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保卫战（一）

作者：杨晓鹏

1944年，日军倾其在华所有力量，先后集中数十万军队，发动了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从河南战场开始，相继在华中以及西南战场溃不成军。整体而言，国民党军队遭到惨败，不仅一溃千里，更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但从局部看来，仍然不乏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城池攻防战。虽然国民党军队此次会战一溃千里，但在处境艰难的境遇下，一些部队反而能激发出顽强的战斗力，从而给日军造成较大的伤亡。日军也洞察国军这一特点，在攻城的过程中，为了减少自己在进攻中的伤亡，在攻城的过程中就很注意不让守军陷于背水一战，而是往往有意放留出较弱的一个缺口，意图引发国军战斗意志崩溃，进而在溃退过程中将其全歼。许昌保卫战即为一列。

河南战场是一号作战最先开始的战场，蒋鼎文作为战区指挥官，具有统筹全局的权力。作为副司令指挥官的汤恩伯，因为其过去辉煌的战绩，加上其指挥的部队在战区拥有最强的战斗力，因而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局的走势。对于战前的布局，汤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河南战场溃败的因素很多，但从战前开始，各种不良因素就已经开始酝酿，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叠加起来，终于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大溃败。

从战前开始，一种奇怪的氛围，就在一战区蔓延。

首先是蒋鼎文和汤恩伯，一战区这两位分量级的人物之间，竟然被一种微妙的关系笼罩着。尽管不少人甚至用冲突来形容二人的关系，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二者似乎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在一战区，蒋鼎文所属的部队中央军只有十四军和暂编第四军，真正可用的也只有十四军。这支蒋鼎文认为唯一可以扛得起大梁的部队，自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保卫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洛阳。

汤恩伯的部队几乎一色的嫡系中央军或者正在中央化的杂牌军，其中至少四个军在当时全国属于战斗力很强的甲种军。在日军对全国所有国军的评估中，为数不多的甲种师，汤恩伯手下占了相当一部分。

正是这种实力和位置不对等的关系，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战区大部分部队都心知肚明，或者内心深处达成共识——即能者多劳，既然都知道汤恩伯部队厉害，那到时候日军打过来了，自然是你挑大梁，我们当配角。

这种天塌下来了有汤恩伯顶着的心态，在一战区各部队中非常普遍，甚至军政部的很多人都抱有这种思想。

莫说一战区的部队，就连远在陕西的胡宗南部队也这样认为。胡宗南的“兄弟部队”对于战斗力颇强的汤兵团，先前也和一战区大部分人认为的一样，觉得汤的部队战斗力强，理所当然的要挑大梁。于是当汤恩伯部队大溃败的时候，胡宗南部队对这个曾经叱咤北战场的兵团感到相当诧异，不少人甚至转而讥笑汤恩伯部为饭桶部队，全然忽略了蒋鼎文的四个集团军更是兵败如山倒。直到几天内胡宗南的部队与长驱直入的日军交上火，并且死伤惨重，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除了蒋汤二人的微妙关系，接下来更微妙的关系几乎是给汤恩伯下了一步死棋——汤恩伯在作战策略上，与最大的上司蒋介石不同。汤恩伯纵然敢在蒋鼎文面前桀骜不驯，但在蒋介石面前，他没有这个胆量。而蒋鼎文在处理汤恩伯与蒋介石的意见时，就更充分体现出了江湖混子和稀泥的能耐。

要知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对于中国派遣军来说其一为燃眉之急，而对于华北派遣军来说其三则为重中之重。

此前的数次会战使得最高决策层包括一战区都认为，1944年的日军，要想发动类似淞沪会战后者武汉会战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基本上没有可能。加上此时不少日军南调太平洋战场，决策层甚至乐观的认为，日军发动季节攻势也有一定困难。只要在中国战场这样不死不活的撑下去，只需要美国大兵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苦撑待变的大计就要开花结果了。

1944年2月底，日军突然开始修复郑州黄河铁桥，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日军大批开始向武汉地区调动。

烟幕弹还是要有大动作？

此时对于日军真正意图，决策层却仍然不能正确把握，有认为日军“或有企图”，但不能明晰其用意。到了三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要打通平汉铁路，乃令一战区做好迎战准备。然而决策层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日军主要目的可能是解决中国空军的威胁，要想威胁到西南的空军基地，其进攻重点必然在中战场和南战场。而北战场的动作，极有可能是“声北击南”的迷惑行为，顶多是一个牵制行为。有鉴于此，决策层对日军的判断，也出现了分歧：

有认为先从北战场开始打通平汉路的

也有认为先从中战场开始打通粤汉路的。

而此时华北日军调动并不频繁，长江航运却极为频繁，从日军面临的威胁来看，似乎重点在南战场更有道理。蒋介石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忽略了重要一条：除了解决空军的威胁，还要消灭国军的有生力量。正如日军所言，“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却忽了日军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

不仅如此，连认为中国的情报工作“出奇的蹩脚”的史迪威在重庆的情报机构也认为日军在北战场的行动“不过是一场演习”。徐永昌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因为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而在中原腹地打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不是日军脑袋进水了，就是日军脑袋进水了。所以在决策层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日军在河南战场的行动只是策应。既然是策应，那么也就是小打小闹。何为小打小闹？无非如同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一样，三两个师团杀入战区“武装游行”一下而已。

所以基于这些判断，一战区和统帅部对日军的行动非常淡定。河南战场三年都过来了，如今有兵强马壮的汤司令顶着，天塌更不下来！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