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神、关公与文昌：道教如何承包中国人的一生？|佛教|关公|太上老君|文昌帝君|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财神|道教

道教石窟造像，一个小众又生僻的词。如果告诉你，它其实离我们很近，会不会感到好奇？作家萧易最初接触到道教石窟造像，是2008年在大足石门山三皇洞，那里有一尊天蓬元帅造像。天蓬元帅是道教仙官，他为人熟知的另一个形象，是因调戏嫦娥，被贬入凡尘的猪八戒。

小时候看《西游记》，萧易想象过猪八戒下凡前的模样，或许有点浮浪油腻，没想到是一个身高1.94米，身披铠甲，金刚怒目的威严武将。与天蓬元帅的相遇，让萧易思考：道教石窟是个别现象，还是有着广泛的分布？是否有着清晰的分期，或者某些“非常道”的规律？从2008年起，他开始收集道教石窟资料，每到一个地方，都仔细询问当地考古队、文管所道教石窟的情况。

·天蓬元帅，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猪八戒，被贬下凡前，勇猛神武、威风八面

一天，他来到眉山市洪雅县苟王寨。这里是南宋军民抵御蒙古军队所建的山城防御遗址。傍晚时分，文管员王俊珍背着竹篓来到山中，她在此值守，次日天亮下山。这天，王俊珍多带了几把香烛，给文昌帝君进香时，她将香烛自然、虔诚地插在泥土里。那一刻，萧易意识到，道教文化离中国人并不遥远，它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信仰中。

随着调研的深入，他把这些思考写成了一本书——《知·道：道教石窟造像简史》（以下简称《知·道》），于2018年出版。多次加印后，最近又推出修订本。修订本补充了近年新发现的道教石窟（如安岳三仙洞、阆中石室观、天府新区文家沟等），并对部分文字做了增删。书中涉及中国人熟悉的观念体系：从神话、审美、文学，到日常，召唤出一种所谓的“本土性”，真不是虚的——已经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知·道：道教石窟造像简史》，萧易著，广西师大出版社

审美之变：

隋唐模仿，宋代觉醒

《道德经》强调“大象无形”。道教早期经典也明确反对为神明塑像：“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所以自汉至晋，道教是没有造像的。随着佛教的传入，迫于竞争压力，道教才开始造像。

至今能找到的最早道教石窟凿于南北朝，但很稀少，多存于四川、陕西等地。隋代造像较为朴拙，与佛教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曾被佛家嘲笑“找不到北”。唐代，在皇权的推动下，道教走向兴盛。这一时期的道教石窟虽仍处于模仿阶段，但开始有本土风格的融入。比如安岳玄妙观。

玄妙观位于一座荒僻的山上，大门紧锁。推开简陋的大门，天尊、真人次第出现，它们身体颀长，面容清秀。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混沌之后，道教造像逐渐摆脱了对佛教的模仿，流露出俊秀飘逸的中国式审美。

“道教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恬淡、脱离于世俗的境界，只有这样才带有仙气，符合道教主旨的审美标准。”萧易说。这并非偶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在唐代融入道教石窟。比如龛窟上刻有亭台楼阁，真人的头发拢成髻等等。

·安岳玄妙观张李罗王四天尊，神态高远，身体颀长，如同一位位隐逸在山林中的隐者，中国审美若隐若现

·玄妙观的亭台楼阁，厚重的斗栱，圆鼓的柱础，屋顶两端有鸱尾，上悬风铃，是石窟中国化的绝佳见证

宋徽宗将崇道之风发挥到极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宋朝便与道教进入了甜蜜期。如果说，唐代是道教造像审美的探索时代，宋代便是觉醒时代。“宋代的道教石窟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体系，每一个造型都特别帅气，有眉有眼，而且穿上了中国人最华丽的袍服，跟宋代的帝王画像相差无几了。”

在宋代的大足，道教造像达到巅峰，形成了最精彩的中国道教造像。大足石门山城有一龛玉皇大帝造像，龛口的神将肌肉健壮，青筋突起，近乎赤身裸体；千里眼四目圆瞪，顺风耳全神贯注。大足舒成岩的紫薇大帝造像，为后世的正面人物树立了“标准照”：柳叶眉、丹凤眼、美须髯，仙风道骨扑面而来。

·大足南山三清古洞堪称中国最繁复精美的道教龛窟，高391厘米、宽508厘米、深558厘米

石门山离大足城区20公里，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一部分，但人迹罕至，寂寥没落。萧易感叹，这个僻静小院在中国道教石窟史上的价值，恐怕少有人知。不过，这或许是一桩好事，因为清净无为、远离尘嚣，恰是“道”写照。

至此，那种高鼻深目、源自印度石窟艺术彻底“中国化”——道教造像已变成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形象，可谓“最中国”的石窟。不愧是宋代，“文物衣冠，跨绝百代”，此言非虚。

因为年代久远，许多造像已漫漶不清，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几乎每尊造像都配有一幅线描图，可以直观地对照造像细节，为理解、欣赏造像提供了极大方便。

·大足南山厚土三圣母及线描图

神祇演化：

仙界的科层制

在新书分享会现场，有人提到，道教的神仙为什么那么多？到底哪个更重要？观众对这个问题会心一笑。对谈嘉宾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欧福克（Volker Olles）回道：

“这么多神，确实好烦人。道教的神谱是很乱的，历史上有过整理的意图，都不是很成功，越整理越乱。可为什么没有对道教造成烦恼呢？因为所有这些纷繁芜杂的神，都被其当做“大道”的化身。”

·萧易（左）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欧福克（Volker Olles）交流

·《知·道》新书分享会现场

《知·道》提到了道教史上的一次重要“神谱整理”。南朝时，道教神灵包罗万象，杂乱无章，互不统属，不利于道教传播。著名道士陶弘景编纂了《真灵位业图》，将当时流传的七百多个神灵分为七个神阶，每阶有一个主神，如元始天尊、太清太上老君、太极金阙帝君等。

陶弘景堪称道教界的马克斯·韦伯，早在1500多年前，就提出了“仙界的科层制”理论，与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异曲同工。其特点都是等级森严、分工专业、规则导向、文书管理。所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科层制排斥“例外”，道教允许“飞升”（如凡人修成仙后可晋升神阶，类似破格提拔）。

·安岳三仙洞，太乙真人（救苦天尊）造像，高445厘米，宽641厘米

当然，这个类比只是玩笑。可以理解为，陶弘景这次谱系整理，其本质是通过模仿世俗权力结构，完成宗教的制度化。这一操作，既反映了道教对生存压力的应对，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秩序崇拜”的深层心理。

随着“仙界科层制”的建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发生了：唐代的顶流太上老君，到了宋代被玉皇大帝取代；元始天尊升级为最高神灵，太上老君降到了第四级（这位昔日道教教主，失去了道教第一尊神的交椅）。

·大足舒成岩玉皇大帝与侍者，由于宋朝王室的推崇，玉皇大帝从过去跑龙套的小角色，一跃成为“四御”之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萧易认为，仙界排位的升降与人间的权力结构转变有关。“宋朝建立以后，非常希望将政权神化，但是找不到一个姓赵的神，恰恰这时出现了一个玉皇大帝。中国人是有帝王崇拜的。人间有一位帝王，天上也应该有一位，于是慢慢地，玉皇大帝的信仰在宋代就开始流行。”

萧易还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神灵婚配。“中国人特别喜欢给神仙找对象。比如玉皇大帝信仰开始流行以后，王母娘娘就跟玉皇大帝成了一对。还有雷公和电母，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等等。所以神仙也会面临婚配问题，哈哈哈。”

道教的神仙谱系，除了专人整理，也有自然演化。比如关公。关羽第一次获神格是在北宋末年。“为什么是北宋末年？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萧易说，“当时北宋被金朝打得落花流水，需要一个忠勇形象扛起抗金大旗，因此关公信仰开始流行。”

·朝阳洞关羽、周仓、关平造像，关羽由一名武将，由王至帝，由帝至大帝，走向了巅峰

元代，三国故事经过元杂剧的传播，关公信仰进一步巩固。明代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正式确立：道教尊神（伏魔大帝）、儒家楷模（忠义象征）、佛教护法（伽蓝菩萨），三教共尊的至高地位。清代“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配享太庙。同时，商人供其为武财神、帮会尊为结义之神，民间遍盖关帝庙，甚至出现“文拜孔子，武拜关公”习俗。此时，关羽彻底神化。

在巴中朝阳洞，萧易见到一尊清代开凿的关羽造像：柳眉杏眼，身披甲胄，胸系护心镜。两旁是义子关平和部下周仓。此时，关羽已成“大神”，却依然是古朴的武将形象，没有华丽的“关帝”光环。其原因，或许是受材质限制；抑或是巴中地处偏远，受官方审美影响小，才使这尊造像成为未被“标准化”的地方信仰活化石。

世俗交融：

给生活以慰藉

四川省大邑县飞凤山药师岩山路旁，有一龛土地公公造像。一年秋天，萧易在这里遇到一位背着香烛的老人，他是山下的村民，家里刚添了孙子，老伴备下公鸡、鲫鱼、刀头肉，让他来拜土地公。村里的风俗，谁家添丁或有丧，都要给土地公公汇报。人们相信，土地公公有一本花名册，掌管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死。

道教造像中，土地公公是慈眉善目的老者，身穿长袍，腰束帛带，佩戴碧玉，守护着一方水土。《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走到某个山头摸不清情况，就把土地唤出来了解情况。成都青羊宫，进山门的第一尊神就是土地。在萧易看来，这些分散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土地公公，道行不高，人数不少，有点类似“村长”的角色，虽然神阶最低，却与人的关系最近。

·萧易在考察道教石窟造像

“土地公公的亲民形象，反映了传统社会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土地公公信仰不仅是神仙谱系的一环，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接地气的信仰模式，让道教在中国社会千年延续。”

调查道教石窟这些年，萧易见过很多次“人神交流”的瞬间。在读者看来，这些朴素的瞬间，比精美堂皇的洞天更打动人。因为它沟通着人类的悲欢。

在大足中敖镇长源村，萧易遇到一个烧香的老婆婆，拜完王母娘娘又拜观音菩萨。她一边哭，一边跟观音菩萨拉家常：媳妇过门后不干活，前几天抽屉里的钱丢了，硬赖是她拿的，请观音菩萨主持公道……

·文昌帝君，这位道教尊神掌管着文运功名，因而在古代尤为中国人尊崇，旧时文昌阁、文昌宫遍布中国

萧易感到好奇，同样是女神，为什么老百姓更愿意找观音菩萨倾诉，而不是本土的王母娘娘？“主要原因可能是，王母娘娘在神话传说中高冷可憎，而观音菩萨传入中国后，以和蔼可亲、有求必应的形象俘获了人心，尤其是广大妇女的心灵。”

据说，道教曾想让吕洞宾代替观音，做中国女性的“妇女之友”，但终究还是一厢情愿了。其实在老百姓眼中，不管是什么神，观音、玉帝、药王、土地、财神，还是龙王、哪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给予日常生活以慰藉。

·通往苟王寨的古道最窄处仅容一人通行，紧紧贴着岩壁才能过去，而脚下便是百米高的深涧

石窟造像只是一个窗口。在上千年的文学传统中，更是充满了道教元素，从《搜神记》的志怪传奇到《封神演义》的神仙谱系，从《西游记》丹道隐喻到《聊斋志异》狐鬼仙妖，都印证了道教文化与世俗生活的交融——既非高高在上的神学体系，亦非脱离现实的抽象信仰，而是扎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文化调适者角色”。

今天，作为宗教的道教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文化却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抵抗现代性焦虑、优绩主义压力。比如成都人的松弛感，很难说没有一点“道系”气质。

在《知·道》中，有一些知识性章节，用于考证问题、分辨概念，比如“南北朝石窟哪去了？”“道家与道教”“道教护法神”“土地与城隍”等等。这些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厘清了许多长期混乱的概念。

该书“元代”部分，用整整一章（《全真风云》）讲述了全真教的来龙去脉，王重阳、丘处机、全真七子……这些名字跳出来，仿佛在看一部注解版的《射雕英雄传》。另外，太乙真人（救苦天尊）、文昌帝君、财神赵公明的故事，也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