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未来地缘中心，为什么是成都？|东盟|地缘中心|成都市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的深刻重构之中。一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带来了全球化的深刻冲击和国际供应链的深度重组，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持续不仅加剧了美国、欧洲等西方内部的分裂与消耗，更进一步地令当代世界主导秩序松动。特朗普第二次登台，一系列外交策略代表的战略收缩倾向愈发明显。

这一转向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力量对比的质变，是国际地缘格局的扭动。从经济上看，由于美欧为了挽救制造业彻底衰落，加剧贸易对抗和逆全球化。传统以面向海洋国家为主的贸易结构和贸易路线将受到严重挑战。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虽然海洋贸易仍然是绝对主流，但欧亚大陆贸易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分量都将继续快速上升。

显而易见，中国作为地缘变动的最大策源地，这种变化也将投射向国内，在这轮变动中，我国城市体系也将被深刻影响。

如果要挑一个城市来说明这种前所未有变局带来的影响，以及变局之下我国的应对战略，那这个样本肯定是成都。

网络上凡是说起成都，总是跟因强省会战略兴起的“省会、首府吸血论”扯上关系。但中国的发展模式根本上说是全国一盘棋，如果仅仅把成都的发展视作四川省层面能动地构建本地消费景观城市，构建四川层面的分配高地，就不免大大的偏颇了。

成都当下城市能级和层级的形成、确立，带有着深刻的时代性、地缘性和经济因素。特别是在未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国家战略的需要，成都的地位还将进一步吃重。

欧亚大陆的复兴与中国的战略纵深

如果站在未来的历史视角来回顾当下，历史的天平正在向欧亚大陆腹地回摆。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在21世纪呈现出新的现实性。当中东欧因俄乌冲突陷入安全焦虑，当中亚、西亚在权力重组中渴望稳定秩序，当美国的海权力量在印太地区构筑岛链围堵，中国依托广袤欧亚大陆与广阔海洋的海陆复合能力，正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

特朗普政府若进一步强化孤立主义，将为中国陆海复合优势的发挥创造更大空间。世界正从过去几个世纪海权绝对主导的时代，迈入陆海权复合平衡、陆权重现峥嵘的新阶段。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与向西开放战略的战略重量远超其提出之时。如果说二十年前的西部大开发更多是为西部寻找发展路径，最终目标仍是连接西方核心市场，那么今天，“到达中国”本身已成为欧亚大陆乃至更广阔地区众多经济体的核心诉求。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的磁吸效应、完整产业链的保障能力、持续创新的澎湃动力，使其成为全球经济不可绕行的中心节点之一。

十年前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深刻本质的前瞻把握。当下的开放，核心在于通过更深入的经贸互嵌、更广泛的人文交流、更紧密的政治协调，与周边及丝路沿线国家构建休戚与共、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网络。而这样的伟大经济体，正需要伟大的战略纵深和腹心才能支撑。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脉络：三条主轴

审视中国经济地理地图，三条清晰的对外开放与合作主轴已然成型：

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向主轴）：以西安为历史起点，乌鲁木齐为核心支点，强力辐射中亚五国，并延伸至西亚、东欧直至西欧。这条轴线是陆权复兴的物理载体。中欧班列作为其动脉，目前已累计开行超过11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在俄乌冲突后仍展现出强大韧性。

其意义不仅在于货物运输，更在于基于中亚油气供应的能源安全、基于中国-中亚产能合作的产业协同与中国-中亚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区域安全稳定。然而，沿线广袤地域受自然禀赋和人口密度制约，亟需强大的后方基地为其提供市场支撑、技术赋能和供应链保障。

中国—东盟/南向通道（南向主轴）：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海上门户和金融科创引擎，以昆明（中老铁路，今年刚刚立项的中越铁路，在未来会延伸为泛亚铁路中线）和南宁为陆路枢纽，深度整合中南半岛，辐射整个东盟并延伸至南太平洋地区。RCEP的生效为这一主轴注入强大制度性动力，东盟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6.41万亿元人民币，彰显其巨大活力。然而，昆明乃至大湾区在纵深腹地支撑、辐射广袤内陆市场上，仍需更强大的内陆经济核心区策应联动。

长江经济带（东向及全球主轴）：这是中国经济的“金腰带”和核心引擎。以上海为战略龙首，武汉为腰膂，重庆为龙尾，联动覆盖11省市的超级经济通道，贡献了全国超过46%的GDP。它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内河经济带，更需要考虑到通过太平洋连接美洲、非洲和西欧，是中国面向全球最核心的贸易、产业和创新通道。

长江黄金水道年货运量超35亿吨，连续十余年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布局了众多国家级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园区，是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阵地。其持续繁荣与升级，依赖于强大的要素聚集能力、创新策源功能和物流组织效率。

成渝高地：三大主轴的交汇之心

将这三条分别指向西、南、东（全球）的战略轴线在地图上延伸，一个清晰而震撼的地理交汇点跃然而出——成渝经济圈，更精准地说，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基底的“中国经济第四极”。这绝非绘图游戏中的偶然交点，而是深刻的经济地理规律、国家开放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力量的共同杰作。

西向主轴的必然需求：西安-中亚轴线向西拓展，面临人口密度低、生态环境约束强、本地市场规模有限、高新技术转化环境相对薄弱的挑战。它天然地需要向东、向南寻找强大的腹地支撑——广阔的市场以消化其通道价值，雄厚的科创实力以提升其价值链位势，完善的供应链网络以保障其畅通高效。

成渝地区正是其南下寻求支撑的首选之地。多年来，成都、重庆、西安的西三角互通有无，构成了支撑中国西部的核心基座；而连接兰州到成渝进而转向雷州半岛的兰海线等交通更是代表了西部地区对织密加深与成渝经济圈连线的内在需求。

南向主轴的纵深呼唤：昆明、南宁作为面向东盟的桥头堡，路上连接中南半岛的毗连区，区位优势突出，但在金融资本厚度、高端科技创新策源、对广阔内陆市场的辐射整合能力方面存在瓶颈。其战略纵深需要延展，一方面向东延伸大湾区，一方面向北连接成渝经济区，这一北上链接全国大市场的关键枢纽，甚至借助成渝通道，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入中亚、东欧，更大程度完成全球化的市场分工和垂直整合。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长江经济带要实现从“一条线”到“一张网”的深度整合，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支撑，其“龙尾”重庆需要更深的植入整个中国经济，扎根于腹心之地，而这离不开其近在咫尺的战略支点——成都。

成渝合力，才能形成驱动整个长江上游发展的强大引擎。成都平原为沿江产业提供广阔的要素（人才、土地、水资源）腹地，为重庆这一龙尾注入强劲资源，成渝双核的高效互动（如成渝中线高铁引领的“1小时交通圈”）极大提升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效率，强化了经济带内部的垂直分工与协作耦合。上游的稳定、繁荣与强大创新力，是中下游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成渝地区作为上游核心，是维系这条“金腰带”韧性与活力的关键支点。

腹地的使命：构建新时代的“三大高地”

历史总是呈现惊人的回响。回溯八十年前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正是四川盆地以其深远的战略纵深、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坚韧的劳动人民，支撑中华民族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民族复兴堡垒”。今天，当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成都平原再次被历史推向了“腹地支撑”的核心位置。

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新时代条件下各方面要素与约束的辩证统一与更高层次的涌现。这里所承载的，是三条国家战略主轴交汇赋予的千钧重担。这决定了其在新时代的核心使命，已不再是单纯的区域发展，而是为国家整体战略提供关键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性支撑。

因此我们看到，在上个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成都地区承载的历史使命总结为三中心一基地：

西部科技创新高地。这是突破外部技术封锁、驱动三条主轴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两条陆上方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必须发挥成都科创中心的策源功能，聚焦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打造服务西部、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科创中心。为陆上丝路提供技术装备与解决方案，为与东盟合作输出适用技术与标准，为长江经济带注入源头活水。

当下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以AI为赋能工具的新型数智化产业正方兴未艾，而纵观整个西部，能够充分为向西、向南通道合链赋能、提供数智支撑的，舍成都其谁？

西部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必然伴生金融中心，经济中心亟需得到金融支持，经济与金融中心合二而一是畅通经济血脉、高效配置资源的关键枢纽。结合西部的生态环保红线，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

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集聚，特别是功能性中心展业。推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探索人民币国际化在西部和东盟方向的应用场景。建设辐射西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三条主轴上的重大项目、产业升级和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资本支持和风险管理工具。

西部对外交往中心。这是保障供应链安全、降低流通成本、提升开放效率的物理基础。一方面强化成都空港、陆港和重庆水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多式联运能力，进而完善连接中亚、欧洲的西向班列网络，加密面向东盟的陆海新通道班列，优化长江黄金水道航运组织。建设智慧化、绿色化的国家级物流枢纽，发展高端供应链管理服务，成为三条主轴无缝衔接、国内国际高效流转的超级“转换器”和“调度中心”。

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将会激活西部发展动能，依托雄厚的智力资源与产业基础，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整个西部制造业的能级和价值链层级。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辐射云贵陕甘的“西部制造走廊”，带动西部整体产业升级。成都的国产大飞机配套、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未来将有效联动西安航空航天、重庆汽车制造，实现区域内技术共享与产能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