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离开北京入伍。接兵干部只说部队在福州，火车晃荡了两天两夜，穿过了两千五百公里山河。抵达福州站时天刚擦亮，满车新兵都开始收拾行李，火车却再次鸣笛开动。直到在长乐下车换乘登陆艇，经过半天颠簸，才明白最终要落脚在平潭岛的海防团。

那时节敌情紧绷，白天练战术动作，夜里瞄海上浮靶。我练得狠，新兵里很快冒了尖。三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春节，当班长的我拿到了探亲假批条。临行前战友费劲弄到一张硬座票，上车时还是被黑压压的人潮吓了一跳。

火车驶过延平站又挤上一拨人。车厢里闷得厉害，我正靠着椅背打盹，被一阵孩子哭声惊醒。扭头看见邻座站着位抱小孩的妇女，怀里的娃娃哭得小脸通红。穿着军装的我如坐针毡，那孩子倒突然止了哭，乌溜溜的眼睛盯着我的领章，竟张开小手要扑过来。

“他爹也是穿这身衣裳的。”妇女笑着解释。我触电般站起来：“嫂子您坐！”她犹豫着问我去哪，听说是回北京，更不肯坐了：“二十多个钟头呢，哪能让你站回去？”推让间想起连长家那个总往兵舍钻的小子，我直接把她的包袱塞到行李架上：“没事，我们连队拉练时站惯的。”

车过徐州已是下午。我饿得前胸贴后背，嫂子从布兜里摸出块面包硬塞过来。推拒不得，只好就着水壶啃起来。夜里十点后更遭罪，她让孩子横躺在座位上，自己缩在椅沿打盹。我看座椅底下空着，顾不得旁边脱鞋乘客的脚味，钻进去枕着挎包蜷成一团。铁轨哐当声里，竟也迷糊着了。

第二天傍晚火车喘着气停在北京站。我挪下车时两腿灌了铅，在月台歇了好一阵才迈开步。半夜到家撩起裤腿，小腿肿得像发面馒头。好在年轻，睡一觉就消了肿。

归队三个月后突然通知去卫生队体检。拿到《提干对象身体检查登记表》才明白过来。那年七月我戴上排长肩章，担子重了许多。一九八四年再休假时，家里已添了妻儿。每月六十一元工资，除去给娘俩寄的，攒一年也剩不下多少。战友们总笑：“辛辛苦苦攒一年，回家都给了铁道部。”

当干部后懂了些门道。部队规定：乘车在晚八点到早七点间且超八小时可坐卧铺。要是符合条件不坐硬卧，能补硬座票的六成钱。算盘一打，北京硬座二十六块三，补十五块七毛八，抵得上战士一个多月津贴。

托战友排队买了硬座票。两天两夜坐下来，骨头缝里都透着酸，可捏着补助款给儿子买玩具时，又觉得值了。这法子我一直用到当营长前，全仗着年轻身体抗造。

一九九七年副团长转业，终于结束二十年硬座生涯。前些日子和老战友约着回福州，高铁五小时就到了。车厢敞亮平稳，小桌板放着热茶都没晃出杯沿。望着窗外飞驰的田野，突然想起当年蜷在座位底下，鼻孔里满是胶鞋与泡面混杂的气味。

那些摇晃的绿皮车厢，那些酸麻肿胀的腿脚，原来早就随着钢轨的震动，一寸寸夯进了青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