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是在1966年被突然从吉林调到北京的。到北京前和到北京后，是吴德人生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早年的吴德是一个“标准的白区革命干部”——早期白区的革命干部，一般是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在37年以后转入行政，成为主政一地的官员。

吴德最初是河北的一个学生，先是参加学生运动，然后参加工人运动，领导工人运动。这一时期，吴德最引以为傲的成绩是，他曾代表河北省委，参与领导了开滦煤矿大罢工和唐山市总同盟罢工。

全面抗战爆发后，或者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吴德的工作从地下转为地上，参与领导过轰动一时的冀东起义，历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东分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职，逐渐成为主政一方的行政官员。

新中国成立，吴德先后担任要职：平原省省委书记、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1955年，他被任命为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并在这个职务上工作11年，直到1966年被调到北京。

对于调到北京这件事，吴德晚年有过回忆。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打电话通知他，要他把工作交接一些，到北京赴任。吴德说：“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事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是，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你到了北京后，由中央和你谈。”

从1966年到北京担任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李雪峰），到1980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职，吴德在北京工作了14年之久。这14年构成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第三个阶段则是1980年到1995年。1995年11月29日，吴德因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

吴德去世后，专门负责其治丧事宜的治丧委员会很快成立，为他写好了《吴德同志生平》。《生平》既是组织对一个人的生平概述，更是对一个人历史贡献的“盖棺论定”，所以，很少有家属不在乎《生平》的。

在《吴德同志生平》正式定稿前，治丧委员会把草稿送给吴家的代表——吴德的长女吴铁梅过目，吴铁梅细看之下，发现这份《生平》里少了父亲到北京后参与过的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她立刻找到治丧委员会的同志，提出了这个疑问。治丧委员会的同志解释了原因，认为还是“前重后轻”好。吴铁梅却认为：“我爸到北京之前的事情档案里都有，可以少写，唯独到北京后的事情要写清楚。”尤其是有两句话应该写到《生平》里。

鉴于当时治丧委员会手头的资料不足，吴铁梅就拿了一本吴德于1995年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口述实录，给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参考，对方表示会回去认真研究研究。吴铁梅拿出的这份口述实录，实际上就是2003年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第七章的底稿。

1993年，即吴德去世前2年，他就专门找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朱元石等同志帮助他进行口述回忆整理的工作。据朱元石回忆，整个访谈进行了2年，最终因为吴德住院而被迫终止。但吴德同志临终前，“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从朱元石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吴德对自己这本回忆录的重视程度。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言，这是一本关于“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的口述。当时吴德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他无法全面回顾自己的一生，只能挑选自己最重视的北京时期来口述。吴铁梅之所以强调“到北京后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正是因为她知道这段时期对父亲的重要性。

吴铁梅的努力是有效的。在吴德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一天，夜里11点多，吴铁梅接到了治丧委员会同志打来的电话，对方说同意在《生平》里加上吴铁梅所提的那两句话，在两次粉碎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吴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工作”。如此一来，《吴德同志生平》的内容就进一步完善了。

2003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出版，其中包括了15篇文章，是吴德晚年为后人留下的重要历史资料。这本书出版后，吴铁梅没有收出版社提供的稿费，而是要了上千本书放在家里。她说：“谁来问我爸爸的事，我就给他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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