其实也只是张桂英单方面的训斥和宋建国的几句微弱辩白。

最后，宋建国又一次选择了沉默，但眼神里的那团火，却没有熄灭。

第二天，他还是偷偷去了。

他没想到，张桂英当晚就发现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晚饭的碗筷摔得震天响。

冷战持续了两天，家里的气压低得让人窒息。

就在宋建国以为自己要放弃的时候，张桂英却一反常态地主动开了口。

“行了，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她的语气罕见地软了下来，甚至带着一丝无奈的哄劝，“要去就去吧，省得你在家给我摆脸色。不过说好了，不能影响家里正常生活。”

宋建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看着妻子，见她不像是在说反话，一股巨大的喜悦瞬间淹没了他。

他连连点头：“哎，哎！不影响，绝对不影响！”

那之后的日子，是宋建国这几十年来最快活的时光。

他每天高高兴兴地去歌咏队，他那把被岁月尘封的好嗓子，一亮出来就惊艳了所有人。

他学得认真，唱得投入，很快就成了队里的男高音领唱。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不爱说话但一唱歌就两眼放光的老宋，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快乐，是装不出来的。

他以为，妻子是真的理解他了。

直到第七天。

那天他练完歌，哼着新学的《勘探队之歌》，满心欢喜地推开家门，却看到张桂英正襟危坐地在沙发上，茶几上，赫然放着一些文件。

她的表情，比三十八年来任何一次争吵时都要冰冷，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让他从头凉到脚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