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一个文创台灯，竟然被指责为消费苦难史，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西方伪史论大行其道，另一面是对古董文物一再上纲上线，哪怕权威博物馆都成为靶子。这种恶意的“敏感”和愚蠢的偏激，正在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风气。

事件起因是上海博物馆以馆藏的“蝠桃瓶”为原型，制作了两件文创品，台灯和冰箱贴。原型是一件雍正粉彩瓷器，曾被美国藏家收藏40年，并作为台灯使用。2002年这件作品现身苏富比拍卖，被香港藏家张永珍买下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因为这个瓶子曾被外国人作为台灯使用（并无打孔损害），就有观众认为，上海博物馆开发文创台灯，是在消费苦难史。这样的内容居然又戳中了一群人的痛处。一想到文物，便想到苦难，一想到苦难，便引起仇恨，一触发仇恨，便伤害同胞。

这种链式反应很危险。清宫文物流散海外的数量很多，渠道也不同，并非所有的文物都关乎苦难和屈辱。中国被称为China，瓷器贸易在数百年来源源不断，一直到很晚近的时期，瓷器工艺品都持续销往海外。海外藏家对瓷器的使用也不一而足，有的当台灯，有的当花盆，有的当摆设，有的放日用品。这些官窑瓷器，本来也是皇宫贵族的装饰品，以另一种方式陈设，远远算不上苦难和屈辱。很多西方藏家都钟情于中国古代艺术品，如果仅仅因为有过西方人递藏或者使用，便被附加屈辱和苦难的意味，甚至连博物馆文创都要谨小慎微到这个程度，无异于一场当代文物狱。

好在上海博物馆没惯着这种偏激的言论。他们表示瓷瓶台灯已在上博文创商店销售近三十年。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上海博物馆始终尊重历史，了解文物特质，并征询了捐赠人的意见。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陈洁也表示，瓷器流入海外的方式很多元，康熙朝的时候就有作为外交礼物的记载，一直持续到晚清。而且，作为原藏家的里德家族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因为这件瓷器重心偏上，为了防止小孩和宠物撞倒，才挖了一些花园中的沙土放在瓶内。而且电线也是从外部走的，并未破坏瓶体，还用铜做了新的底座。而且，这还是在他们不知道这件拍品的文物价值和市场价格的情况下。直到他们想卖出家里一些金银器，邀请拍卖行来，才发现这件文物，并于2002年拍出4150万港币，最终买家张永珍女士捐赠出来。

整个过程，跟屈辱和苦难有半毛钱关系？反而是指责上博消费苦难的人，在真正消费苦难。

这种言论的流行更让人揪心。一个人的无脑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无脑言论会点燃群氓。在完全没有历史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开局一张图，苦难全靠猜。支持者还言之凿凿，类比纪念商鞅用文创拼图（商鞅被车裂）、纪念林则徐用鸦片。这俩类比被大量复制粘贴。一是这种类比很扯淡，二是连商鞅都要纪念、都神圣得不能调侃？恐怕持这些观点者，既不了解近代史，也不知道商君书。津津乐道于驭民之术，满脑子都是自豪与自卑的混合物，却不知自己是被驭的一员。

我们看到文物，当然应该自豪，那是审美、工艺和文化的凝结。有自豪感是好事，但仅仅因为近代史，便永远打上苦难的烙印，成为集体PTSD，那才是真正的屈辱，说明还有很多人没有从历史中走出来。明明我们已经强大了，明明我们有璀璨的文化，明明我们应该很自信，却背负着受难者的自卑心理，看到博物馆就产生苦难体验的应激反应。这类“文物狱”至今仍有市场，才是我们走向自信和强大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