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对蒋介石来说不算是个好年份，因为他的生命似乎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先是一次莫名其妙的摔跤，让他感觉到自己身体机能的严重退化，然后是长达半年的昏迷，期间，他身上至少插着3根管子，大小便完全失禁。

士林官邸紧急成立了一支由13人组成的医疗小组，开始从阎王爷手里抢人，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2年前一起普通的车祸。

根据蒋介石贴身副官翁元的回忆，在车祸之前，蒋的身体十分硬朗，一年到头，顶多也就是会有几次小感冒，但车祸发生以后，他的身体迅速恶化，其中最大的后遗症是心脏扩大（具体症状是胸闷气短，随时可能心脏骤停）。

蒋的副官翁元

连蒋介石自己都亲口承认，

“自从阳明山车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素质日益下降，不光腿脚无力，心脏也出问题了。”

那么这次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意外，还是人为？

车祸

时间回到1969年7月中旬，蒋、宋夫妇跟往年一样，准备从士林官邸出发，到阳明山官邸避暑。

初到台北的时候，蒋非常不适应当地的海岛气候，潮湿、闷热，经常让他晚上睡不着觉。只有阳明山能让他住得习惯，不光清静，而且比较凉爽。

此后他便养成了习惯，每年的6月份就会携夫人搬到阳明山去避暑，一直住到双十庆典前后，才会回士林官邸。

阳明山别墅

阳明山的仰德大道是为了方便蒋经常上下山，由阳明山管理局拨专款兴建的，算得上是当时台北市郊最高级的一条马路了，除了山势陡峭以外，没有任何缺点。

蒋出行一般是会配5辆车，第1辆是先导车，第2辆是蒋、宋乘坐的专车，第3辆第4辆都是备用车，最后一辆是警卫车，此外，车队所到的地方，提前会有军警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

由此可以看出来，蒋对自己的出行安全问题是非常关注的，那为何还会发生车祸呢？

一个晴朗的下午，蒋乘车从士林官邸出发。当车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一个急转弯时，发生了意外。

对向行驶的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弯道超车，而且速度很快，眼看就要撞上了，先导车司机避让不及，只好一脚踩在刹车上。

而后车因为跟得太近，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了前导车的车尾。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车内跟夫人聊天，上一秒他还双手握着拐杖谈笑风生，下一秒就被巨大的冲击力带动着身材撞到正前方的玻璃隔板上，胸部瞬间受到了重创，嘴里的假牙也直接飞了出去。

旁边的宋美龄也没好到哪儿去，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当场惨叫出声。

不幸中的万幸是第3辆车由于留下了安全的跟车距离，而没有直接撞上蒋介石的专车，避免他再次受到冲击。

整个车祸过程也就短短几秒钟，根本来不及反应。车祸发生后蒋宋夫妇第一时间被送到了医院急救。

副侍卫长孔令晟也第一时间把消息报告给了蒋的长子蒋经国。

蒋、宋及长子蒋经国

蒋经国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肇事车辆，从严处置。

那一天，整个台北都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当中，各个主要的街道、路口都有宪兵在盘查沿路过往的军车。

宪兵司令部、军警，以及交通局紧急成立了专案小组，一连几个月日夜不停的盘查，终于找到了凶手——原来肇事车辆，是一辆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

车祸当天，他参加完一个重要会议以后急着回家，便不停的催司机踩油门，却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事情发生以后，他被蒋经国的大规模排查的架势给吓着了，便刻意躲藏了一段时间。他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革职查办，给他开车的司机也因知情不报被军事处置。

真相是水落石出了，但蒋介石的痛苦却才刚刚开始。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在2年后，达到了巅峰。

摔倒

1972年春天，蒋介石夫妇到日月潭度假，他们住在涵碧楼招待所。

有一天，蒋介石穿过夫人的书房往外走，准确来说用“挪”会更合适。

自从车祸事件发生以后，蒋的四肢肌肉力量退化得越来越严重，双手会控制不住的发抖，连帮自己点眼药水这种简单的事儿都做不了了。

晚年的蒋，拐杖不离手

所以日常他走动或散步，都需要有副官搀扶。当时副官看到他准备从房间往外走，便想上前搀扶，但怕惊扰到老夫人休息，就想等他走到门口再上前帮助。

此时的蒋介石离门口也就短短几步路了。

忽然，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板上，副官甚至都来不及反应。这一下惊醒了宋美龄。

她大声质问副官：“你干什么吃的，就站着干看着老先生摔倒吗？”

此时的蒋倒很平和，没有跟着夫人一起发怒，相反他还在帮副官辩解。

“这不怪他们，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儿！”

不知道此时85岁的蒋介石，内心会不会升起一丝悲凉，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如今连走路都需要人帮忙了。

这次事件之后，宋美龄对所有的副官下达了最新的指示——不管去哪儿，和老先生寸步不离。

同年6月，士林官邸的军医陈耀翰给蒋介石做了一次全身检查，从检查结果来看，蒋的心脏问题比之前更严重了，军医建议他停止一切对外活动，静养半年。

可这个建议却被宋美龄反驳了，他担心一旦蒋长期不露面，会导致他职权旁落，进而影响蒋家在台湾的地位，当然了，还有她崇高的“第一夫人”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影响。

他先是把陈耀翰骂了一顿，

“让老先生静养半年，这样只会让他的精神压力更大。如果影响他的情绪，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这个责任你担负得起吗？”

然后又去安慰蒋，

“达令，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呢。”

从此以后，任何有关蒋病情的真实消息，都要第一时间报告给宋美龄，然后由她判断是否要告诉蒋实情，如果蒋介石自己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先生的身体，正在积极地恢复”。

这次全身检查几天之后，陈耀翰便交代蒋介石所有的副官，以后要把先生每天喝了多少水、排了多少尿全都记录下来，并当天把数据汇总给他。

据翁元回忆，“那段时间，先生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就会气喘，喘气时会把舌头伸出来呼吸（缺氧）。晚上也会因为气喘胸闷而睡不着觉，气喘很严重的时候，只好起身去阳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然后再接着回去睡觉。
到了7月前后，先生连吃一次饭都要停顿好几次，每次要喘几分钟才能继续吃。甚至有几次吃到一半，会全部都吐出来。军医说，这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

蒋、宋在吃饭

由于宋美龄拒绝了让蒋静养半年的提议，所以那段时间，蒋介石依旧拖着病体，坚持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务。直到7月22日，蒋在中兴宾馆参加一个餐会时突然昏厥。

这一下，宋美龄是真的被吓着了，而蒋介石也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昏迷期。

昏迷

蒋在昏迷之初，体温直接飙到了40度以上，并且他的肺部只有1/3在正常工作，其余2/3全部都是积水。所以从昏迷开始，他身上始终插着氧气管。

为了让蒋肺部积水的部位不再扩大，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但这种治疗方式只能是消极地稳定病情，对让他快速清醒并无作用。

宋美龄救夫心切，便托人从美国请回了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时任美国心脏学会会长，被推崇为国际心脏学权威），并成立了一个13人的“医疗小组”。

余南庚博士

其中，神经外科1人，骨科1人，胸腔外科1人，心脏内科3人，心脏外科1人，肾脏科1人，麻醉科1人，新陈代谢科1人，牙科1人，泌尿外科1人，眼科1人。

可以这么说，当时基本把台北各个科室的名医全都请回了士林官邸，24小时待命，只为蒋一人的健康负责。

可即使如此，蒋也是处于长时间昏迷状态。

由于蒋长期卧床，肌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特别是右手，已经出现了非常规的蜷曲现象，这是因为长期打点滴的缘故。

为了不让蒋长褥疮，12个副官轮流值班，每2个小时就帮蒋翻一次身，并用双手给他做全身按摩，以帮助血液循环。

但此时，有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发生了。按摩时，蒋的小便会因为膀胱失禁而不受控制地流出来，因此副官除了帮他全身按摩以外，还需要更换床单和衣裤，一天总要换个3~5次。

相比较小便失禁，“大便失禁”才是副官和医官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由于蒋一直没醒，所以，大概每隔1天就需要由医官帮助他处理大便，而处理的方式是手动掏粪。

影视剧 截图

具体操作是由一名医官在消毒之后，戴上医用手套，直接用手指伸进蒋的直肠，把已经成块状的粪便，一颗一颗地掏出来。每一次的掏粪工作，基本都是由邓述微院长（陆军中将，曾任台湾三军总医院院长）和翁元来完成的，两个人每次都会忙得一头汗。

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蒋的身体维持正常的排泄循环，才能帮助他恢复健康。

后面为了优化工作，孔二小姐（孔令伟）想了个办法。

她让副官用长条形的塑料袋套在蒋的裤子里，这样就解决了小便失禁的问题，然后她又定制了一个特殊的海绵床垫——床垫的中间，掏了一个大洞，以帮助医官更好地进行掏粪工作。

在所有医官和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之下，在顶尖医疗小组的不懈努力之下，1973年元月，蒋终于从长达半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

灯灭

可即使清醒过来，蒋也知道属于他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

只不过，宋美龄不这么想，他对丈夫的身体一直很有自信，因此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对医疗小组保守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她需要一个能立竿见影的治疗方案，好让蒋重新恢复到往日的生龙活虎。

于是他在1975年3月从美国请回了一个胸腔专家，并接受专家的建议，给蒋做了“肺脏穿刺手术”，目的是把蒋肺部的积水给清理掉。

手术很成功，专家从蒋的肺脏中抽出了大约一碗的浓水，并预言蒋很快就会恢复到健康状态。

可术后第二天就状况频发，先是高烧不退，其次是小便大出血，最后是心脏间歇性停止跳动。

直到1975年4月4日晚，蒋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白色直线，医官紧急抢救无果，最终，蒋没来得及交代一句遗言就离开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