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写《寄生虫》的文章8000多字太长了,所以分成两篇写。前一篇主要讲了电影的两大意象之一:究竟谁才是“寄生虫”?答案很明晰了,真正的“寄生虫”和“宿主”跟电影里明面上的表现是反过来的。
本文则要写电影给出我们的第二大意象:下层人的海市蜃楼——阶级晋升的幻象。
电影中的金家贫困潦倒,住在半地下室,整日被霉味环绕。但当他们以各种手段成功渗入朴家的豪宅之后,他们仿佛瞬间完成了“阶级穿越”,迅速进入角色,俨然以豪宅主人的身份自居,甚至在朴家短暂离开时,他们毫无障碍地享受着“主人”的生活:昂贵的威士忌、宽敞的客厅、柔软的沙发。
此时此刻,他们脸上浮现出的不是偷窃的羞耻,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自信,仿佛一切本就该如此。他们似乎已经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甚至产生了真正的幻觉,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空间的真正主人。
我觉得这个意象指向的就是:在阶级社会中,一直被统治阶级和其传教士们塑造的“阶级晋升幻象”。
在这种幻象中,穷人错误地将自己和强大的统治阶级混为一体,甚至误以为自身的命运与上层社会之间存在某种深刻的联结。他们以为,这样的生活终有一天也能真正属于自己;他们以为,所谓的社会流动通道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更以为,只要足够聪明、足够努力、足够机智,他们就能真正跻身于富人阶级。
有句名言说得很好,讲的就是这个“幻象”——
资产阶级竭尽全力的向民众灌输一个观点: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穷的爱国者,一想到英国的财富和工业,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这句话前半句是英国学者海斯说的(《族国主义论丛》),后半句是恩格斯说的(恩格斯在1882年1月25日给考茨基的信)。现在网上把两句整合一下都说是恩格斯说的,并出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错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我翻来覆去读过好几遍,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还在反思自己读书不精,结果根本在原文中找不到。现在网上信息太多太杂,还是要多几句嘴严谨一下。
恩格斯还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建议大家全文背诵,出自《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
言归正传,继续讲电影。《寄生虫》中用冰冷而犀利的镜头迅速摧毁了这种幻觉:暴雨骤降的夜晚,金家从豪宅仓皇逃离,一步步跌回到自己的半地下室,看着家园被泥水淹没的惨状时,观众才猛然发现,那种短暂的“居住于豪宅”的感觉,竟是如此虚无飘渺,如同海市蜃楼般瞬间破灭。
因为这种幻象从未真正存在过,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底层阶级所提供的一种精神上的镇痛剂和麻醉剂,是让底层人民安于现状、缓解内心焦虑的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
在我们现实世界中类似的“幻象”还有很多:“美国梦”最初是一种政治神话,其许诺极为简单而优雅:不论出身、种族、教育、财富,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车子、幸福家庭和尊严的生活。这是一场关于自我奋斗与公平秩序的全民集体幻想,是资本主义道德合法性的根基,是剥削可以被原谅、贫穷可以被解释、痛苦可以被寄望的精神解毒剂。
凡此种种,并不需要兑现,只需在人们心中存在。它鼓励底层人群抛弃阶级叙事,拥抱“自我奋斗”;视贫困为暂时的事故,而非结构性的宿命;它将社会的不平等包装为个人的不够努力、不够奋斗、不够向成功人士学习。于是,真正的问题——资本、结构、分配、权力、垄断、系统、世袭等等——被巧妙地移出了叙事中心。
正如《寄生虫》中,金家一家在豪宅中暂居时,那种错以为“这一切终将成为我的”的瞬间,是幻象最甜美也是最毒的一口果实。他们喝着红酒、吹着空调、瘫在沙发上大笑着谈论未来,仿佛只要多装几次无辜、多努力几分掩饰、多走几步聪明的捷径,他们就能真正成为这个阶级的一部分。
但他们不知道,那扇敞开的门其实并不是通往阶级上升的入口,而是一条虚假的、注定封闭的回廊。而地下室的夫妻其实完善了这个意象——真正属于穷人的不是登入大别墅之中,而是从半地下室滑落到地下室之中。
除了美国梦,前几年在中国兴起的“中产神话”也很有代表性:“中产阶级”这种概念就是一种更日常、更温和、但更深层的控制机制。它并不宣扬逆天改命的英雄叙事,它要的只是你不掉队。它不要求你成为比尔盖茨,只要你买得起房、供得起孩子、能在星巴克坐一小时、懂得在朋友圈晒一束干花,就能宣称自己“还过得不错”。
中产神话并非关于“成功”,而是关于“不失败”(保持阶级地位不滑落)。于是,中产阶级们在它的庇护下不敢怠惰、不敢质疑、不敢停步,于是他们自我剥削、自我规训、自我内卷。卷完了这一代,还要卷下一代——海淀鸡娃和顺义妈妈就是典型现象。
所以《寄生虫》好啊,它就是要揭露这一幻象的虚伪。那衣冠楚楚为富人阶级服务的一家人,不正是沉浸在这种幻象之中吗?那一场暴雨不正是随便一个经济下行周期来临,就会引发中产神话彻底崩解的瞬间吗?
金家拼尽全力制造一种体面、干净、精致的“适应性”,试图融入上层社会的规则,获得雇佣者的青睐与尊重。然而他们无法伪装自己的“味道”——那个来自半地下室的霉味。
这个无法被洗净的气息,正如中产阶层身上带着不安与焦虑的烙印一样,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你并不真正属于这里。真正的上层只要一个捂鼻的动作,便能打破你全部的努力、全部的自欺。
这正是幻象的本质。它并不靠欺骗你看不见,而是让你“看见”一个虚构的阶级上升路径,让你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消费、教育、操守、体面来抵达那个上层;让你愿意相信这是一条公平的跑道,于是你自觉忍耐、自我驱动、主动规训。
这个幻象甚至允许你暂时靠近那片被保护的自留地,住进他们的房子、开他们的车、学他们的礼仪,但一旦你错将“靠近”当作“拥有”,你就注定被驱逐。你不是客人,你是借居者。
这些中产者们,他们不是阶级流动的样本,而是阶级固化维护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设定好的天花板。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奢侈品恰是阶级幻象最成功的商品化形态。它以物质为媒介,将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伪装成可以用金钱购买的身份标签。一只手袋、一瓶香水、一块腕表,普通人只需负债数月、勒紧裤腰带,便能“触碰”到原本属于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仿佛在那一刻,他便不再是那个工位上的打工人,而是某种上流叙事中的主角。品牌早已不是关于功能的区分,而是关于“阶级气味”的想象性遮蔽。
于是,在香奈儿或古驰的专柜里,仿佛人人都能成为“精英”,精致、独立、富有、自由。但他们未曾意识到,真正的富人并不会用奢侈品来定义自己——他们用的是“拥有”奢侈品工厂的股票,用的是基金、地产、信托、控制股,而非消费品本身。底层者买的是一块表,上层者买的是这块表的溢价权,是时间的定价权。
电影中金家在朴家中暂居时,开始模仿上层人的言行、饮食与休闲方式,他们不再是作为“穷人”存在,而是角色扮演者,穿着干净的衣服、说着体面的台词,沉浸于“我们也可以拥有”的幻觉之中。
而现实就是这么吊诡:他们越用力模仿富人的生活方式,越暴露了他们与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断裂。阶级并不是靠使用同一件物品就能弥合的文化壁垒,而是生产关系中那无法伪装的底色。你可以拥有同一只包,却永远无法进入同一个朋友圈、共享同一块地皮、站上同一个权力节点。
奢侈品是幻象的通行证,它允许你临时出入,但永远不发放居留权。它让你误以为成为“他们”只是时间与预算的问题,而在你终于以为自己即将抵达之时,那扇真正的大门却早已悄然关上。
可能导演觉得这个“意象”过于隐晦了,在电影情节中明示、反讽了两个桥段,都跟儿子有关。
第一,是儿子与朴家大小姐的爱情。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阶级幻想色彩。他像极了那个现代社会中最典型的“阶级越界者”——高考上岸、985硕士、北漂白领——自信满满地认为只要抓住机会、努力靠近,就能真正融入那个“更好”的世界。
但这场关系注定无法实现。大小姐从未真正理解他,更从未视他为对等的恋人。他始终是她的“家教”,是“外人”。爱情在这里不是“阶级融合”的奇迹,而是幻想者对上层世界的一厢情愿,就像当下多少年轻人幻想“做赘婿、再反杀”“霸道总裁爱上职场小白的我”,却在社会现实中一次次撞墙。
这段恋情与当代年轻人流行的那句玩笑话“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竟形成了惊人的共鸣。在那个关于“改变命运”的神话中,最先被牺牲的从来都是爱情——因为结构不允许浪漫,只允许功利。
在阶级压力的注视下,连爱情都必须服从于社会分层的现状。而导演安排这段虚伪的恋情,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连最私人、最纯粹的情感,也早已被纳入幻象机制之中,成为你相信自己可以跨越阶级的又一场自我欺骗。
奉俊昊生怕大家看不出来,还沉浸在“亲爱的这就是爱情”的幻想之中,于是安排了这样一个桥段,儿子看着上流社会的party问女友“适合这里吗”,看看姑娘这个小表情,一切尽在不言中。
所以就算没有后面杀人这档子事,你是信他能与这样家庭的女儿结婚,还是信我是秦始皇?
老革命老傅同志说得好嘛,很有真知灼见——
第二,这已经不是虚幻了,而是玄幻:影片结尾,金家儿子坐在半地下室中,给藏身地下室的父亲写信。他说,总有一天,我会挣钱,买下那栋房子,让你走出地窖,光明正大地生活在阳光之中。BGM响起,画面在此刻变得温柔,甚至有一种励志片的温情气息……
然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整部《寄生虫》所讲的故事:这是一个保安职位就有500名大学生去竞争的时代;他们一家本身就靠假身份、假信息才找到了工作、避免了失业;儿子一个坐过牢、辍过学、头部受到重创的人,凭什么能买下朴社长这栋别墅呢?
这不是逻辑问题,这是幻象的终极悖论:你越痛苦、越失败,就越需要相信有一条光明的路径通往救赎。你越深陷黑暗,就越会制造一个虚构的未来来安慰自己。儿子的幻想不是希望的火苗,而是绝望的回光返照,是那个幻象体系最后一次施展它致命的诱惑。它不是想要改变命运,而是害怕承认命运已成定局。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可爱的梦,这是一个幻象的狂欢。这封信的本质,正是现代社会用来维系阶级稳定的核心机制:让你自愿相信改变是可能的,让你在现实的污水中,仍然把一栋不存在的房子当作灯塔,把你父亲从地底走出来的瞬间,当成信仰本身。现实已经崩塌,而信念仍在繁殖——这不是信仰的力量,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
我们太习惯在电影中看到一个跌入深渊的主角,最后凭借“努力”“天赋”或某种运气实现逆袭,于是当奉俊昊不给这个结局时,很多人以为他“藏”了结局在儿子的信里,仿佛那真是一种“开放式结尾”。
可这不是开放式结尾,这是一次意识形态幻象的暴力拆解。导演用那个孩子自欺欺人的幻想,写下了对美国梦、中产神话、个人奋斗论的最猛烈的讽刺与否定。他几乎是残忍地说出:你们不是失败了,而是你们根本没被允许玩这个游戏。
这个儿子曾是整部片中最相信“上升通道”的人。他精心设计身份、编造履历、假装谈吐不俗、临摹精英的口吻,在爱情中套用精致而克制的情绪,仿佛自己也能成为上层社会的合格成员。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太典型的幻象信徒——那些拼命考公、留学、做自媒体、搞副业、练习PPT美学的人们,以为只要学得像、说得像、活得像,就能顺利入场。可当房子的真正主人出现在门口,他们永远要躲进茶几下、衣柜里、马桶边。他们的存在从来不是被“接纳”,而是被“容忍”;不是合法的客人,而是伪装过的闯入者。
所以,当他写下那封信,幻想有朝一日能买下那栋房子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这个幻象信徒的彻底沉沦。他不是从幻梦中醒来,而是变成了幻象最忠诚的守夜人。连失败都已无法激起他的愤怒,他唯一的抵抗是更深层的自我欺骗。这才是阶级固化最阴险的毒性——它不是压迫你,而是用“可能性”诱惑你,让你自愿耗尽一生,为一场永远无法抵达的梦做注脚。
《寄生虫》一半是拍穷人如何被剥夺,另一半是拍是穷人如何被驯化。也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两篇文章分开阐述的。
这使得我们深思:无产者们不是缺乏资源,而是被赋予了过量的幻象。在那个写给父亲的幻想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未来,而是幻觉彻底占领精神的瞬间——你不再质问这个世界为何不公,只会反复默念:总有一天,我会买下那栋房子。可那栋房子,从来不属于你,甚至连你用来幻想它的语言,也不是你的。你只是幻象的寄生虫,连做梦的权利都是别人发放的残羹。
导演如此安排结局,正是为了冷酷地指出:所谓阶级跃迁早已不是物质问题,而是形而上的不可能。就像你无法从梦中买下梦中的房子一样,一个被现实碾碎、被体制排斥、被资源压迫的人,是无法靠“努力”挣脱出这张巨大的社会蛛网的。他的每一次挣扎,甚至幻想本身,都是幻象系统的延续——他仍然相信那栋房子会等他;他仍然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买下它;他仍然相信,只要足够努力,一切都会变好。
这正是现代社会最深的讽刺:当人连反抗都不再相信时,就只能依附在幻象上苟延残喘。而幻象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不需真实,只需你相信;它不必兑现,只需你盼望。正如电影中的那封信,写得再整洁、再感人、再温暖,也不过是一种文字的自我安慰,是一个底层人穷尽想象力所能建构的最后堡垒。
现实早已瓦解,而梦境依旧繁荣。这不是希望的胜利,而是幻象的殖民,是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的深植与统治。
所以,这一切问题的解法在于那八个大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不是假装得像富人,不是做得比朴家更体面、更勤奋、更聪明,而是意识到朴家之所以是朴家,不是因为他们穿得体面、讲礼貌、有教养,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结构。他们的财富来自资本运作,他们的安全来自法律保护,他们的体面来自于剥夺的优雅形式化。而穷人之所以是穷人,不是因为不努力、不自律,而是因为他们生来就被排除在资源分配、话语建构与权力网络之外。你可以假装住进朴家的豪宅,但你改变不了那栋房子属于谁、产权写谁的名字、你有没有钥匙。
所以从来不是在幻象里争取生存空间,而是打碎这个幻象本身。不是“变得像他们”,而是质问为什么我们非得成为他们。不是梦想买下一座豪宅,而是问,这个世界凭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拥有阳光,而其余大多数只能生活在半地下的潮湿中?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变成朴社长”,而是“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有朴社长与金司机的对立”。
电影没有拍“斗争”的段落,但他安排的父亲暴起杀人的结局已经明示了一切:幻想不能救人,信仰不能带你出地窖,梦境越精致,沉沦越彻底,父亲的匕首比儿子的幻象更有力量。
无产者们唯一的出路,是停止想象自己买下那栋房子的可能性,转而看清这整座建筑如何建立在不平等、剥削与排除之上,并选择从根本上质疑它、动摇它、瓦解它。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住进豪宅、与富人共舞、在幻象中求生,而在于砸碎这整座由幻想构筑的精神宫殿。要有足够的清醒,才能看穿那不属于我们的梦;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不再扮演乖巧的寄生者,而去质问那个维持整个系统运转的结构本身。
不是“我们终有一日能变成他们”,而是“我们终有一日再也不需要他们”。当我们终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们或许才会从半地下真正走上地面,在阳光之中,开始属于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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