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原理

作 者：徐滇庆

斗转星移，大江东去，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之后，大声疾呼美国产业空洞化，为此他不惜对全球各国发动关税战，给中国商品加征145%的超高关税。他以为，给外国商品课以高额关税之后，外国商品变得更贵了，美国人就会投资建厂取代外国商品，就会给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特朗普的想法有没有道理？不妨考察一下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的历史轨迹。

无论是欧美、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过程无不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入手，逐步升级换代。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一缺资金，二缺技术，除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之外实在没有更多的选择。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人们积累原始资金，掌握更多的技术知识，逐步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化或现代化。产业重心从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转变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纵观历史，除非一些规模很小的城市经济，大部分国家都走过了类似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转移。

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50-1955年期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从美国转移到日本。

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65-1970年期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

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80年到1985年期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从四小龙逐步转移到中国大陆。

说起来令人有点难以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心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亚洲饱受战火蹂躏，工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唯独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战后，强大的军工生产转向民用，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国际市场。1948年，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欧洲和日本加在一起的229%。美国出口总额占全球的39%。美国出口商品囊括了从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到钢铁、机械、化工、汽车、电器等所有行业。当时,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世界工场”。从老电影中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滩上流行的许多商品，例如皮鞋、皮包、衣帽，甚至手电筒都是“Made in U.S.A”。

另外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总数为1212万人。1946年，在大幅度裁减兵员之后美军只保留了140万。裁军总数超过了1000万人。可是，如此规模巨大的裁军却并没有显著地抬高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从1945年的1.9%略微上升一些，在1947年达到3.6%。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都是一个很低的失业率。

在战后，美国非农业就业人口迅速上升，从1945年的4424万开始，仅仅三年就上升为5140万。大部分复员军人在制造业或服务业找到了工作。美国经济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自我调整能力。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给美军复员人员提供如此大量的就业机会。当时，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

第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1950年前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由美国转移到日本。发生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有二条。首先，随着美国失业率下降，平均工资水平迅速上升。1945年制造业工人平均周薪为66.25美元（以1954年价格为基准），到了1953年，平均周薪上升到71.91美元。人工成本的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大部分厂商必然会转向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劳动工资不断上升，是促使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内部因素。

其次，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开往朝鲜和日本的联合国军总数高达120万人。当时日本尚在美军占领和管制之下，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在人力成本上占有很大的优势。朝鲜战场需要大量军用物资，与其万里迢迢从美国运去，不如就近在日本生产。日本企业因此得到了大量军需订单，日本作为美军的后勤保障基地，除了生产大量的衣料、鞋帽以外，许多制造产业（包括部分军工产业）也由美国向日本转移，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产品，钢材、铜制品、水泥等等。朝鲜战争把整个日本产业都带进战争景气之中。194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仅有5.1亿美元，1950年增加为8.2亿美元，1951年13.55亿美元，增长了2.7倍。如果拿1955年工业产值为100，1965年日本的工业产值增加为415.2，在此期间，日本工业产值增加了四倍多，而其他工业国只增加一倍多。1956-1973年间日本工业生产增长率达13.6％，其成长率位列全球第一。到60年代末，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在1965年左右实现了充分就业，产业工人的工资相应上涨，大大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人工成本。1961-1965年期间，平均工资每年上升9.8%。在1969-1975年，日本平均工资上涨幅度超过17%。其中，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上升特别明显。

1968年以后，日本制造业已经丧失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日本企业纷纷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化工、造船）和高科技行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第二次大转移，在这个时候，亚洲各国都非常穷，工资水平远低于日本。不过，中国在60年代中期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中，紧紧地关上了国门。印度国内动荡不安，也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唯独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采取了积极的出口导向政策，于是，四小龙应运而起，从日本接过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开始了近1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1963-1973年间，亚洲四小龙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5%，1973-1985年间，四小龙的年均GDP增长率仍然保持在7.7%左右的高水平上。韩国的制鞋业，台湾的雨伞业和香港的服装业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由于亚洲四小龙规模较小，在经济起飞之后没有几年就实现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阶段（1963-1973），其人均实际工资水平年均增长率达6.9%，即使在1973-1985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四小龙的人均实际工资仍保持平均每年5.9%的增长。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四小龙只维持了10年左右。厂商为了保持利润率，必须寻找新的生产地点。

就在这个关头，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港商、台商迅速进入大陆，建立了成千上万家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形成第三波产业转移的高峰。香港将服装生产线迁往深圳或珠三角地区。台湾的雨伞业转移到了福建和浙江。韩国的制鞋业转移到深圳、山东。新加坡后来居上，开辟了苏州工业园。到1985年，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转移去了中国大陆。

有人认为，第三次产业转移还包括服务业从西方各国向印度转移。这种说法值得斟酌。大部分服务业，例如餐饮、娱乐、旅游、医疗等，属于非贸易项目。能够发生区位转移的只有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工程等有限几个项目。近年来，印度从海外得到了大量电脑软件、信息处理的合同。但是，从这个行业的总量来看，只不过占5%左右。项目的核心依然在美、日和欧洲。印度所得到的不过是外包出去的一部分工作。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似乎还看不出位于美国硅谷的那些大公司要整体迁往印度的迹象。之所以在美国加州和波士顿等地形成几个高科技研发中心，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有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一大批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雄厚的纯理论研究的支持。脱离了这些理论研究的支持，高科技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难以持久。显然，印度在纯理论方面的研究实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因此，断言信息服务业的中心将逐渐转移到印度尚且为时过早。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软件行业还只能充当美国公司的二包工角色。技术创新的龙头依然留在美国。

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地促进产业升级才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产业升级是手段，在竞争中扩大产品销售的市场份额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的资金充沛，技术先进，但是工资水平较高。他们适合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适合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却有比较优势。产业转移取决于在国际竞争中各国的比较优势。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经济停滞不前，自然也谈不到什么产业升级。只有主动地推进产业升级才能加速、持续经济增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产业升级就是新陈代谢，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只有加速产业升级才能让经济体充满活力。如果维持原有的产业结构，不能及时更新换代，必然逐步丧失竞争力，导致经济萧条、萎缩。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人试图阻挡这个潮流。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就竭尽全力阻挡台商前往大陆投资。他惊呼台商到大陆投资导致台湾“产业空洞化”，要求台商“戒急用忍”。他的错误政策阻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得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四小龙的排名中从第一降到最后。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能够阻挡台湾产业转移的步伐。台湾的企业家都很清楚，如果继续在台湾生产雨伞非赔本不可。留在台湾的企业纷纷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电脑芯片等高科技，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

在列车转弯的时候难免会有些人站不稳，甚至被甩出去。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会有些人跟不上时代，陷入失业。不过，总的来说，产业转移对于民众来说是件好事。四小龙在产业升级之后，变得更富了。而中国大陆在接受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水平。

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心在中国沿海地区停留的时间这么长？是否拥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看谁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更低。决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有两个要素：第一，劳动生产率要高，第二，工资水平要低。

之所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能够超长地持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通过在岗训练，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由于千百万外地的劳工涌入这些地区，减轻了工资上涨的压力，使得这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得以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珠江和长江三角洲能不能继续持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要看几个因素：第一，是否还有剩余劳动力？第二，这些地区能否继续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根据统计资料，深圳和上海的工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随着经济发展，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特别是房价飞涨，使得当地的生活指数不断攀高。和内地相比，珠三角和长三角正在逐步丧失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在珠三角地区的制鞋、纺织等行业已经向四川、重庆、河南、安徽等地转移。许多当年从四川来深圳打工的人又重新回到了家乡，他们再也不用在春运期间去挤火车，而直接在家门口就业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和四小龙停留的时间都没有超过20年，而在珠江、长江三角洲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0年。从理论上来说也已经到了产业转移的时间了。

本文作者徐滇庆，196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1981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0年任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2003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发表著作《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房价与物业税》等30余本。徐滇庆教授是中国民营银行的倡导者，主编有《民营银行二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