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总是给我带来一种个遥远、神秘的感觉。到这里旅行的日期越来越近，再次打开这本书，阅读中文版，听读英文版，互为参照，为这次旅行预热。下面所引文字来自中文版。

一

无论是阅读还是听读这本书，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是：忧伤（melancholy），这正是这个作品的主题。这种忧伤来自作者心态和眼光，来自对这座城市承载的历史——逝去的古老帝国——的怀念和感慨。伊斯坦布尔（曾用名：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在历史上曾是拜占庭、奥斯曼等帝国长达1600年的首都，是人类几大文明——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交汇融合和冲突的中心所在，在很长时间里繁荣兴旺，众目所瞩，直到近代，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于二十世纪初解体。

有别于其他回忆旧日时光的文字的一点是，这本书的回顾不是来自外部打量，或离别后的记忆深处挖掘，而是作者长居此地，不弃不舍、近乎独处冥思而来的感受，来自全身沉浸的静心体验，犹如经过艰难挣扎结果的葡萄所酿造的红酒，其品味格外醇厚悠长。

作者深知这一点。“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因此我有时很难说明我不但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房的原因。母亲的悲叹又回到耳际：“你怎么不出去待一阵子，你怎么不试试换个环境，去旅行……”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虽然我宁可更英俊，体格更健美）和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情况会不会更好）。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

这是怎样的一种忧伤？作者出生和成长在一个衰败城市的富裕家庭中，阶层与家庭将他与城市中其他市民生活隔离开来。独处的生活、父母不和、家庭资产的败落，大家庭中的各色人物，更多的是他的性格，给他带来了特有的敏感，对城市忧伤的关注和感受。在个人层次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和感受：生活中的艰辛起伏、随阶层差异而来的自卑和愤恨；而忧伤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活动，是随时间而来的奢侈品。我不禁想象，有时人们紧张忙碌，实际上就是逃避忧伤。

作者在文中谈及了另外一种忧伤，“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hüzün），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欢起身走向这样的窗户，用指尖在窗上写字。当我在布满水汽的窗上写字画图时，我内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写完画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发它自己的“呼愁”。是该对伊斯坦布尔城注定背负的这种感觉有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了。”

“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见两个迥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根据第一个传统，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其含义是“你若未对这无常人世如此投入，你若是善良诚实的穆斯林，便不会如此在意世间的失落”。第二个传统出自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为“呼愁”一词以及失落与悲伤的生命定位提供一种较积极、较悲悯的认识。对苏非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安拉因为在这世上为安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

“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但此刻我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唤起回忆，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呼愁”的本质。我所说的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

如果说，国家和民族随社会建构而来，是怎样的历史力量建构出这样的集体性“忧伤”呢？

二

我们可以从阅读中感受到作家的思维空间。作者的几部小说都是以色彩为题目。这本回忆录中也充满了强烈的色彩。“原木宅邸以及位于后街较为简朴的小木房，处于一种断垣残壁的迷人状态。由于贫困且无人照料，这些房子从不上漆，岁月、尘土和潮气的结合使木头颜色渐渐变深，赋予它那种特殊的颜色，独特的质地，小时候我在后街区看见的这些房子十分普遍，我甚至以为黑色是它们的原色。”

色彩反映了观察者的心情。黑白色彩，人们避免穿鲜艳衣服。“若想看黑白影像的城市，看笼罩它的雾气，呼吸城里居民共同拥抱的忧伤，你只需从某个富裕的西方城市飞过来，直奔熙来攘往的街道。若是冬天，走在加拉塔桥上的每个人都穿同样黯淡的茶色衣服。我那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已避免穿他们荣耀的祖先们穿的艳红、翠绿和鲜橘色。”

书中自叙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作者自小喜欢绘画，作者的细致观察和敏感应该与他的绘画经历有关，这一点与雨果颇有类似之处。画家的视角和注意力，不断变化的视角，对细节的注意，以及尺寸比例，给了作者感性上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关注。“但是在我让自己陶醉其中之时，我却深知，梅林的画之所以如此美丽，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画中所绘不复存在的悲伤。或许我观看这些画正因为它们使我悲伤。” “梅林像个伊斯坦布尔人看这座城市，却又以西方人的锐利眼光画它，因此梅林的伊斯坦布尔不仅装点着我们认得出的山丘、清真寺与古迹，也是个绝美之地。”

作者对冬天尤为敏感。“冬夜走过城里的街道时，我总会透过浅橙色的灯火凝望别的人家，幻想和乐的家庭过着和乐的生活。” 童年时，“由于习惯待在我们半昏暗的荒凉博物馆房屋里，我喜欢留在室内。底下的街道、远处的马路、城里的贫困地区，似乎跟黑白警匪片里的同样险恶。这个昏暗世界的吸引力让我一向喜欢伊斯坦布尔的冬季甚于夏季。我喜欢由秋入冬的傍晚时分，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赶回家去。”

伊斯坦布尔处于多文化中心：拜占庭帝国、奥特曼帝国、土耳其民族国家，欧亚连接点，多宗教交汇，等等。在这些维度上，作者对历史变迁感受最深，再就是阶级/阶层地位差异的敏感。“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家。”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我们。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当地的东西前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像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把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我后来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忧伤和神秘，儿时的我觉得是枯燥和沮丧，一种呆板的烦闷，我将之设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脚随之踏节拍的“阿拉土喀”音乐。我借筑梦来逃避它。”

“许多早期作家在书写伊斯坦布尔时往往养成这种习惯——在他们歌颂城市之美，用他们的故事迷惑我的同时，我却想起他们已不住在他们描述的地方，反而偏爱伊斯坦布尔西化后舒适的现代化设施。我从这些前辈那里得知，只有不再住那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因为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以帝国心态怀旧而来的忧伤，是近代被边缘化的悲哀，是民族意识醒来而又无可奈何的叹息。

三

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历史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上的 “帝国”时代距离我们并不久远。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才寿归正寝，而英、法等帝国架构在二战后才坍塌解体。换言之，民族国家这一主权国家形态成为国际舞台主流才大半个世纪。

不同地区、文化或国家兴衰起伏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佛罗伦萨随航海路线改变而一夜间衰落；智利港口城市因麦哲伦海峡开发而兴旺，又随巴拿马通道的开通而风光不再，等等。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人们尤其会感受到这种历史地位和心理感受。作者有能力去感受和记录表达这种观察和感受，作者的童年，关在屋里，与外界绝缘，母亲的爱、舒适的生活，耽于幻想。又生长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历史意义的城市里，铸造了作者了特有的记忆。

这让我想到，不同人有不同的经历，TA们的记忆构成了我们所认识的浓淡不一、色彩不同的世界。回忆起来，我的童年是在阶级斗争、红宝书和各种游行示威中度过的，偶尔还有过饥饿的记忆。

是不是时间有一种洗刷痛苦、保留静好岁月的魅力？回想我的童年，留下的印象大多是欢快玩耍的镜头。近乎毫无约束的玩耍：养狗、荷兰猪、兔子、刺猬、学武术、玩火柴枪、碉堡跳伞，到处收集烟盒、糖纸，等等。那时父母单位散落各处的一排排平房，不时会出现空闲房间，人去屋空，空空如也。我们小朋友们经过侦查后，会打开窗户跳进去，在屋里安排各种功能场所，想象在那里建立指挥部和各种据点。还会好奇地去触摸空荡荡灯泡插口里的电源铜片，好几次被电源击中，麻了半条胳膊，但还是忍不住再次尝试，幸好没有酿成大祸。

记得一次和几个小伙伴跑到一个空屋里玩耍，另外一个小伙伴也加入进来。他神秘地对我们说，我要喊反动口号了，接着小声喊道，“打倒林彪！” 我们大惊，尚未反应过来，他赶紧告诉我们，他听到大人在议论了，林彪反对毛主席，已经被打倒了。孩子们就这样简单直观地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变迁。

等我读到和听到有关中国当代史那些经历和故事时，已经是很后来的时间了。

此刻我正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板块的老城一侧，面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海上来往船只、对岸亚洲板块海边天际线勾勒出的建筑群轮廓。时过境迁，作者笔下和照片所呈现的旧日镜头已经难以寻觅。

中华帝国与奥特曼帝国，两个历史上有过强大生命力和文明传统的帝国，走到近代已经难以为继，被分别称为“东亚病夫”、“亚洲病夫”，终于在20世纪初脱胎转型为民族国家，走上了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回头望去，在长长的历史影子下面，两个帝国留下了不同的文化遗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因此有了不同的遭遇……，和不同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