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完，与上将擦肩而过的5位开国中将。

1955年大授衔时，由于大将人数由最初的15人压缩到了10人，原本拟授大将的张宗逊等将领，最终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就导致上将人数超出了预期。因此在最终大授衔时，上将人数也进行了压缩。

首先是将陶铸、李井泉、曾希圣等一些已经离开军队，但还兼着军区政委的将领，不再授予军衔。除此之外，还有5位拟授上将的将领，被临时由上将调整为了中将。

那这5位与上将擦肩而过的开国中将都是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历和级别很相似的两位中将，莫文骅和郭化若。

这两人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担任过兵团政委。当时全军十六个兵团首任政委中，除5人未参加授衔外，在1955年大授衔时，1人被授予元帅军衔，3人被授予大将军衔，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只有莫文骅和郭化若两人被授予中将军衔。

而莫文骅和郭化若之所以被授予中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52年评级时，两人仅被评为副兵团级。

毕竟，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正兵团级将领中，除了第一兵团政委徐立清，因为主持评衔工作，再三申请自降军衔为中将之外，其他正兵团级将领，均被授予上将及以上军衔。

按理说，莫文骅和郭化若，一个是第14兵团政委，一个是第9兵团政委，1952年评个正兵团级很正常。那为何最后两人都不正常的被评为副兵团级呢？

这与两人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莫文骅和郭化若在红军和抗战时期，长期在后方从事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担任军政主官的时间较短，这是两人后来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和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第三位是程世才中将。

作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之一，红军时期，程世才的履历非常耀眼。先后担任红30军90师政委，88师师长兼政委，1935年，年仅23岁的程世才，就当上了红30军军长。

抗战时期，程世才历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察冀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程世才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程世才出任解放军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1952年被评为副兵团级将领，授予中将军衔。而时任公安军第二副司令员的韦国清，则被授予上将军衔。

与韦国清相比，程世才之所以仅被授予中将，主要是由于西路军失败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职偏低，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在地方部队和二级军区任职，因此战功并不突出，这些都是他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和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第四位是廖汉生中将。

在1955年大授衔时，廖汉生是唯一被授予中将的国防部副部长。

国防部是1954年9月成立的，当时共有7位副部长，在1955年大授衔时，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克、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只有廖汉生一人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汉生，1927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最高担任红2军团师政委，抗战时，任幺二零师三五八旅七幺六团政委，358旅副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开始后，廖汉生历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解放军第1军政委等职。

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廖汉生被评为副兵团级，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将领中是屈指可数的。

作为当时红二军团仅存的两位高级将领之一，正常来讲，廖汉生这个副兵团级，肯定比贺炳炎准兵团级更合适授上将。但贺老总觉得廖汉生是自己的亲戚，廖汉生原配夫人，是贺龙二姐贺戊妹的女儿，作为自己人，理应牺牲一下，所以贺老总就做主把廖汉生从名单删除，留下了贺炳炎。

后者也成为了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唯一的一位准兵团级上将。

最后一位是李天焕中将。

李天焕，1928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曾担任红30军第90师政治部主任，红30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后随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

抗战时，李天焕历任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政委，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焕担任华北军区第3兵团副政委，第20兵团政委等职。

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他被评为副兵团级。1955年9月，李天焕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解放军公安军副政委。

和程世才的履历相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天焕也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等较高军职。但由于西路军失败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的任职偏低，担任部队军政主官的时间也短，尽管后来接替李井泉担任过第20兵团政治委员，但时间较晚，这些都是他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和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