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重读王蒙的《在伊犁》|吴义勤|在伊犁|小说|文学|王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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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扬子江文学评论》，作者吴义勤

如何有效地叙述和想象1960至1980年代的自我和地方，如何讲述那个时代自我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在确认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内部差异性元素的同时，建构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王蒙来说，其在新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1]的经历和体验具有独特的资源性价值。作为一个年少成名、历经波折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王蒙能否以及如何用文学的形式承担起以个体故事讲述民族故事、国家故事，以地方讲述承载共同体命运的文化责任？在这些问题上，王蒙2024年由作家出版社再次修订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在伊犁》[2]，可以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文学答卷。

《在伊犁》

王蒙著

作家出版社

2024

一、地方生活的呈现及穿越：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生活根基

共同体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共同体可以表现为家庭、社区、教会、族群、民族等等能使个体寻求归属感的文化形式”[3]。个体和不同形式的群体，对“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情感皈依、文化归属，是塑造主体共同体认同的关键。关于国家认同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国家认同并非意识形态产物或者学术体制内部自转而产生的空洞话语，而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渊源。这来自于中国的复杂构成——它从来都是多地域、多族群、多语言文化、多宗教民俗的‘多元一体’，其核心凝聚力来自于主体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4]。《在伊犁》以特定历史情境下伊犁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和入口，从地域、族群、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形象地展示了对这一共同体的深切体认。

《在伊犁》通过对伊犁、新疆地方生活和风俗细致而耐心的描述，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王蒙笔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认识，它不是来自理念、说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而是从生活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呈现的。王蒙是一个热爱生活、始终对生活葆有真诚信仰的作家。他极其注重文学的生活维度，将生活作为其创作的基础和可靠的资源。他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首先，生活与人密切相关，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外在于人的所谓客观生活或理念化的“生活”。他最喜欢和欣赏“那些惟妙惟肖地刻画生活、刻画人的精神世界的作品”。在他看来，“精神生活当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着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气息，是我最偏爱的东西。这种生活（包括人的内心）境界，是我最重视、最神往的东西”[5]。其次，文学表现生活的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表现，或“不完全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而是按照生活在特定的人的心目中的感受，用类似电影的主观镜头的方法，既表现人的内心，又表现人的环境、遭遇和生活，既追求客观的真实，也追求主观感受的真实”。无论以何种生活为描述重点，以何种方法来表现生活，“不是取消了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一原则，而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6]。再次，经历了三十年坎坷人生的王蒙，在复出之后更相信生活的美好，更注重挖掘和表现其积极、美好、温暖、光明、有建设性价值的一面。他反复用抒情的笔调感叹：“生活有多么美好！这仍然是我当今作品的一个主旋律。”“生活仍然是美好的，而且是更美好了！在我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咸辣五味之后，我更感到了对生活的甘之若饴。”“生活是发展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会相当快地进入我的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生活是不会停滞的……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动、大改革的时期……我最近又来到新疆伊犁地区了，我要倾听新时期新生活的声息，我要表现新时期新人物的新生活，我应该写出更好一点的新篇章，我必须加油努力！”[7]上引文章《倾听着生活的声息》完稿于1981年9月作家重返新疆伊宁之际，时间亦在《在伊犁》系列小说之前。王蒙在文中关于生活、时代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理解，是进入《在伊犁》系列小说的一把钥匙。[8]小说主人公老王和伊犁人民在特定时代的生活处境及遭遇，关联、言说着民族的历史和人民的心声；伊犁城乡面貌，各民族的生活情态和文化习俗，使小说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品质。在上述“客观性”“生活性”的纪实性描述中，始终有“我”的眼睛在注视，有“我”的心灵在触摸，始终洋溢和流淌着激情和温情。正是因“我”的存在，而使伊犁成为渗透着主体认知和体验的独特风景：“这一段经历确实是非常难忘的、奇特的与珍贵的”；在时空转换中，“那时的生活反而愈加凸现和生动迷人”；回忆起来，令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历史的动荡，而是“我们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在沉重的、不幸的年代，“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9]因为爱生活，所以渴望表现它。《在伊犁》系列小说通过“简朴的记录”，忠实地描绘特定时代情境下伊犁各族人民的自然生活、心灵世界和精神面貌，艺术地“再现”那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所忽略的“生活”之美。作家通过一种真实却又巧妙的表现本领，使大时代背景下似乎并无多少深刻意义的平凡人事具有了特殊而又普遍的意义。

《王蒙文学回忆录》

王蒙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

在王蒙自然真诚的笔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边远地方平凡的日常生活之美被简洁传神地揭示出来。从《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的房东二老家，到《淡灰色的眼珠》中的马尔克家、《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的图尔拉罕家，再到《逍遥游》中各族人民聚居的城根小杂院，各民族人们居住的房屋、院落和生活的环境，简单、清洁、优美，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又知足，在物质生活条件极为有限甚至贫乏的情况下，他们却能按照自己的民族习惯，过着有秩序、有仪式感的生活。他们保持着传统的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和宗教仪式，自如地应对一切情境。他们是乐观、充满智慧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乐观、节俭，享受舒适、正直、善良和快乐的生活。在这里，生活得以提升，展现了自身的地位，具有了一种高贵的品质，获得了尊严。

需要注意的是，《在伊犁》注重以日常化、生活化的方式表现伊犁、新疆各族人民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生活，与那种专注于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模式有所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对历史的放逐，在关于伊犁、新疆的生活场景和细节描述之中，有着时隐时现、似断实续的时代隐线和历史行进的足迹。首先，在王蒙笔下，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为共同的命运而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历史产物，它始终存在，并不是新生事物。其次，小说也生动书写了新疆人民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公路、风景等写到了新疆日新月异的变化。再次，小说也不回避边疆生活的特殊性，民族、宗教、语言和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以及生活的艰难和各种挑战，但更注重表现新疆人民的乐观、智慧，甚至面对“文革”这样特殊的政治处境，也可以凭生活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淡化”“纠正”其带来的伤害与影响。小说对时代和历史的艺术处理，巧妙地揭示了共同体的历史维度和发展：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形成与建构实践，是人民在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中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注重经验性的现实生活，而不以某种脱离人们生活实际和人的本性的话语为旨归和依据；推崇和强调人心、情感而非某种超级理性话语，是《在伊犁》生活美学的基本特质。小说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抒写主人公老王和伊犁各民族群众之间能将心比心，人与人能体会特定情境下的“难能”与“可贵”。这里有同情和理解，也有对个人尊严、人格和相对自由的空间的尊重。小说中的老王是个来到基层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外来者、作家，他与伊犁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有着民族身份、政治地位的不同，以及经历、遭遇和文化修养上的鲜明差异。对于伊犁当地人来说，老王显然是个来自外乡的“客人”。前者在伊犁出生、成长或长期移居伊犁，与那片由河流、树林、土地和庄稼构成的小世界融为一体，是这个地方小世界的一部分。而老王只是这个小世界的“偶然”的“进入者”。各方面的差异，加之与伊犁地方的关系不同，造成二者对同一个地方、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差异性？有研究者提醒：“少数民族从来都不是与整体性相对的差异性，而是整体性中的特定性存在。这不是抹杀少数民族特定的民族历史、风俗、文化，而是避免其陷入认同混乱和文学上的风情化叙事。也是在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文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思考关于时代的重大命题，要求把握整体性的思考。”[10]对此，《在伊犁》既表现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真实描述了不同于汉族的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礼仪习俗、宗教信仰；在表现“习相远”的同时，小说又注重表现“性相近”，描绘不同民族人民之间共通的朴素的人性情感。在此，王蒙笔下的“共同体”呈现为一种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热情淳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们对知识文化的尊重，以及同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他们爱国、敬老、重学、重农、惜粮、积德劝善的共同美德。《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中穆罕默德·阿麦德极为尊重“北京来的”老王，并以最高规格款待他，小说写到他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他是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老王则“向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学习，学习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团结”。这篇小说的最后写到一处细节，穆罕默德·阿麦德大声说：“……我要流浪去，在我们的母亲祖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流浪！”“‘伟大的祖国’几个字，他突然改用汉语说，他的两眼发出了邪而热的光。”对祖国热烈诚挚的爱激荡着这个经历坎坷的维吾尔族人身心。《淡灰色的眼珠》中马尔克称老王为“干部”“书记”“汉族大哥”，“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来说，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是书记！所有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主人！……”他在与老王的交谈中，说出自己请老王做客的想法：“‘在我们心里’，他指指自己的心窝，‘我们对老王同志是有敬意、有理解，也有友谊的……好人哪！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噢……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心，我们心贴着心……这岂不好哉！’。”在富有时代特色的话语表达中，不难感受到马尔克这个普通的少数民族农民、木匠，对老王和汉族同志的友谊、敬意和对党的信任。《边城华彩》写新疆少数民族同志在春节时给汉族同志拜年，汉族同志在开斋节与古尔邦节时给少数民族同志拜年的风俗习惯。新疆人认为“拜年可以加强民族团结”。

“在伊犁”，作为地方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之间、伊犁百姓的命运与中国的历史命运之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同样关心中国的现实和命运，对中国历史转机与命运转变也有着相同的期待和态度。这一点在《虚掩的土屋小院》《葡萄的精灵》等着力描写房东二老和老王日常生活及内心交流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共通情感与家园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情感基质

哈布瓦赫揭示了集体记忆的情感性质：“哈布瓦赫认为在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暴力原则而是爱。他坚持集体记忆的情感性质。正是情感纽带使个体被归属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具有内部凝聚力的集体。不是暴力，而是情感把文化团结在一起。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并给予记忆以色彩和定义。”[11]在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等共同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情感、想象、形象、感觉起着与事实、知识、理性同等重要的作用，并且因其潜移默化的渗透性，更具有内在的持久性。“在伊犁”是一种植根于作家记忆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隐喻和象征。作为个体记忆的结晶，作家“在伊犁”的经历和见闻、感受，植根于伊犁的具象如自然地理景观，伊犁各族人民的形象、行为，伊犁的器物、风俗中。同时，这些凝结着个体经验的景物和事物，又关联着普遍性的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历史）。以普遍的人心为依据的共同体伦理情感，灌注全篇，是构筑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在伊犁》注重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有着丰厚的情感内容和清晰的家园意识。小说有意识地将作家的个人情感与共同体情感相融合，在传递时代情绪的同时突出了联结各民族成员为共同体的普遍情感，通过贯穿性、弥漫性的情感书写，重构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可以说，小说呈现的“共同体”是情感的共同体、深情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

在谈到“真正好的小说”时，王蒙认为：“它可以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纪念、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荟萃、知识的探求、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还可以是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幽思。”[12]如果说，这一表述的前半部分侧重于文学之与时代、历史、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维度和开阔、深邃、广博的宏大品格；那么，后半部分则更突出文学之与人、个体的关系，强调文学的个体感受性、情感性维度和真诚、深切、细腻的品格。《在伊犁》体现为二者的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即是情感共同体，是建立在普遍的共通的美和善的人性基础之上的。按照王蒙的看法，共同体是感恩、快乐的共同体，深情的共同体，《在伊犁》记述他个人在伊犁、新疆工作和生活期间，与当地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时时处处流露出他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感恩之情。他笔下的新疆各族人民构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一个“深情共同体”，洋溢着一个多民族团结和谐、共荣共存的“共同体深情”。

1965年，王蒙在伊犁。

主人公老王与他遭逢的边疆人民之间，不是利用与被利用、支配与被支配、改造与被改造、分析与被分析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纯净的相遇与对话。老王作为小说叙述者和主要人物，以“我”的形式自然地融入原本陌生的边疆人民之中。在老王眼里，伊犁和新疆各族人民也并非一个需要被现代国族观念或启蒙意识改造的客体，不是被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化的“他（们）”，而是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的“你（们）”，是广大而丰富的祖国和土地，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你（们）”给了“我”食物、温暖和庇护。而在少数民族人民看来，老王也并非一个需要被按照某种特定要求和规范改造自我的“异端”，他和“我们”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值得尊重的有知识、有文化、“从北京来的”“诗人”。“我”和“你（们）”处于平等的地位，构成平等相待、和睦共处的亲人和友朋关系。他们同处风云变幻的时代，有着共同的命运担当，面对共同的问题和困难，他们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他们不仅共同作息、生活，而且在感情上打成一片，为对方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心理、情感上的慰藉。二者在情感情谊上双向奔赴。

《逍遥游》着力表达伊犁对于作家的心理安慰和情感抚慰功能以及作家对伊犁的情感牵挂。小说写1970年代初，“我”和少数民族干校的学友，对伊犁充满深情的向往和留恋。他们“常常用谈论伊犁来抵挡生活的寂寞和沉重，来激发我们对于生活的爱恋和信心……风云可以变幻，文联可以解散，然而伊犁的白杨树与苹果树永存。这大概是我们共同的潜台词”。对于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他们来说，“回伊犁去”成为其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的方式。在叙述者看来，处于天山山脉中的伊犁是一个“富饶、温暖、单纯而又多彩、快乐亲切而又常常唱着忧郁的酒歌的地方”。《鹰谷》以抒情的笔调写道：“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地球上的哪一条纬线与经线的交叉点，祖国的哪一块光明而又奇妙的地面，我还是常常觉得若有所恋，若有所失，若有所忆，若有所思。”让老王惦念的不仅是鹰谷独特美丽的自然风景，更有共同劳动、相互理解、彼此扶持的不同民族兄弟结成的患难情谊。《虚掩的土屋小院》详尽细致地描述老王和房东二老“情如一家，无话不谈”，亲如父子、母子的亲密关系。《淡灰色的眼珠》中马尔克“对老王同志有敬意，有理解，也有友谊”。他热情邀请老王去家里做客，并隆重招待。小说再次写到老王与房东老夫妇生活的亲密场景，老妈妈做奶油面片，“我吃了个不亦乐乎”，熬清茯茶，“我与房东二老一面品茗，一面促膝谈心”。

小说描述的情感是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的交错和融合。从历史维度看，情感是对1960至1970年代情感的回忆；从现实层面看，是1980年代对历史情感的再次唤起和重新建构。小说虽然突出了作家对伊犁的个人情感，但他并未将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价值判断凌驾于其他人物情感之上，而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态度，对各民族不同心理和性格的人物平等相待，给予他们平等展示自身世界的机会。

《在伊犁》满怀深情地描写各少数民族成员内部的伦理情感关系。《虚掩的土屋小院》描述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之间穿越岁月烟尘，饱含人世沧桑的夫妻之情；《淡灰色的眼珠》表现马尔克与阿丽娅至死不渝的深情挚爱及桑妮亚对马尔克的一往情深。《爱弥拉姑娘的爱情》描述两个维吾尔家庭内部成员的爱。一是爱弥拉姑娘和她的养母图尔拉罕之间的慈爱，她们的生活“幸福和美满”；二是爱弥拉姑娘和穆敏老爹与阿依穆罕大娘“亲人间的慈爱之情”。更有意味的是，这篇小说还有两处写到老王和两户维吾尔家庭的关系。一处是简要的叙述。老王虽刚落户，住到房东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家仅一年时间，但因他们的“纯朴”“仁义”，因“我们相处得亲密无间”，许多生产队员差不多将其当作房东家的一个成员了。第二处写图尔拉罕邀请老王夫妇去她家做客。小说详细描写了这次“漫长的、懒散的、成系列的”做客过程。在那样的岁月里，在“老王”那样的情境下，长达七个半小时的做客过程，“我们度过的是那样惬意和轻松”，“也许，只有在那样的年月和那样的处境中，我才能接受那种令人惊异的质朴，那种世外桃源式的安宁，那种几乎使人变成孩子的陶然忘机的清静”。他们嗑葵花籽、喝小碗茯茶，随意坐靠闲聊，慢条斯理地切肉、切菜、和面，“这大概算不上什么高规格、算不上什么招待，也算不上什么享福享乐。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最愉快的情绪下最隆重地进行的”。这次款待和《哦，默罕默德·阿麦德》中家境贫困的阿麦德对老王和《淡灰色的眼珠》中马尔克一家对老王的款待一样，都是“绝无任何其他实利目的的款待”。老王切身感受到各民族人民对自己的善待、宽厚和热情，小说通过老王的欢呼写道：“我是农民！毛拉圩孜的农民！我抡坎土曼，我喝奶茶，我吃包谷馕，我也常常和维吾尔朋友们喝上一杯。”主人公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周围那些身份、民族、劳动方式和饮食习惯不同的“朋友们”之中。

在主人公看来，在他与伊犁人民的交往中，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伊犁》反复描述他对伊犁、新疆的感激和怀念之情。饱满充实的感恩之情，时时在叙述中不经意流露。《好汉子伊斯麻尔》写道：“……包含着盼望新疆各族同胞生活得更加幸福的友好情意。而且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汉……各族人民对我的好处，他们身上值得我学习的长处，我永生不忘。”《在伊犁》是真情、深情的文学，是关于美的文学，是观察、追寻和塑造美的文学。作家在1960—1980年代伊犁的乡村和城市的生活中，发现了自然、生活和人情之美并将其转化为艺术的形式。从更深层次看，对伊犁的自然、生活和人情的艺术性表现源自作家对生活对世界的爱、对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人民以及土地上生长的事物的爱，而其笔下人物的美德及作家对美德的歌颂都被包含在真挚、热烈而深沉的爱中。

王蒙（右一）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聊天

应该看到，《在伊犁》中老王和伊犁百姓之间的情感关系超越了纯粹的个人层面，而延伸到更广阔的国家、民族的共同体情感层面。《淡灰色的眼珠》通过老王看到马尔克、阿丽娅、爱莉曼“这三个人的眼珠从颜色到形状、神态是如此不同，对比鲜明，使我惊叹人生的丰富，祖国的丰富，新疆各民族的丰富”。

《在伊犁》的纪实性、写实性，突出了事实的再现性；主体经历、感受的融入，叙述者的适时介入，增加了主观体验性。尽管老王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是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被动色彩的，但他却在与少数民族农民的日常生活交往和情感交流中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热情和恳切。这一点既与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淳朴待人有关，亦来自主人公能够以平静的心态看待自身处境，以平等的态度与少数民族农民相处。这种积极性除了体现在其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之外，也融入其对周边人事景物的观察中。这意味着叙述者视角的介入，这一视角赋予现实中的人、事、景、物以意义。《在伊犁》中的伊犁、新疆是叙述者主动看到的世界，老王不是被动地写实性地描摹或再现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是自觉地将其统合到具有一定意义的秩序中，服务于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伊犁生活中的景与物、人与事，在一定的空间框架和情感、价值体系中建立了内在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道独特的具有纯然魅力的风景。

三、细节捕捉与风景写意：现实主义及其抒情维度

通常认为，文学反映生活，包括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但“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这种指导是辩证的。文学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留意生活；我们在生活中付诸实践；这又反过来让我们能更好地去读文学中的细节；反过来又让我们能更好地去读生活。如此往复”[13]。文学的奥义在于对生活的“发现”——“留意”“注意”，对于生活的“发现”又会反作用于对文学的“发现”；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都是如此。“发现”生活需要宏观的视野、开阔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却也需要落实到“细节”实践。《在伊犁》运用细致的写实笔法，在生活细节的捕捉和表现上显示出深厚的现实主义功力和独特的神采。无论是细节的呈现、人物外貌的描写、性格的刻画，还是风景的表现，《在伊犁》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无穷魅力。

《小说机杼》

[英]詹姆斯·伍德著

黄远帆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首先，王蒙深得“画眼睛”的精髓，善于从繁杂琐细的生活中捕捉精彩的、具典型性的细节和瞬间，勾画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世界。

作家擅长抓住人物形貌上的典型特征，传神写照，透视其心灵。《淡灰色的眼珠》塑造阿丽娅形象时突出了她细而长的眼睛。小说写首次见面时，阿丽娅淡灰色的眼珠，“它们这样端庄、慈祥、悲哀，但又似乎包含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矜持，深不见底。我以为她是用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眼光正面地凝视着我的”。第二次描写在阿丽娅身患重病即将离世之际，“那长长的、有着神秘的浅灰色的眼睛，仍然是美丽的、深情的，即使在往后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特写镜头上，我也没见过这样深情的眼睛。看来，她最后的生命之火，只够照亮那一双淡灰色的眼珠了”。通过一连串的细节，小说写出了阿丽娅丰富的阅历、曲折的生活遭遇，以及美丽、细腻、敏感、包容、富有同情心的内心世界。她与前夫阿卜杜拉赫曼裁缝的婚姻无疑是一场无爱无理解的悲剧，而她与彼此深爱的马尔克的婚姻和患病早逝，更带有令人悲叹不已的悲剧色彩。

小说对爱莉曼的简练描述，也是以眼睛为中心，简要写及面色、肌肉、眼睛、眼珠、鼻子、嘴唇，突出其年轻健壮，结实有力，热情朴实，洒脱、冲动、强悍，渴望真正的爱情等特点。马尔克的眼珠“是那样的蓝，也许说蓝不恰当，应该说是绿，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颜色，它使我想起天空和草地，一望无边”。在比较性地描绘了三个人颜色、形状和神态对照鲜明的眼珠后，小说写道：“……使我惊叹人生的丰富，祖国的丰富，新疆各民族的丰富，我甚至从而更加确信，我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遭到厄运，在六十年代远离北京，自一九六五年干脆到伊犁的毛拉圩孜公社‘落户’，确实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不全是坏事情。”在这里，眼睛不再只是人物个体心灵的窗户，也是折射汉族和少数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窗口，它不仅联系着包括“我”——老王在内的各个人物不同的经历、性格、心理，也连接着特定的时代历史及身处其中无法自主的人物的感知与判断。

更多的时候，小说通过人物言行举止的细节展现其心理和性格的复杂性、独特性。《淡灰色的眼珠》主要从三个方面塑造了鲜活复杂的马尔克形象：与妻子阿丽娅的一往情深的执着；不热衷参加所谓集体劳动和开会，将精力、细心投诸木匠活，有着高超的木工手艺；精力旺盛，热情开放，言辞滔滔。尤其是通过言语谈吐表现其性格。他能言善辩，“振振有词句句都是语录”，他学习“红宝书”积极而真诚，说话喜欢引用语录，“确实是全队背得最多、用得最活的人”，但往往并不准确，被一些人认为那正是他的“傻气”。形成对照的是，穆敏老爹说话要言不烦，充满民间智慧和源自生活的狡黠。他认为马尔克被维吾尔农民乡亲们“隐恶扬善”，推荐参加活学活用讲用会是“塔玛霞尔”，“马尔克弄起塔玛霞尔来，可是精于此道”。他不直接解释马尔克的“塔玛霞尔”之举，而是通过一连串“伟大的……”、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连成一串的表达，用被阿依穆罕妈妈称为“犯傻”的方式，灵活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穆敏老爹的“塔玛霞尔”和马尔克一样，是一种“喊一喊痛快嘛”式的释放，是一种面对貌似庄严而沉重的现实时的戏谑、调侃，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轻松适意心理的表达。从马尔克和穆敏老爹的话语表述中，既可见出各人的个性、性格、智慧，亦可见出维吾尔人的文化心理。

作家注意人物心理、性格、气质和命运遭遇的互补关联和对照呈现，也体现在《好汉子依斯麻尔》中。热情、积极、争强好胜的主人公小依斯麻尔与精明务实、不露声色的“在野的不出面的精神领袖”王吉泰，形成鲜明对照。而仅仅在小说开头和结尾出现的大依斯麻尔，虽然落墨不多，却于寥寥数语中揭出其世故圆滑，浑浑噩噩却如鱼得水，不动声色却左右逢源的性格和命运。这与小依斯麻尔再次形成对照，从而流露出作家对荒诞现实的反讽。

对于喜欢维吾尔语并对其怀有极大热情的主人公老王来说，描述人物的“语言”是“透露”其性格的巧妙手段。《逍遥游》中声音洪亮似乎“蕴藏着不少的生命力”的茨薇特罕，说话腔调“亲切愉快而又油滑”的、会朗诵诗的赶车人，发生在两人之间的应答“富有表现力”，仿佛“歌剧里的对唱”，“他们俩的声带都长得那么好，说话声音有共鸣、有色彩、有情感，也有个性”。小说写两个老太太吵架：“胖大而驼背的老太太愈骂腰愈弓，好像要倒在对方身上，干瘦的小老太太一骂一跳，好像要空降到对方身上。但她们还是严格地尊重着对方的人身的不可侵犯性。尽管她们吵得很欢，身体是互不接触的，而且在互骂了几句以后，双方的脸色和声调都大大地轻松化了。如果这时有一个全然不懂维吾尔语的过客来旁观，也许会以为是她们俩返老还童，练习一种幼童双人体操或游戏的吧？”房东老太太胖大、驼背，声音洪亮，体态庞大，动作笨拙，自以为高人一等，常振振有词讲歪理；哈萨克老太太瘦小枯干，却动作敏捷，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弹跳力，是一个说话声音尖利的“老鼠一样的女人”。两个形体、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的女人吵架的场景，呈现为具体鲜活的语言形象和动作形象，得形且传神，令人忍俊不禁。

此外，在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时，作家注重挖掘其性格、心理和行为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时代动因。《逍遥游》中房东维吾尔老太太茨薇特罕的“主人翁感”和“唯我独主”的神气，理直气壮讲歪理的方式、风格，为了多收二十块钱房租而不遵守契约无理退还老王未到期的房租等行为，固然与个性、性格有关，但也与其“地主”阶级出身、文化程度低、过惯享福日子却跌入困顿的心理焦虑和精神紧张有关。《鹰谷》中四个因共同承担拉运木材任务而临时组队的人物，有着“江契”和“非江契”的严格阶级身份划分。由国民党下级军官收编而来的“匪连长”朱振田，吃苦耐劳、有韧性，却又固执己见，“既可爱又可恶”，有点儿我行我素的“个人英雄主义”。英俊又秀气的图尔迪，性格温和谦逊，虽然似乎少点男子汉的雄壮粗犷却又柔中带刚。艾利和图尔迪同为维吾尔族人，同为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部、同事，却因“江契”与“非江契”及性格、脾性等不同，而呈现出微妙的关系。

其次，《在伊犁》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中心、以故事情节为主线、着意揭示历史真相和发展趋势的经典现实主义范式的抒情现实主义品格。

《在伊犁》浓郁的体验性和抒情性，得益于作家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拨乱反正”使王蒙重新获得思考和写作的权利。对于王蒙来说，“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这叫作复活于文坛，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14]。在平等地对待自己笔下人物的同时，作家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主体性。他大胆地、忠实地选取最为普通和平常的人和事物，自如地、举重若轻地描绘出外在的生活现象中隐含的秘密，将流转无形、稍纵即逝的事物，如生活的片段和瞬间，微妙得难以用语言表述的隐微情感和心理，真实却又巧妙地表现出来，既显示了作家丰厚的生活储藏和情感意涵，又体现出其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生活熔炼本领。《在伊犁》是作家用极大的热情拥抱生活、融入生活的结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作家对生活的再创造，是艺术对生活的胜利。

作家的主体性同样体现在，小说着意追求“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力求只进行质朴的记录”的同时，融入了其“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世感慨和历史思考，并时时在小说中以抒情或议论的形式简要地表达出来。这增加了叙事的丰富性，调整了叙事的节奏，深化了叙事的思想内涵，使作品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识形态寓意和明显的道德涵义。但作家又遵循美的逻辑，以艺术家的敏感，细腻刻画生活的富有意味的细节及人物的微妙的表情、动作、心理，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化意识形态和道德维度，上升到了美的层次。

人事之外，风景描写是《在伊犁》系列小说抒情写意的重要方式。小说中浓郁的抒情气息，既与小说着重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及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有关，也与其对自然景物和生活场景的描写有关。

《在伊犁》的风景描写并未遵循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模式，将风景作为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陪衬和点缀，而是以其独特的美学品格传递出主体的真实情感和情绪。作家抱着感恩之心热情地描述、称颂他生活过的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伊犁的河流山川、村庄院落、树木道路、鲜花水果，尤其对那些极为普通的善良单纯热情的人民，作家更是饱含深情地通过生活细节将其形神具备地表现出来、凸显出来。

伊犁风光

小说中的风景既是主体情思的表达，亦是伊犁生活和历史的见证。因而，它不是在既定框架中呈现出来的静止的孤立的意象，而是对生活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动态表现。伊犁地方一年四季不同天气条件下的自然和生活景观，伊犁城乡随着时代变迁的转换而呈现的景观变换，得到了反复充分的描述。“文学风景重构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感觉，重建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其中蕴藏的作家的能动性，将唤起我们对自身以及与现实生活、周遭世界之间关系的体验和感知，告诉和提醒我们去思考我们的身份、归属，我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就是文学风景作为小说中的一种审美元素所具有的叙事或‘文化工具’功能。”[15]小说的风景关联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其中渗透着作家对故乡、故土、人民、国家和共同体的强烈的热爱与自豪情感。清晰的地方/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着风景的描绘，自然地流贯为一体，流溢着作家对这个地方、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的诚挚感念。

四、散文化结构与极简的形式：小说形式的意识形态性

《在伊犁》以生活化的伦理情感替换坚硬的阶级情感和时代政治情感，以抒情写意取代戏剧化的情节性叙事，使小说呈现出非情节性、非戏剧性的诗化和散文化特征。《边城华彩》由五个自成一体的故事组成，五个故事或写人物，或写动物，或写地方节日习俗和身在其中的尴尬体验，或以回忆的笔调抒写倾听夜半醉者歌声的感受和体悟。“燕子和猫”先写大燕子和新生的小燕子一家筑巢、孵化、觅食、喂食的情景，引出“我”与燕子、房东大娘与“我”之间微妙的情感牵系，接着写两只猫“花儿”与“匹什卡克”和一只狗“阿克吐什”的故事，情节和细节生活气息浓厚又颇显奇异。“长女”写一个家庭中的“小大人”莱依拉肩负成年人的重担和责任，照顾、保护弟弟、妹妹，又是母亲的助手、知音，却也时常遭受“姐姐”——母亲的吆喝和申斥，但她却依然能说能唱能笑，生活快活，精神开朗。《边城华彩》虽云小说，却由一个个若有如无的小故事缀合而成，任意道来，深情自在；勾画生活，点染人物，遗形得神，揭示出维吾尔族人文化心理和风习的同时，且有《世说新语》的韵味和妙致。《葡萄的精灵》可以说是一篇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生哲理的散文化小说，在对生活的“细读”和感悟中，提炼出斗转星移中的人生智慧和严峻现实淬炼出的生命感悟。《虚掩的土屋小院》主体内容是老王与房东二老的若干生活片段，但作家仿佛随意写来，并不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开头和结尾大幅描写土屋小院的风光景致，虽偏离小说的常规，却平添了几分沧桑和温暖意味。《逍遥游》亦以随意飘荡的散文化结构，突出时代中人和生活的“逍遥游”情状；小说最后一部分描写伊宁落雪和扫雪的情景，更属溢出故事情节的闲笔，为紧张的时代点染了一份难得的闲趣、雅趣。《鹰谷》则以或长或短的抒情写景文字的穿插，调节、转换小说叙事节奏，展现平凡的生活中和人物之间的温情与诗意。

简洁朴素是《在伊犁》重要的形式特征和美学品格。对于艺术家来说，“作品是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由于那种最强大的内化力量，生命的中心被移向了外部，进入了不确定性和完全无法计量的可能性的奔腾咆哮的海洋。相反，散文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确定性；作为生活的形式，散文作品自身就造成了生活和工作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对生活立场的观察得来的。它带来的结果是：人的人性价值——他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被转换到了坚实的基地上，价值获得了长久性，因为重心转移到了伦理的领域和伦理的价值上，也就是至少是恒久有效的可能性得以立足的价值……这样的工作所带来的生活节律必然是这个样子：生活是主旋律，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只是陪衬”[16]。《在伊犁》的主要内容是作家十余年间的新疆生活。这段岁月不仅从外部赋予他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分量，也从内部给予支撑他的力量，使他度过“抵挡生活的寂寞和沉重……激发我们对于生活的爱恋和信心”。如果说，王蒙的那些走在新时期文学前列的先锋实验性小说，是以强大的生命力量和生命感觉的极致，体现了“不确定性和完全无法计量的可能性”，那么《在伊犁》则更依赖“对生活立场的观察”，更注重以长久性的人性价值作为叙述的基础，将“恒久有效的可能性”落实在伦理领域和伦理价值上。

如果说，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和复线及放射线的结构，是言说“八千里”和“三十年”人生感慨的一种形式，那么，“真实朴素、使读者觉得如此可靠”的《在伊犁》或许可以更为直接更为自然地传递那份感念、温情和柔软亲切的安慰。关于文学的形式，卢卡奇指出：“如果我们要思考形式，给这个词语赋予意义的话，意义只能说是：形式是实现最强大、最具有永恒意义的表达的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艺术家，他们认为形式就是直接的现实，他们的作品让人觉得生活仿佛是从那些作品中滑落下来的。这些艺术家只给了我们目标，但我们仍不餍足，因为一个目标只有当它标明了目的地，标明了期待已久的漫长而艰难道路的终点时，它才拥有光彩夺目的美。”[17]不同于那些追求某种抽象的形式，将形式的自反性看作文学艺术创新的动力乃至本质的做法，《在伊犁》将满腔热情投入到对生活和生命的考察、体验、思考和感悟中，它饱含对平凡生活和勤劳、善良、坚韧，即便在艰难时期仍葆有豁达、包容、理解和乐观的人民——劳动者——的爱。真实的、美好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生活的丰富色彩和巨量财富，它的最内在的本质——真、善、美，通过灵活流动、自然质朴的形式，展露出来。人物的灵魂、生活的面貌和节律，与叙述的形式、结构，得到了贴切的融合。

《心灵与形式》

[匈牙利]格奥尔格•卢卡奇著

吴勇立、张亮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

《在伊犁》的形式、结构是生活化的、情感化的，但它们又不紧贴生活的固有形态，不追踪生活行进和发展的轨迹；同时，它们也不局限于心理和灵魂的发掘、勘探。小说在生活与人的内心之间建立了一种暗示性的融合关系，在生活的宽广度、心灵的丰富性和形式、结构的灵活性之间，展示了作为意义表达的“最简单的方式”的形式的真意。

关于文学的现实表现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文学并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纯然表现，其精神结构连接着超乎个人的社会主体……文学所表现的现实，并不就是可见的、稳定的经验性事实，而是社会意识或时代精神制造和生产出来的。”[18]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型，激发了人民的现代化热情，社会生活出现的新的转机体现着现代化的成效，显示了现代化在人民生活中实现的可能和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伊犁》写老王重返伊犁、巴彦岱、毛拉圩孜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写到了美国人登上月球，以及无线收音机、飞机、火车、电灯等现代化事物对新疆人民世界观的冲击，通过人们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转变，通过人们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的描述，将其对生活的热爱、对现代化生活的渴望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充分地表现出来。《在伊犁》诞生于这一时代语境和情势中，而它又将这一语境和情势，纳入其艺术表现，形成历史、时代与文学之间的互动融合。文学反映生活，生活改变着文学，文学也在改变和建构着生活。《在伊犁》是反映，也是改变，小说在反映1960至1980年代新疆伊犁人民生活和作家处境、心境沧桑巨变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文体形式和结构显示了现实生活和文学观念与实践的开放性、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小说对新疆伊犁的美学再造，凸显了新疆伊犁与中国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交流、融合和共荣共生的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形象。

自1983年、1984年发表至今，《在伊犁》中的系列小说一直在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并丰富着我们对共同体生活、命运和将来的思考，建构并巩固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的血脉关系和深刻认同。小说所展现的扎实细腻而鲜活灵动的艺术，所蕴藏的饱满生活热情、丰厚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所包含的人民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共荣共存的深厚意蕴，使这一系列作品具有超越作家个人、超越时间、超越文学本身的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艺术启示。

注释

[1] 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2页。

[2] 王蒙“在伊犁系列”的九篇作品最初由作家出版社以《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的题名结集于1984年8月首次出版。2024年7月，作家出版社修订再版。本文所引作品内容皆出自新版，除个别引文，不再标注页码、出处。

[3] 郭台辉：《译者序》，[英]巴特•范•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8页。

[4] 刘大先：《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5][6][7][14] 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6、89页、90—92页、71页。

[8] 这一点可以在《在伊犁》“后记”中得到进一步确认。

[9] 以上引文均出自《在伊犁·后记》，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

[10] 朱旭：《边缘与差异目光的转换——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视野中的〈白虎寨〉》，《“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11] [德]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黄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4页。

[12] 王蒙：《后记》，《在伊犁》，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386页。

[13] [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