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这是一位于1934年打入敌人内部，在黑夜中潜行15年，终于1949年归队，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写下的一首诗。

15年，他深入虎穴龙潭，周旋于一众鼎鼎大名的大人物身边，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戴笠……群妖乱舞的魔窟里，他不但没有被发现，还深得信任，官职越做越大，以至于他自己都慌，为此特向中央领导请示。

直到得到中央领导予他立足越深，作用越大，“大胆往上爬”的回复，他才放宽心。

那么，这个他究竟是谁？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此一人，便是中共特工李时雨。

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后改名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简称“北大法学院”）。

当时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学习的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会在敌人的心脏里走过如此漫长的路。

因为上学前两年，他不曾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只埋头苦读，直到1931年，东北的枪声骤然响起，在国破家亡的现实面前，李时雨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同年经组织同意入党。

至次年2月，包括李时雨家乡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全境沦陷。4月，李时雨受党组织派遣潜回东北，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成立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李时雨任副司令，率部活跃在巴彦、呼兰、兰西一带，炸毁日寇军需列车，夜袭兴隆镇火车站，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为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军为消灭这支新兴的抗日队伍，使尽浑身解数，敌强我弱，组织上遂决定李时雨回北平复学。同年10月，李时雨返回北大法学院。

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组织上看中他法学专业的背景和沉稳的性格，又派他潜入了东北军。

那时他刚二十出头，经好友介绍来到西安，顺利潜入西北“剿总”第四处，开始每天周旋于国民党军官之间，向他们宣传我党提出的全民抗战主张，并将东北军的动向通过加密信件送往地下交通站。

1936年西安事变突然发生时，局势动荡，不仅国民党内乱成一团麻，更完全出乎我党的意料。此时潜伏在东北军内部的李时雨，对于我党掌握东北军的动向，进而操盘整个时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蒋介石开始采用分化整编等手段，以实现对东北军的掌控。

1937年3月，东北军开始奉命东调，李时雨经组织上安排，调往天津，打入伪天津高等法院（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扶植建立的傀儡组织），担任一名检察官。

对于这份工作，李时雨最初心有抵触，然而之后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1939年初，李时雨接到一项营救任务。营救对象名叫冯骥，是天津沦陷时被捕的我党人员。

彼时，在日伪统治区，凡是沾上共产党、八路军的案子，重则死刑，轻则重判，要把人全须全尾地从监狱里营救出来，难度很大。

面对这个棘手的任务，李时雨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首先他凭借自己已从一名检察官转任汪伪天津市高等法院书记官长的身份，趁机调阅并烧毁了冯骥的卷宗，然后等到负责案宗的书记官发现卷宗丢失急忙汇报时，他先是佯装责备，然后顺势“指点”卷宗可能是在法院被日军轰炸时毁掉了，书记官怕担罪责，依此说法照办。

随后，李时雨借检查监所之名进入看守所，在与冯骥交谈时暗中示意他翻供，让其坚称自己并非共产党人，只是因斗殴被仇家诬陷下狱。最后，他即动用平日积累的人脉与官场周旋技巧，成功为冯骥洗脱罪名，使其得以无罪释放。

如此，李时雨圆满完成这项难度系数超高的营救任务，看着同志在自己的帮助下成功脱困，安然无恙，他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多么的重要，更明白了潜伏工作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与战场杀敌相比并不逊色，只是他面对的是“无形的刀光剑影”。

1939 年，李时雨根据组织指示，转赴上海，打入汪伪政权核心机构。他凭借法学专业功底和在天津积累的伪政权任职经验，经人引荐进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表面上为汪伪政权草拟法律条文，实则密切关注日伪勾结的动态，将汪伪与日军签订的秘密协定、军事布防等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源源不断传回延安。

当时上海正值“孤岛”时期，局势诡谲，日特、汪伪特务、国民党军统潜伏人员交织盘踞，稍有不慎便会暴露。一次，汪伪特工总部的李士群怀疑其身份，故意在会议上抛出假情报试探。李时雨察觉异样，会后假意与李士群闲聊，顺势“印证”了假情报的“真实性”，打消了对方的疑虑。

1941 年，李时雨升任汪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处长，得以接触更多核心机密。他利用负责处理市政府日常公文的便利，抄录了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军火库位置、兵力部署等重要信息，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给新四军，为敌后武装开展破袭战提供了精准指引。期间，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名被日伪逮捕的进步人士更改罪名，使其从轻发落或保释出狱。

随着职位提升，李时雨的活动范围扩大至汪伪政权高层。他曾以秘书处处长身份，陪同汪伪上海市长参加与日军的 “合作会议”，亲眼目睹日伪的侵略野心和内部矛盾。1943 年，他被调往南京，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核心人物有了更多直接接触。面对这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汉奸，他强忍厌恶，以“务实”“干练”的形象获取信任，暗中收集他们与日军勾结的证据。

1943年8月，汪伪政府将接收的公共租界区改称第一区公署，陈公博兼任署长，调李时雨兼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此时，李时雨肩扛金星，身兼秘书处长、军法处长、司法处长，大权在握，威风八面，成为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之后，凭借手中职权，前后不知有多少叛徒、特务、汉奸被他巧妙地处死。

到1944 年，李时雨的官职升至汪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简称 “调统部”）次长，这一职位让他掌握了汪伪特务机构的大量机密。

不过就在此时，他内心的不安愈发强烈——身居如此高位，与汉奸头目往来密切，稍有差池不仅自身难保，更会危及组织安全。他通过秘密渠道向延安汇报情况，表达了对职位过高的顾虑，中央却要他“大胆往上爬。”这简短的指令让他坚定了信念，继续在敌营深处周旋。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汪伪政权土崩瓦解。李时雨根据组织安排，转而打入国民党军统系统。他利用在汪伪时期与军统潜伏人员建立的 “联系”，向军统上海站 “投诚”，因其掌握大量汪伪人员名单和罪证，被军统局长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逮捕汉奸。

在此期间，他巧妙地保护了一批曾为我党提供帮助的伪职人员，将真正罪大恶极的汉奸名单移交军统，既完成了 “任务”，又践行了革命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在北京寓所

1946 年，李时雨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继续潜伏。他将国民党在上海的党务活动、特务组织分布等情报及时传递给地下党，为党组织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他的工作重心转向收集国民党军在长江下游的布防情报。他利用参加国民党军高层会议的机会，绘制了详细的江防要塞分布图，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华东野战军，为渡江战役的顺利实施贡献了力量。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前夕，李时雨接到组织命令，撤离潜伏岗位。他冒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风险，销毁了所有秘密文件，在地下党的接应下，顺利离开上海，抵达解放区。同年 6 月，他终于结束了长达 15 年的潜伏生涯，回到了党的怀抱，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

8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热映，而剧中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李时雨。

1982年，李时雨离休前，在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他将平生积蓄捐献给了家乡巴彦县，后又曾撰写《烽火历程》《敌营十五年》等多篇史稿，回忆自己那段于刀光剑影无形中的敌营搏斗十五年的岁月。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自此走完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