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十三）：唐武宗1
30.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814年7月2日－846年4月22日），原名李瀍，唐朝第十六位皇帝（840年2月10日－846年4月22日在位），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和唐文宗李昂异母弟，母为宣懿皇后韦氏。

（1）早年经历

李炎（原名李瀍，改名事见“服丹而崩”目录）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814年7月2日）生于长安东宫，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母为宣懿皇后韦氏，是唐文宗李昂之弟。长庆元年（821年），封为颍王。开成年间（836年—840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之子、晋王李普为嗣，可是李普于太和二年（828年）六月五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832年）十月，他立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开成三年（838年）十月，李永暴死。文宗很是伤感，从此抑郁成疾。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宠妃杨氏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

（2）幸登帝位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贪图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李珏据理力争，奈何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将李炎立为皇太弟。当天夜间，仇士良便统兵从十六宅迎李炎赴大明宫少阳院，百官则在东宫思贤殿谒见李炎。同月四日（2月10日），文宗驾崩，李炎在灵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唐武宗。十四日，受册于正殿，时年二十七岁。李炎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宣懿皇太后。其生日被定为庆阳节。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3）即位之初

李炎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将文宗的杨妃、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杀死，以解除对李炎构成的威胁。

李炎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更能知人善任。在即位当年（840年）的九月，召素有干才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门下侍郎。他有志于革除弊政，对李德裕极其倚重。君臣二人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对，度过难关。

会昌元年（841年），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李炎本来已经下诏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将二人赦免。仇士良企图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但被李炎震慑。仇士良惶惑不自安，在会昌三年（843年）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李炎顺势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这样，李炎暂时剪除了宫中的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

李炎性喜行猎游宴，与武士角力，允许五坊小儿让其出入宫禁。有一天，他问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起居之状，并从容请教说：“怎样做才能成为盛德天子呢？”郭氏说：“谏臣所上章疏应当留心阅览，觉得可行的就采用，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征询宰相的意见。不得拒受直言，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作为心腹。这样就能成为盛德天子。”李炎再拜致谢，还宫后索取大臣谏章阅览，多是劝谏游猎之事，从此后便很少出游行猎，五坊小儿与角力武士等人不再享受大量赏赐。另一次，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炎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李炎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李炎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李炎早在做藩王时，便已迷信道教，勤于“道术修摄之事”。到他即位后，马上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场。李炎还亲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坛亲受法箓。即使臣下上疏劝谏，他也置于一旁。

（4）会昌中兴 ①收服藩镇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乱，牙将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随后卢龙士卒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在此期间，李炎采纳李德裕的建议，沉着应对，不随意授予节钺。最后选定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成功平定了卢龙军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意图割据，不听朝旨，李炎与李德裕力排众议，派兵征讨，成功平叛。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因泽潞平定，群臣为李炎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

②大破回鹘

会昌二年（842年），回鹘南侵，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诏讨击，大破回鹘军，杀戮收擒近九万人；又派兵趁胜进入契丹、奚两部，杀回鹘监使，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会昌二年（842年）八月，唐廷发兵三路，北伐回鹘（唐击回鹘乌介可汗之战）。至会昌三年（843年）二月，石雄大败回鹘于杀胡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乌介可汗负伤，远遁西域。此后，唐北部边境安定三十余年。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称臣。

③开源、节流

鉴于佛教势力的膨胀，及李炎宠信的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劝说，李炎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拆毁佛寺，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及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经济损失也不小。特别是不久之后唐懿宗复法，使政府损失更大，难以估量。

除了开源，还要节流。李德裕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会昌四年（844年），他一下裁掉官吏两千多人，大大缩减了有关开支。这段唐朝中后期较为平稳的一段时间，被史学家称为会昌中兴。

（5）服丹而崩

李炎长期服食长生丹药，性格愈加急躁，喜怒失常。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炎召李德裕询问朝外之事，李德裕回答：“陛下的严厉决断让人们难以猜测，朝外之人感到很惊恐。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邢来制服他们；但如今天下既已平定，希望您能以宽容理政，如能使犯罪的人服罪无怨言，为善的人不感到惊恐，那就能称得上宽容了。”自此年秋冬以来，李炎开始患病，但道士声称这是成仙前的“换骨”。李炎隐瞒患病之事，外臣只是奇怪他很少进行游猎，宰相入朝奏事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时，李炎又下诏停罢第二年元旦的大朝会。

会昌六年（846年）二月，鉴于党项部落屡次扰边，李炎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派兵征讨。三月一日（846年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李炎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而改洛阳的“洛”为“雒”；唐属土德，不可以王气胜过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诏改名为李炎（瀍的偏旁从“水”，唐的“土”德克制“水”；改名从“火”的炎，“火能生土”，便可以“以君名生王气”）。而自正月十三日起，李炎就不再上朝视事，宰相求见，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都深感忧惧。不久后，李炎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十来天说不出话来。三月二十三日（846年4月22日），李炎在长安大明宫崩驾崩，年仅三十三岁。同日，由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李炎成为唐朝自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八月，获谥号为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葬于京兆府三原县的端陵。

（6）为政举措 ①政治 a.削弱宦官势力

李炎在位期间，任用宰相李德裕，使中书省能发挥其职能，削弱了宦官的势力。会昌二年（842年），宦官首领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声讨宰相，其阴谋被挫败后，李炎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基于大势已去，仇士良被迫致仕，不久后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会昌三年（843年），李炎派人以贪渎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查出数千件兵器，借机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

b.加强相权

宰相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的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而在唐朝中后期，相权渐遭削弱。“甘露之变”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李炎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同时强调：“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

会昌末年，李炎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这也可以视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c.清理入仕门径

唐末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年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李炎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趋明显。有鉴于此，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这种做法，虽难避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的现象，但也能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即此谓也。又如，会昌四年（844年），尚书左仆射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会昌五年（845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户部侍郎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明显。在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的敕令中，李炎指出门荫特权的滥用、冒用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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