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帆，你今天怎么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苏晚霞轻抚着丈夫的脸颊问道。

林远帆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是工作上的事。”谁也没想到，这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对话，竟成了他们夫妻间的最后一次交流。

01

三月的春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梧桐叶刚刚泛出嫩绿。2024年3月15日这个普通的周五早晨，阳光透过白色纱帘洒进卧室，苏晚霞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为丈夫准备早餐。

厨房里弥漫着豆浆的香味和煎蛋的滋滋声。林远帆从卧室走出来，头发还有些凌乱，他伸了个懒腰，走到妻子身后轻轻抱住她。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他的声音还带着刚醒来的慵懒。

“你最爱的小笼包，还有豆浆和煎蛋。”苏晚霞回头看着他，眼中满是温柔，“对了，晚上想吃什么？”

“糖醋排骨吧，你做的最好吃了。”林远帆在她额头上轻吻一下，“我去洗漱。”

二十分钟后，林远帆穿着那件熟悉的深蓝色衬衫，打着灰色领带，提着黑色公文包准备出门。苏晚霞正在收拾餐桌，听到开门声，她快步走到门口。

“路上小心，晚上早点回来。”她像每个工作日一样叮嘱着。

“知道了，晚上早点回来，你做的糖醋排骨我还想吃呢。”林远帆回头看着妻子，阳光从楼道窗户斜射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温和的光影。

门轻轻关上，苏晚霞听着丈夫下楼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她哪里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这一天对苏晚霞来说开始得很平常。她去学校给三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讲《春天的故事》，孩子们的朗朗书声让她心情愉悦。午休时，她还给林远帆发了微信：“中午吃得怎么样？记得多喝水。”

消息显示已发送，没有回复。

下午放学后，苏晚霞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和配菜。菜市场里人声鼎沸，卖菜大妈热情地招呼着：“小苏老师，今天买点什么？”

“给我来两斤排骨，要前排的。”苏晚霞挑选着，“今天给我家那位做糖醋排骨。”

“你们小两口感情真好，结婚几年了还这么恩爱。”

苏晚霞脸上泛起红晕，提着菜篮子往家走。路过小区花园时，看到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春天的暖意让人心情舒畅。

回到家已经五点半，苏晚霞开始忙活晚饭。她先把排骨洗净切块，用料酒和生抽腌制，然后开始调糖醋汁。厨房里很快就传出诱人的香味。

七点，饭菜准备就绪。餐桌上摆着热腾腾的糖醋排骨、清炒小白菜、紫菜蛋花汤，还有林远帆爱吃的咸菜。苏晚霞看了看时间，心想丈夫今天回来得有点晚。

八点，苏晚霞开始有些担心。她拿起手机拨打林远帆的电话，嘟嘟声响了很久，最终转入语音信箱。

九点，苏晚霞坐立不安。她给林远帆发微信：“你到哪了？饭都凉了。”消息发出去很久，依然没有回复。

十点，苏晚霞的担心变成了恐慌。她开始给林远帆的同事打电话。

“老周吗？我是晚霞，请问远帆还在公司加班吗？”

电话那头的老周声音有些疑惑：“晚霞？远帆今天没来上班啊，我以为他请假了呢。”

苏晚霞的手颤抖起来：“什么？他今天早上明明去上班了啊！”

“我们都以为他有事请假，还在讨论那个项目怎么办呢。他真的没跟你说什么吗？”

挂断电话，苏晚霞感到一阵眩晕。她瘫坐在沙发上，望着餐桌上已经凉透的饭菜，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深夜十二点，苏晚霞终于下定决心报警。

陈警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有经验。他详细询问了林远帆失踪前的情况，记录了相关信息。

“你们夫妻感情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吵架？”陈警官问道。

“我们感情很好，从来不吵架。”苏晚霞红着眼睛说，“他不是那种会无缘无故离家的人。”

“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吗？或者有什么经济纠纷？”

“工作压力是有一些，最近在做一个重要项目。经济上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外债。”

陈警官点点头：“我们会立即调取小区监控，看看具体情况。你先别太着急，也许有什么误会。”

第二天一早，陈警官带来了监控录像的消息。录像显示，林远帆确实在早上8点17分离开了小区，走向公交站的方向。录像里的他看起来很正常，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这就奇怪了，”陈警官皱着眉头说，“他离开小区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2

接下来的日子里，苏晚霞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她向学校请了假，每天奔波在寻找丈夫的路上。

她去过市里所有的医院，一家一家地询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收治过一个叫林远帆的病人？三十五岁，大概一米七五的个子。”护士们总是摇摇头，有的还安慰她：“别着急，也许很快就有消息了。”

她去过失踪人员救助站，那里聚集着许多和她一样的家庭，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急和绝望。工作人员很耐心，帮她登记了林远帆的所有信息，留下了联系方式。

她在网络上发布寻人启事，配上林远帆最近的照片：那张照片里他正在笑，穿着白色T恤，背后是去年夏天海边度假时的蓝天白云。启事很快被朋友们转发，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各种消息纷纷涌来，苏晚霞一条一条地核实，最终都不是林远帆的消息。

一周后，林母从老家赶来了。这个六十三岁的老人一下火车就拉着苏晚霞的手哭了起来。

“晚霞，我儿子怎么样了？找到了吗？”林母的眼睛红肿，显然一路上都在哭。

“妈，还在找，警察说会继续调查的。”苏晚霞强忍着眼泪，搀扶着婆婆。

“远帆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操心。”林母坐在沙发上，望着茶几上林远帆的照片，“他爸爸走得早，我们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的。”

林母的到来让苏晚霞更加坚定了寻找的决心。两个女人白天一起出去贴寻人启事，晚上一起等电话。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连空气都仿佛凝滞了。

警方的调查也陷入了僵局。陈警官每隔几天都会来汇报进展，脸色越来越凝重。

“林远帆的银行卡在失踪当天早上8点30分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距离你们家大约五公里的长江路公交站附近，时间是上午9点15分，之后就完全消失了。”陈警官翻着记录本说。

“那个公交站有监控吗？”苏晚霞急切地问。

陈警官摇摇头：“很不巧，那个站点的监控设备正好在那几天进行维护，没有拍到任何有用的画面。”

苏晚霞觉得命运在和她开玩笑。就是这么巧，偏偏在丈夫失踪的时候监控设备坏了。

老周也来过几次，带来了公司里的一些消息。

“远帆最近确实压力很大，”老周坐在客厅里，接过苏晚霞递来的茶水，“公司接了个大项目，客户要求很严格，远帆作为技术负责人连续加班了好几周。”

“他跟你提过想要离开的想法吗？”苏晚霞问。

“从来没有。”老周很肯定地摇头，“远帆不是那种逃避责任的人，而且他经常跟我们说起你，说你做的菜多好吃，说你们打算买房子。一个想着买房子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失踪呢？”

三月变成了四月，四月变成了五月，春天悄悄过去了，夏天来了，林远帆依然没有消息。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所有能联系的人都联系了，线索全部断了。

陈警官最后一次来家里的时候，语气中透着无奈：“苏老师，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案子，有任何新的线索都会立即通知你。但是说实话，没有新线索的情况下...”

他没有说完，苏晚霞已经明白了。这个案子实际上已经被搁置了。

那天晚上，苏晚霞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依然在下象棋的老人们，忽然想起三月十五日那个早晨，林远帆出门时回头看她的那一眼。现在想来，那个眼神好像有些不同寻常，仿佛在告别。难道他早就预感到了什么？

03

失踪整整半年后的九月十五日夜里，苏晚霞做了一个让她终生难忘的梦。

梦境清晰得就像现实一样。她看到自己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廊两边是白色的墙壁，地面铺着淡蓝色的瓷砖，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她沿着走廊一直走，经过一扇扇紧闭的房门。

走到走廊尽头，她推开最后一扇门，看到了林远帆。

他坐在一张白色的病床边，穿着那件她熟悉的深蓝色衬衫，只是衣服有些皱巴巴的，好像穿了很久没换过。他瘦了很多，脸颊凹陷，左太阳穴有一道红色的疤痕，眼神中透着疲惫和迷茫。

“远帆！”苏晚霞想要跑过去拥抱他，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林远帆抬起头看着她，眼神中闪过一丝光芒：“晚霞，你终于来了。”

“你在哪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苏晚霞哭着说。

“我在康复中心等你。”林远帆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17号床，记住，17号床。”

“什么康复中心？在哪里？”苏晚霞想要走近他，可是林远帆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

“17号床，晚霞，一定要记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身影越来越淡。

“不要走！告诉我在哪里！”苏晚霞拼命伸出手想要抓住他，抓到的却只是空气。

她猛然惊醒，发现自己满脸泪水，枕头都被打湿了。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凌晨三点二十八分，窗外一片寂静。

苏晚霞坐在床上，回味着刚才的梦境。这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到她能清楚地记起林远帆脸上每一道皱纹，记起他声音中的每一丝颤抖。

17号床。他说的是17号床。

苏晚霞忽然想起，17是她和林远帆第一次约会的日子——2019年3月17日；也是他们登记结婚的日子——2020年5月17日。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林远帆不可能随便说出这个数字。

第二天一早，苏晚霞就开始行动。她打开电脑，搜索城市里所有的康复中心。搜索结果显示有十几家不同类型的康复机构：骨科康复中心、心理康复中心、戒毒康复中心、老年康复中心...

她拿起电话开始一家一家地询问：

“你好，请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林远帆的病人？”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你们康复中心有没有收治过一个叫林远帆的病人？”

“抱歉，没有这个人。”

一连打了八个电话，都没有林远帆的消息。苏晚霞开始怀疑，也许这只是一个梦而已，只是她太想念丈夫了。

正当她准备放弃的时候，林母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晚霞，你别太累了，也许远帆真的在什么地方等我们去找他呢。”这句话让苏晚霞重新燃起希望。她忽然意识到，也许应该扩大搜索范围，不应该只限于本市。如果梦境是真的，那么林远帆很可能就在某个她还没有找到的地方，正在等着她去寻找。

04

苏晚霞重新坐回电脑前，开始搜索周边城市的康复机构。她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以自己家为中心的圆圈，半径一百公里，然后开始逐一查找圆圈内所有可能的康复中心。

这个工作量很大，光是记录这些机构的联系方式就用了一个上午。下午，她开始逐一拨打电话。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抱歉，没有这个病人。”

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回答都大同小异。苏晚霞的声音渐渐沙哑，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到了第十七个电话，苏晚霞拨通了一家位于市区东南80公里外的脑外伤康复中心。

“你好，请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林远帆的病人？”苏晚霞已经习惯性地重复这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护士小心翼翼的声音：“您是他的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