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布洛赫和费弗尔来说，《年鉴》创办过程中的各种实际工作，是对其才智与耐心的一大考验。最终，他们以切身的行动表明，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份工作。他们对出版社非常警惕，深怕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为此他们选择了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 Colin）。该社还出版过《地理学年鉴》和其它重要的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书刊。社长马克斯·勒克莱尔（Max Leclerc, 1864-1932）是一个坚定、苛刻的领导。他被称为“皇帝”，虽然有一些鲁莽，却是个现实主义者，非常注重细节，也懂得通权达变。他像布洛赫和费弗尔那样，也怀有一种使命感，生前几乎介入出版过程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是“年鉴”？因为勒克莱尔坚决主张使用一个简洁、精炼的名字。他们避免与举步维艰的《社会与经济史评论》发生直接冲突，也拒绝将二者合并的任何可能性。布洛赫和费弗尔很乐意与地理学家共享《年鉴》的名称，当然，这还要感谢他们的朋友、未来的合作者——《地理学年鉴》的编辑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对一些人来说，“《年鉴》”这个名称有些讽刺的意味，它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未经加工的编年记事；另一方面，这个名字比“《评论》”更符合创办者的意图。它如同一个不断更新的工作手册，用当代的散文体写成，偶尔带有挑衅的文风，是与读者进行沟通的工具和知识交流的平台，是他们进军历史学科的方向标。相比于模糊的“《经济学年鉴》”，皮雷纳更认同“《经济史年鉴》”的名字。历史[134]在人文科学中即使不占主导地位，也应该被看作是统一的因素。“社会”一词是后加的，是对《社会与经济史季刊》的颠倒，以此表明虽然新刊物对广泛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兴趣，但这都是次要的；尽管如此，它与社会学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它具有跨学科性。
编委会的人员选择，体现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志向所在。他们致力于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在历史行业内部建立一种联系。此外，这也体现了勒克莱尔避免刊物“太学术化”的主张。除索邦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德芒戎（1872-1940）外，最初的八人编委会成员包括：斯特拉斯堡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经济学家、前法国央行副行长、巴黎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夏尔·里斯特（Charles Rist, 1874-1955）；著名政治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以及四个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古代史教授安德烈·皮加尼奥尔（André Piganiol, 1883-1968）；法国文献学者、外交部档案馆荣誉馆员乔治·埃斯皮纳（Georges Espinas）、索邦大学经济史专业唯一的法国教授亨利·豪塞；以及唯一的外国成员皮雷纳——其研究兴趣是从欧洲中世纪史到比利时现代史。这些人几乎都已事业有成，1929年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56岁。除了德芒戎外，他们都与其它刊物保持着重要的联系：皮雷纳是《社会与经济史评论》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一战后他又参与创建《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哈布瓦赫帮助《社会学年鉴》重新恢复活力；里斯特是《社会与经济史评论》的编委会成员；皮加尼奥尔和豪塞是《综合历史评论》的顾问。一般来说，编委会往往都比较被动，但《年鉴》的编委会却有所不同，它更像一个帮助期刊定位的工作组。除里斯特和西格弗里德外，[135]他们都为刊物写文章和评论，并负责招募新作者。
布洛赫和费弗尔以斯特拉斯堡大学为阵地，招聘了不少职员。他们之前的学生勒依罗已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和地理学科教师资格，成了刊物的秘书。“忠诚的勒依罗”在日常工作中多才多艺，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些主要合作者包括：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乔治·勒费弗尔，古罗马史专家欧仁·卡韦尼亚克（Eugène Cavaignac），以及地理学家亨利·鲍利希。此外，两个负责人还大力借助他们在巴黎的关系。费弗尔在巴黎高师的朋友阿尔贝·托马斯（Albert Thomas）——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的首位负责人，为刊物寻找了不少技术方面的写手。
毫无疑问，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担任秘书，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尤其是，他还要组织诸多同事和校外人员撰稿。布洛赫和费弗尔也想方设法，用各种“有趣的”主题和想法四处网罗人才。他们还计划邀请一些专家，撰写各自领域之外的东西。他们经验老道，准备充足，对自己的判断力、资源储备、领导才能、沟通和协作能力充满自信。
刊物的两个负责人志存高远，跃跃欲试。1928年年底，布洛赫和费弗尔在第一期刊物发行之前宣称，他们有资格当选为法兰西公学院的院士——这绝不是偶然。 虽然《年鉴》诞生于被收复的东部边境，但它无疑向巴黎的知识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传达了刊物革新者的想法。毋庸置疑，斯特拉斯堡的资源储备、教师队伍和学术氛围，哺育了他们对于刊物的很多的创意和目标。[136]相对于既有的体制和国际合作理念，他们的合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 布洛赫和费弗尔在阿尔萨斯生活了近十年，对斯特拉斯堡的地方主义非常失望。他们远离了首都的图书馆、档案馆、书商、出版社、基金会、政府资助、精英团体、精英知识分子，以及为巴黎文化生活增加异域色彩的外国人。他们为此焦躁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刊物体现了一种联合的战略——它没有指向“霸权”或“优先权”，而是直接体现了他们的职业素养。这两个天才历史学家，为回到所向往的乐土做着充足的准备。
布洛赫与费弗尔在学术和私人方面的关系，是《年鉴》发展史上的一个主旋律。 这两位学者在十五年间有大量通信，详细记录了他们诚挚、深厚的友谊。这在当代、甚至在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通力合作，为《年鉴》注入了血液，使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从一开始，两个创始人在生活、工作和性情上虽然若合符契，但也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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