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重庆较场口的梧桐叶沙沙响。102岁的郑蕴侠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攥着个蓝布包，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日记纸。护士轻声问："爷爷，您念叨了一辈子的较场口，到底想看啥？"

他用指甲在床单上划拉："就...就想站那儿，听听现在的娃娃们笑。"三天后，这位曾让西南军统闻风丧胆的少将，在睡梦中去见了他没赶上的那班飞机。

时间倒回1949年深秋。嘉陵江的风卷着硝烟灌进汽车窗户，郑蕴侠攥着枪柄的手青筋暴起。他本该在三小时前坐上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军机，却在离机场三公里的巷子里抛了锚——油箱被撒了沙子。

司机李增荣蹲在车边抽烟，火星子在暮色里明灭："长官，这车是真走不了了。"郑蕴侠摸了摸腰间的勃朗宁，终究没掏出来。枪响容易，可这满城都是查户口的兵，暴露了连跑的机会都没了。

他在破庙里躲了七天。用碎铜片刻假身份证时，手直打颤。"何安平"三个字歪歪扭扭，米糊盖的章还渗着水。

有天夜里，他听见隔壁王大爷跟人唠嗑："共军查得严，前儿个还毙了个拿银元的。"他赶紧把藏在房梁上的银元塞进灶膛——那是从成都安乐寺市场捡的漏，本来想换粮票，结果被解放军逮住扫了八天大街。扫街时他盯着人家胸前的红袖章想：当年在军统训练班教的"反侦察术"，今儿个全用来躲自己人了。

往云南跑的路被封了，他稀里糊涂进了涪陵榨菜厂。穿粗布工装抬盐包，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工友们却夸他"刘哥实在"。直到有天挑着菜筐进濯水镇，镇口的老槐树下，熟人汪恒兴的眼神让他后背发凉。

当晚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蛐蛐叫，突然想起台儿庄战壕里的月亮——那时候他是藤县守军的营长，带着弟兄们用步枪跟日军坦克较劲，子弹擦着耳朵飞，他还蹲在战壕里给士兵们念《满江红》。

"郑蕴侠！"1950年冬天的公审大会，这声喊像惊雷劈在他头顶。他被押上卡车时，看见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突然想起在监狱里学的《改造手册》——管教说过，低头认罪能减刑。

可当主持人念到"反革命罪"时，他挺直了腰板："过去是错，现在是罪。"台下一时静得能听见风声。后来他才知道，这六个字让法官多判了半年缓刑。

监狱里的日子过得意外踏实。他主动交代了当年军统在西南的23个联络点，连茶馆里用的暗号"明前龙井"都写得清清楚楚。管教拍着他肩膀笑："老郑，你这觉悟比有些干部都高。"

他把这些经历写成材料，三千多字的忏悔书里，最常出现的是"我信错了路"。1959年冬天特赦那天，他攥着释放证站在监狱门口，阳光照在脸上，像极了1926年黄埔军校毕业那天。

回务川县那天，镇上的人都躲着他走。直到学校校长听说他当过兵，硬把他拽上讲台："孩子们，这是台儿庄的活历史！"他站在黑板前，手指着地图上的藤县："那会儿我是营长，子弹从头顶飞，我跟弟兄们说，咱要是死了，就埋在这儿，守着咱的家。"

底下有个小丫头举手问："爷爷，您后来为啥没去台湾？"他愣了愣，笑了："台湾有啥好？我在大陆，能看着娃娃们读书，能给你们讲真事儿，挺好。"

晚年的他成了"宝贝"。县志办找他写抗战回忆录，作协拉他入会，连张国立拍电影都请他当顾问。有次在片场，他对年轻演员说："藏枪别揣怀里，往裤腰里塞，凉丝丝的不显眼。"说得众人直乐。2005年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他拄着拐杖上台，台下有人小声议论"这就是当年那个特务"，他却大声说："现在能坐这儿，多亏国家宽大。"

2009年7月，他躺在病床上，把日记本翻到最新一页："历史记人的好，也记人的坏，两样都别忘了。"弥留之际，他还在比划着较场口的方向。葬礼那天，务川县来了两个干部，送了束白菊。院子里的梅树沙沙响，像极了1949年嘉陵江边的风。

（注：本文主要依据《郑蕴侠自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西南军统特务活动档案汇编》（重庆市档案馆2012年公开资料）及务川县地方志办公室2015年整理的《郑蕴侠在务川口述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