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天水到杭州，事情太多，导致我一直想写的话题没机会写。今天，就来聊聊7月7日人民日报呼吁“同志”重回我们的生活一事。

原文当中有一段如此写道：

“称呼自有其潮流，随时代而动。譬如‘同志’，在民风淳朴的年头，人们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都讲究人人平等，因而‘同志’这种一视同仁的称呼也被长久使用，且‘同志’也有志同道合之感。”

首先，作者对同志的称呼定性是“民风淳朴的年头”，这就已经是大大的褒义。

而且还有“人人平等”这样一个定性，就更是将“同志”的寓意褒扬到无以复加。

不过，果真如此么？

在以“同志”称呼为主流的年代，“民风淳朴”是真的，但有特定的条件和代价，“人人平等”就更是一个伪命题了。

那时候的民风淳朴，主要是因为在平均分配的体制下，大家无欲无求，也“无忧无虑”，一起劳动，在打麦场上劳动之余唱唱歌。对于城市的工人来说也类似，只需要安心工作，心无旁骛。

但那种民风淳朴，是有代价跟条件的。

我爷爷奶奶就完整经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同志时期”，父辈们也经历了一半那样的时光，他们告诉我的记忆就只有一个：穷。

还有一个记忆：饿。

“民风淳朴”当然是真，那时候甚至路不拾遗，但代价是大家一起穷。我们的历史课本也早已讲过，到了1970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呼吁重回“同志”时代的人，忘了这一切？还是说他们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吃过苦？

那么又该怎么看待“人人平等”？

那时候是平等，但只是相对不同的阶级而言。农民跟农民是平等的，工人跟工人是平等的，干部跟干部是平等的。

但农民无法变成工人，工人也很难变成干部。从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到财富分配权，都是不平等的。

那时候的小说《陈奂生上城》，陈焕生这个农民进城买帽子，历经曲折后差点成为“盲流”，幸亏曾经在村里插过队的县委书记吴楚发现了他，把他安顿在招待所（没有介绍信农民是不可能住的）。

醒过来的陈奂生，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当他发现住一晚上的钱相当于两顶帽子时，十分心疼。他重新回到房间，想到自己花了五块钱，就大摇大摆地穿着脏鞋走进去，然后，毫不客气地坐在太师椅上，倒了一杯开水吃自己带来的饼。看到弹簧太师椅（沙发）竟然没有瘪下去，便故意使劲坐了三次。他把提花枕巾拿起来擦了脸，然后衣服也不脱，蒙上被头就想睡。到底还是买帽子要紧，于是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的本钱买了一顶帽子。

回村之后，陈奂生把城里见到的稀奇事讲给众人听。结果，他的地位明显提高了，做事也比以前方便了。

那就是称呼“同志”的时代，农民也把县委书记称作“同志”，问题是，真的“人人平等”么？

所以，只能说人民日报的这个呼吁，是一种乌托邦。是在一种局部的、有前提的乌托邦想象之中，提出了“同志”称呼回流的建议。

咱们且试想一下，现在如果真的重新称呼同志了，会发生什么？

送外卖的来了：“同志，您的外卖！”

在海底捞：“同志，需要加汤吗？”

……网上还有个段子，在足浴中心：“同志，您本次消费698元，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

搞笑之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荒诞？

因为“同志”这个称呼的特定时代色彩早已远去了，它并非一个简单的称呼，而是代表了一整套的产权体制、分配体制、阶级体制。当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体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同志”这个称呼就已经和时代不相符了。

其实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意思，主要是呼吁时代变得更平等、人性变得更淳朴，动机没问题，但试图通过称呼的改变来实现，实在是本末倒置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如果想要更平等，那就应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养老金，应该贯彻劳动法，杜绝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法制环境，保证人人都可以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

如果想要人性更淳朴，那就应该在儿童教育中以“爱身边的人”为主题，以人人互相尊重为导向，从法律上鼓励见义勇为、扶助他人和正当防卫。

就应当不再以GDP为发展目标，而是以建立每个人都有的尊严为发展的衡量标准。

而不是指望通过“同志”称呼的回归，解决这些问题。

毕竟，尝试建立乌托邦的代价，我们早已承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