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死亡与降落伞：我在伦敦做志愿者的那几年｜三明治|三明治|伦敦|小星星|小王子|星球|死亡与降落伞|玛丽亚

作者：牛奶大侠

编辑：Chen Si

我第一次参加的葬礼，是一个二十多岁男孩的。

那是一个普通的英国阴天。除了路上缓缓驶来的殡仪车外，一切都一如往常。

我理了理昨晚翻箱倒柜翻出的黑色正装，向成年自闭症机构的小圈子走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家身着黑色的严肃模样，上一次看见他们时，一切都是五彩的、轻松的，我们志愿者和自闭症成员一起唱歌、跳舞、画画、做手工、聊天，一起玩机构中最标志性的游戏：降落伞游戏。在玩这个游戏时，所有人会围成一个大圈，各自抓住自己面前圆形五彩布的一角。一开始，所有人会将五彩布举到自己腰的高度，随后大家会蹲下，将布放在地上，然后，“三，二，一！”，大家一起将布举起来，五彩布会高高飘起，再像降落伞一样缓缓下落。

每次想起这个机构时，我都会想起降落伞飘在空中的那一瞬，和我向上看时，阳光透过五彩布投下的炫目。

这是一家帮助自闭症谱系与学习障碍人士的机构，我在学校的职业中心网站刷到它，经过志愿者的面试、培训后，就开始参加活动了。在培训中，机构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了很多，比如保护身心安全比保密更重要；比如很多成员会有自己表达感情的形式，有时候会比较过激，甚至会不小心伤到志愿者，如果出了这种事需要帮助，一定要及时找他们，他们会给志愿者和成员都提供充足的支持。

我第一天参加活动时，非常忐忑。由于我不是心理学或教育学出身，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很怕做错事、说错话，伤害到别人。但是一切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大家只是在不同的活动中一起玩，相互支持和感谢，我也在大量的正反馈中慢慢放松了下来。

我在机构中第一次见到那男孩时，他完全是一副“小王子”的模样：浅白的皮肤，浅黄色的短卷发，绿色的上下衣裤套装，黄色的口水巾。在机构中，每个成员都会有个人资料薄，资料上会写着ta的姓名、年龄、性格、支持注意事项、兴趣爱好、重要的人等等。那天，我读完他的资料，在手机备忘录上记下“多让他喝水”“让他自己选择”“一起笑”“幽默”这些关键词后，向他走去。

那天的第一个活动是按摩。据说自闭症的人会对感官接触比较敏感，比如，机构其中一个成员认识人的方式是抚摸对方的手。当他发现他不认识你时，他会走过来拉住你的手，然后在你面前跪下，用他的十指指腹触摸你的指腹，轻点、摩擦，眼睛滴溜溜地转，像是在输入某种密码。成功输入密码后，他会用他的手和你的手击掌，这样你们就算认识了。在一次小颁奖典礼中，他荣获了“最熟悉每个人的鞋”称号。

另一个喜欢触摸的人是一个女孩，她喜欢拉手、拥抱，当她对你熟悉时，会亲你的手。女孩喜欢做美甲和梳好看的发型。她只会重复自己听到过的话，但是可以唱一整首《妈妈咪呀》。

听说小王子很喜欢她，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他们两个的活动排开，不然他看见她就会一直去找她。他在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主动去拉她的手，然后偷偷向我们炫耀，害羞地笑。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给那个女生做了一张贺卡，中间是她大大的名字，旁边贴着很多小星星。

在按摩中，我跟着老师的指示，轻轻为小王子的小腿按摩。按着按着，隔着他的裤腿，我碰到了一个袋子，袋子鼓鼓的，被绑在他的左腿小腿上，旁边好像还有一根长长细细的塑料管。我听说，他之前似乎生过病，做过两次肾移植，现在身体仍然不好，小腿上常常挂着尿袋，按摩的时候得小心些避开。由于身体原因，走很长的路对他来说有点艰难，需要我们一直鼓励他，他才能一直向前走。

“几点啦？”小王子突然问道。

“现在是三点二十，还有二十分钟结束按摩哦。”老师回答道。

“都这个时间了！”他看上去很惊讶。

“都这个时间了呢，但是我们还可以享受二十分钟的按摩。”

“几点了？”过了五分钟，他又问了一次，老师仍然耐心地回答着。机构中的很多成员都会有重复行为。

几点了，小王子？你来地球是有时限的吗？你得在几点前回到你的星球呢？

上一次看见他时，他少见地流露出焦躁的模样，一向爱参加活动，爱唱爱跳的他，在那天的音乐中大喊着“不要”，随即离开教室。在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听说他住进了医院，情绪也许也受到了身体状况的影响。

后来，我就收到了机构的邮件：小王子在医院中去世了，死于淋巴瘤和并发症。

乌托邦与现实交汇的地方，竟然是在葬礼中。

殡仪车在前方停下，小王子的家人们随着棺材列队缓缓向教堂中走去。他的父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常在我们进行活动时在后厨做饭，也常常和小王子的弟弟一起来看小王子在机构中的演出。除他们之外，我也看到好多其他成员的家长，他们常常相互社交、相互支持，也会一起参与机构的合唱团。

队伍继续行进着，我看到成员安也加入了队列，向教堂走去。安是我来机构匹配的第一个成员，他是全面发育迟缓（global development delay），二十多岁的身体下住着十岁小男孩的心智。他很害羞、内向，说话很慢、很温柔。由于他们的名字首字母相近，安常常和小王子一起上课。

听说小王子在这个机构已经参加了很多年的活动了，他不仅有很多成员朋友，和机构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他还在机构时，总是问“莉在哪？莉在哪？”莉是带我们做游戏的工作人员，小王子一看见她就会上去挽住她的手臂。

莉注意到了他身边的我，“Chen也可以做你的朋友吗？”

“可以？”那天，小王子看了看她，看了看我，用眼神对我进行了朋友认证扫描。扫描完成，他向我伸出了手。

队伍继续行进，我也缓缓随队伍进入了教堂。在门口，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向大家分发着什么，那是莉。我和她对视，她眼眶红红的，努力朝我笑笑，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接过她递给我的东西，那是机构制作的，小王子的生平小册子。教堂的音乐声传来。原来他是真的，真的离开了啊。

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在志愿中接触死亡。

我很难去诉说我认知中的死亡与疾病。死亡随疾病而来，又像疾病一样藏在关节里、发丝中，看不清具体的模样。两者的关系如此黏稠，我无法把它们扯开。老实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回答我，我隐隐地感受到它，就像感受着我的慢性偏头痛。它时不时在头皮下隐隐跳动，无法被忽略，却也无法被直视。 “别去”“别看”“你身体不好”，家人对我的死亡焦虑将我挡在很多真实面前，我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逝去，只知道使劲地抓住自己不想丢失的东西，再在每一次的小别离中感到过度的怅然。

于是，我决定亲身去看看，去不同的人那里找答案。

每周六，我会到一间临终疗养院去帮助发配午餐。这间疗养院位于伦敦西边的一个街区，那个街区有又高又大的树，和精致的、白色的建筑外墙面。好像人走在里面，都变得白了，变得透亮。

疗养院隶属于圣约翰与圣伊丽莎白医院（St. John‘s and St. Elizabeth Hospital），医院门口立这两尊圣人的雕像。周六中午，医院空空荡荡，只开着几盏必要的灯，只有前台坐着值班人员。沿着前台一直往前走，就能来到一个分岔口，右边是疗养院，左边是一个小教堂。

疗养院与我想象的并不甚相同，有着苍白的墙和金属感医疗仪器，整个空间都是冷色的，气味甚至有些冰冷。站在疗养院前台，目之所及的活物是一株植物，和贴在植物上的一张纸：“别碰我，我是活的！”

疗养院免费收容一定地理范围内有需求的人，但是由于床位有限，需要排队。第一天，我走进志愿者办公室时，看到桌上有一个白板，白板上方写着“R.I.P”和当时的月份，下方写着床位和名字。每当一个人去世，白板上就会多一行字。我忍不住想，空出床位给下一个人，该是如何的心情呢？为逝去者遗憾，还是为新来者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得到帮助而欣喜？也许病人来来去去，其中的人们已经不再为常见的现象赋予情感了吧。

我转身拿我的志愿者名牌，看到相邻的志愿者名字是——Hope。H-o-p-e，嘴唇微微张开，喉咙送气，嘴唇再闭合。简单的音节，是如何拥有这样充满希望的含义呢。

和我一起做志愿的人是一个九十多岁的奶奶。她似乎从修道院来，穿着灰色的连帽长裙，大家都叫她“Sister”。她戴着眼镜，非常瘦小，身形有些佝偻，但是走起路来仍然非常快，嘴巴也很是厉害。“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分配这些工作的，找了个完全不懂的人来做饭！”“昨天刚做的菜单现在怎么又找不到了，我现在又要来再做一次。”她总是一边念叨着一边麻利地更新着厨房白板上的信息。白板上写着每个人的床号、姓名、用餐习惯，例如想要早点吃早餐，想要食物切成小块，不吃主食只吃得下甜点，只能吃糊状物，患者无法用餐但是需要给家人准备一份等等。

有些工作人员会称呼他们的名字，有些人会直接称呼他们的床号。一开始我也试图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6号床是乔治，11号床是玛丽亚，12号床是卡提亚……但是当我第二周、第三周再次来到这里时，白板的名字变了，又变了。有些名字我记得了，却在下周又消失了。于是，我也慢慢向数字称呼屈服。作为一个离死亡非常近的地方，这里的整体工作氛围并不压抑，也许用数字来称呼就是一种间离的方式吧。

疗养院中分为单人病房和多人病房。单人病房中的患者通常身体状况更严重些，经常整日整日地睡着，每次送餐时，我只能和家人们打个照面。有些家人带着孩子来，看起来状况还不错；有些人在病房里插满了自己国家的国旗和文化符号；有些人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无声地哭泣。

“我要去和她女儿聊聊天，她女儿年纪还小，这对她来说很艰难。”奶奶这样跟我说。每次送餐，她都会短暂地和床上的人们聊聊天，握着其中一些人的手，为他们做祷告。

多人病房分为男女两间，两间都拥有一扇大大的落地窗，通向外面的小花园。其中一个人常常坐在房间里，望着花园，长久地、沉默地坐着。就只是坐着而已。

我并没有和患者们有过太多交流，跟我说话最多的，是10号病房里那个看不见的老人——阿里。“食物切小了吗？我看不见”；“不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能不能换一个味道的酸奶”；“这是芒果味的甜点吗，不是杏子味的吗”；“我还想加一点酱汁，要肉酱，不要番茄酱美乃滋”。在10号病房和厨房的多次往返之后，我也慢慢记住了他的名字。

直到有一天，我进到志愿者室时，看到阿里的名字也出现在了RIP白板上，10号房也开始空置，变得安静，没有了持续不断的广播声，也没有人再频繁地呼叫着护士。

当我来到厨房时，我看到白板上其中一个人的用餐需求中，Early Breakfast第一个E最下面那一横不见了，再仔细一看，我发现这个词下面有一道长长的黑色的痕迹。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是写在Early下面的那个人去世了，员工擦掉下面的名字的时候，不小心把上面的E也蹭掉了一部分。

人过世不过一道痕迹。

在我做志愿的最后一天，一切都特别顺利，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工作，很快就配完了所有人的餐。

“这个冰箱好难打开，它脾气太差了。”配餐员使劲开着冰箱门。

“可不是嘛。”护士坐在梯子上休息，一腔一腔地搭着话。

“我每次都得等它心情好了再来开它。”配餐员拿出一个看不出内馅是什么的煎饼，叫我，“Chen，你要吃这个吗，这是多出来的。”

“这个饼干你也拿上。”奶奶一边说一边递给了我一个堪比面包大小的椰子饼干，“下周见啦，Chen。”奶奶照常说着，她的语气很轻快。

“其实……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天来这里了，我得离开伦敦了。”

“什么！你怎么能走！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家了。”

“不行，我要把你锁在这个橱柜里不让你走！”

我们都笑了。她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实在的拥抱，我也俯下身去抱她。她说：“祝你一切都好。”

走的时候，我终于去了那个我没去过的室外小花园。那天阳光很好。

阳光明媚，树影投下，影影绰绰。

也祝你们一切都好，阳光可以长久地从屋顶洒下。

我再次走进了伦敦的雾中。

伦敦的气候和我家很像。在我的家乡，常常有雾。当雾起时，一切都是潮湿的神色，事物的轮廓被晕开，好像能看清，好像又抓不住。

我的内心也常常起雾，那片白色长久地盘旋于我的某处，慢慢向其它部位前进。我想在所有记忆被染上白色之前，任性地把它们都先抓住。

我也见过那片雾气更浓烈地浸湿过其他人。

去年，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阿兹海默一对一陪伴。机构协调员告诉我，我将要陪伴的女士叫黛，80岁，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只能卧床，现在和女儿以及一只小狗一起居住，有很多孙子孙女。她喜欢聊天，也喜欢听志愿者读短故事书。“她是个很好的老太太，跟她聊天就可以了！”

在一些阿兹海默相关的影视作品中，似乎阿兹海默患者的记忆是流动的、不定的，他们好像总是不在当下，为遗忘了自己和他人而迷茫、愤怒。我想看看这样的流动，看看我能否在岸边跟他们说说话。

那天，我按协调员给的地址，来到黛家，抬起屋外黑色的小铁门，走近房门，按门铃。

一位年轻的女士迎接了我，她是黛的女儿，名叫艾。简单问候后，她将我带到黛的床前。黛很瘦，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像是被淹没在了被子里。她盯着电视里的房屋改造节目，对我的到来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这个房间不算明亮，暗色碎花窗帘半掩着，房里充满了物品。家族成员的照片挂了满墙，满当当的柜子有好几个，床脚、窗边都堆满了杂物。她就孑然处在这庞大的、隐含的故事和记忆中。

她右边眼睛视力有些缺失，常常让我帮她拿一下她眼前的杯子，我甚至不能确定她是否能看见我。我们的对话大多数是单方面的，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墙上这些是您孙子孙女的照片吗？”“是的。”“您想让我读些故事给您听吗？”“我现在没那么喜欢听故事了，以前很喜欢。”“您很喜欢花吗？”“是的。”

“艾！”她突然大声喊。

艾从楼下匆匆跑下，“怎么了，妈妈？”

黛一脸茫然。“是我叫的你吗？”

过了一会，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她喊着艾的名字，看上去需要艾做些什么，但是又不记得自己喊过。

“妈，我得工作。”艾看起来有些烦躁，又不得不压住。

回家路上，我一边写着反馈邮件，一边回想着她的小白狗对我狂吠，充满敌意的模样。我有些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她是不是不喜欢和我聊天？是我的话题选择不太好吗？还是她对大部分事情都不太感兴趣了？我拍下了街角刚开的小白花，准备下次给她看，又找了一些闲聊话题。下次我一定要多说一些。

后来的几次拜访，我想到的话题仍然很快结束，大多数时候房间中只有电视节目的声音。我们长久地看着电视节目，那档装修改造节目看起来像上个世纪的，画质、拍摄风格、配乐，主持人语气，都充满了噪点。当她听到每个房子的高昂价格时，会很惊讶，那是她流露出最多情感的时候。于是我开始跟她一起看电视，猜测每间房子的价格。

后来有一天，她女儿拿来好多家庭相册，让黛给我介绍介绍里面的人，讲讲她家里的故事。相册一页页翻过，“这是我，这是我和我丈夫结婚的时候。”她的语气很平静，“这是艾。”“这个人我不认识。”

相册比我预想的更快翻完了。过了一会，艾走了进来，似乎为我们的速度感到惊讶。她拿起一本相册，翻了翻，指向一个小男孩。“可以给Chen介绍下他吗？”

“我不认识他。”黛慢慢地说。

“妈，你不记得了吗？”她皱起了眉头，这是我第一次在艾的脸上看到悲伤的神色，“这是……呀。”她说出了黛的外孙的名字，似乎这个名字应该像咒语一般，唤起黛的记忆。但是魔法不存在于这里，黛依然茫然。

黛在海洋中漂浮着，艾看着母亲渐渐被海浪带走，在岸边不停打捞着，一勺一勺，舀上来的好像只是海水而已。我坐在他们中间，不在床上，也不在门前，不在岸边，也不在海里。我无法在海里陪伴她，也无法捞起什么来。我在庞大而无可奈何的悲伤面前路过，那种悲伤闻起来像是旧尘埃的味道，将我牢牢钉在椅子上。我动了动身子，只好抬起头，朝艾挤出一点悲伤的笑容。

后来的造访，仍然在房屋改造的夸张音效、和猜测房屋价格中度过。电视的声音让沉默难以忍受。除了沉默外，黛也还说过一些话。她说她很愧疚，因为她没办法为我提供什么，只能让我这样坐着和她聊天。她说今天我可以提前走，我看了看时间表示可以再坐二十分钟再走后，她说，现在所有事情都是可以量化的，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想帮忙。

我很无措，难以接住她的无力，只好干巴巴地说了些“你不用为我提供什么”、“我是真心来提供帮助的”之类的话。

为什么要找我来呢？黛好像并不需要我，我也无法帮到艾，连小白狗都不太喜欢我的到来。在自闭症机构待了太久，久到我都忘记了，编织现实的绳子是更复杂而微妙的，简单直接的反馈，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再后来，我收到艾的短信，她说黛的身体状况变差，已经被进了医院长期居住，我也没再去过那个街区。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什么，没能了解黛，也没能分担艾的压力。在志愿中，“能做到什么”常常成为一种幻觉，一篇自我书写的童话，一场微型的造神仪式。冠冕堂皇的词汇是最容易获取的皇冠，可是又有谁能够真正地游离于生活之外，超脱地旁观？

也许，她需要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陪伴，而是那个她还记得的人，坐在她的床侧吧。

只是，之前在街角拍下的花，也忘记给她看了。

我站在二楼向下看。葬礼已经开始了，小王子的家人们依次上台致辞。

英国人的幽默感已经渗入了每一个角落，即使在葬礼上，家人们也开着一些玩笑，说着一些趣事，全场时不时轻笑起来，轻笑后总是跟随着几声吸鼻子的声音。他们一开始总是自如地、概括地说着小王子的故事，好像小王子真的是童话中的小王子，离他们的儿子、他的哥哥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当弟弟说起和哥哥在某个坡道上的游戏，当爸爸妈妈说起某个儿子具体的喜好，小王子好像落在了地上，又变成了他们的亲人，每到这个时候，他们总是忍不住哭起来。

之前，在收到小王子去世的邮件后，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画中的他是我第一次见他时的模样，背景是b612星球。我将画发给了机构，之后，我收到了他家里人的回信。

“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的小男孩。但如今，能听到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独立，与同龄人相处并产生积极影响的点滴故事，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与喜悦。”

原来失去可以是温柔的、绵长的悲伤。

我回过神来。面前，小王子的妈妈正在念小王子最爱的一则故事，《无论如何》。

“小不点觉得又阴沉又难过。

他翻来滚去、推搡怒吼、砸打乱撞……

‘哎呀，’大块头说，‘怎么啦？’

小不点说：‘我就是个又闷又坏的小不点，没人爱我。’

大不点说：‘哦，小不点，不管你怎样，我都会一直爱你，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你都爱我吗？’‘我是大灰熊你也会爱我吗？’‘我是虫子你也会爱我吗？’‘我是鳄鱼你也会爱我吗？’

‘会的。’‘会的。’‘会的。’‘会的。’

‘爱会用光吗？’小不点问，‘它会碎吗？会弯曲、会断裂吗？你能修好它、粘上它、让它好吗？’

大块头说：‘哎呀，我没那么聪明。但我知道我会永远爱你。’

小不点说：‘那我们死了以后，你还会爱我吗？爱还在吗？’

大块头搂着小不点，看着黑夜中的月亮和闪亮的星星。

‘小不点，看那些星星——它们依然闪耀发光，

即使有些星星早已死去，

它们仍在夜空中闪闪发亮。

爱，就像星光，永不消逝。’”

他妈妈在讲台上念着故事，温柔地笑着，好像在跟他对话一样，又忍不住哭出来。

来自机构的合唱团上台了，我看见其中有其他成员、其他成员的父母，以及志愿者。他们唱起了小王子最喜欢的歌《在彩虹的上方（Over the Rainbow）》。这是一首童歌，奇异地在教堂中出现，曲调变得柔软、轻盈起来。

“在彩虹之上

我听说那里有块陆地

一切都藏在摇篮曲中

在那里，你会找到我

在彩虹之上

蓝色的小鸟在飞翔

如果快乐的小鸟

可以飞过彩虹

为什么我不能呢

如果快乐的小鸟

可以飞过彩虹

为什么我不能呢”

再见了，小王子。希望你去星球上之后不用走太多路，星球上充满了你喜欢的热餐、音乐、快乐、拉手、朋友、大大的多多的拥抱。

在葬礼的最后，每个人依次走到棺前，和他做最后的告别，向家人致意。她妈妈拥抱了我，对我说，“谢谢你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故事就终结在了这个阴郁的，看不出季节的午后。我在机构断断续续参与了两年的活动，每一次和他们见面，都是在季节最盛的日子，情绪与情感像阳光一样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夏-冬-春-夏-冬-春，一切就这样简单地循环着，每个人好像都不会变，好像一切真的可以这样永远存在下去。这样的重复太理所应当，理所应当到我都忘记了，时间在他们身上缓慢地流过，甚至停留，却也不得不在某一天干涸。五彩的降落伞，在滞空的那一瞬后，也不得不慢慢落下。

我多么希望一切可以永远不结束，没有人会离开，我会在每个假期的早晨顶着巨大的困意艰难爬起身，坐长长的双层巴士摇啊摇，摇过那个大山坡，摇过那个写着“朝向世界尽头”的公交站牌，摇过树木，摇过房子，下车，走过那走了无数遍的小路，进入机构，开门，朝所有人大声地说“早上好！”“早上好，莉！”“早上好，安！”“早上好，小王子！”然后写上我的姓名牌。有时我会大写，有时我会小写，有时我会画上当天的心情。有一次，工作人员在我的Chen后面写上了三个大大的感叹号。'CHEN!!!'名牌贴在身上，我总是忘了摘，在家里取下来，又舍不得扔，只好和机构的东西放在一起，堆在房间里。

我不得不走了，我不得不离开，这些日子从日常变成了记忆，被收纳起来。但是还好，记忆中那些强烈到睁不开眼的阳光，会把这个小房间照得透亮吧。

后记

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但是动机简单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是想去看看平日接触不到的人的生活而已。

我常常感受到一种名为主流的裹挟，这种标准的生活看起来似乎触手可及，它标准、体面、无趣。那个“标准的我”的幻象在这样的牢笼中吸收着二手信息，因为有一点学术基础理论，就用知识去理解牢笼外的世界，与相似的人一起反刍着拗口的人名和理论，好像就懂得了全世界的运作规律，在解构中离世界和自己都越发遥远。我无法接受自己就这样看着全世界，我必须亲自去看。

于是，我来到了自闭症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纳感。纯粹地去笑，去表达想念；纯粹地悲伤，百分百地哭；冲突着，又和好。没有一个个体可以被专有名词概括，我好像逃离了我所害怕的幻象。

第一次在机构中写下我的名字时，我思考了一下，是写自己中文名字的拼音，还是写自己取的英文名，最终选择了前者。有人问过我名字的含义，我会说：晨，是早上的意思。用中文念这个词，发音听起来是有厚度的，平静的，带有轻轻的厚重感，和略微有些疑问感的二声。而Chen在英文母语者的口中，更加清脆和肯定，带有chip的前调，和感叹似的四声。’CHEN!!!’我好像也在这样的呼唤中呈现着另外一个我，阳光的，开朗的，会在众人面前跳舞的，明白怎么去爱的那个我。

写下这些的瞬间，很多忘记的事情也慢慢浮现。我就像再次敲门进入了黛的那个小房间，摸黑向前走着，被一个小箱子绊倒，然后想起它。

我的房间里还有好多好多小箱子，关于小王子的，关于小王子喜欢的那个女孩的，关于安的，关于那个很擅长拥抱的工作人员，还有他，还有她，还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箱子。我还是不太擅长离别，不想让它们只成为记忆。

也许我可以像我在机构最后一天说的那样：“等哪一天我暴富了，我就可以给自己整个签证，每一次都来参加了！”

今天的文章来自「非虚构短故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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