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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杨红外，还有些女犯罪成员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是严寒、周红艳这两个女孩。
出生于1975年的严寒比杨红大一岁，她的父母都是北京某大工厂的工人。工作努力上进，都曾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可惜这对夫妇对他们任性的长女却失之于骄纵，使这个曾经表现优良的少女，在贪欲和坏人的引诱下，渐渐步入歧途。

1991年，严寒从丰台某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1992年毕业后，分到北京颇有名气的崇文门饭店任服务员。

饭店服务员的工资并不低，每月连同奖金。最多时可拿到200多元。应该说，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收入并不菲薄。

但是严寒却不知足，经不住五光十色和灯红酒绿的诱惑，开始把黑手伸向那些衣着华贵、一掷万金的外宾。

金表、金戒指、宝石项链，高档貂皮大衣等都相继被她掠入自己的住处。

终于有一天，她的黑手被抓住了，全店哗然，她受到了饭店所能给予的最高处分—除名。

从此，她丢掉了工作，混迹于社会上。1994年初的一天，她认识了郑文西，很快堕入情网。

是郑文西把她介绍给了侯登榜和杨红，从此她就正式落草为寇了。

二十三岁的周红艳颇有几分姿色，但好吃懒做、贪头享乐注定了她的堕落。

她名义上是侯登榜的女朋友，可早就开始同居。从1994年3月份起，他的肚子里已怀上了侯登榜的孩子。

可侯登榜绝不是专一的，好色是其天性。即使当着周红艳的面，他也敢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周只能是置若罔闻，绝不敢说一个不字。

这样一个可悲亦可怜的女人，却也被侯登榜拖上了犯罪的战车，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从1992年4月至1994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一伙罪犯在首都北京频频作案，大肆进行猖狂的、骇人听闻的抢劫杀人犯罪活动。

抢得大量人民币、日元、美元以及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香烟、金银首饰、手表等物品。

1992年9月21日9时许，侯登榜、郑文西、时晓良、章利先后窜至北京朝阳区北小街、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下。抢得北京东直门医院职工康澎（男，21岁）、马艳红（女，20岁）、四川省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刘波（男，25岁）、四川省成都光大旅游公司阳英（女，25岁）等人的人民币200元、手表一块、金戒指一枚、金耳环一副及银项链一条。

歹徒时晓良还持刀将康澎、刘波、阳英砍伤。

1994年2月27日21时许，侯登榜、鳄余、郑文西持刀窜至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南侧，对北京市第二制药厂职工李国辉（男，时年21岁）进行抢劫，李国辉奋力反抗，大声呼救。

侯、鄂分别持刀猛刺李国辉右腹腹沟、臀部，李的股静脉被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1994年4月20号深夜，郑文西、朱刚、时晓良窜至东城区鼓楼外大街东侧滨河路处，持刀对中国海湾建设总公司职工梁西忠（男，39岁）、西城区药材公司干部李素荣进行抢劫。

遭梁西忠反抗，郑、朱二人持刀猛刺其胸部、腿部，致使梁西忠胸部被刺破，伤及心脏，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这一伙疯狂的歹徒每次作案后都侥幸的逃离现场，给公安人员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每一次侥幸的逃遁都给他们的犯罪冒险以更大的刺激。

正是在这种冒险心理和发财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酝酿了更大更险恶的阴谋:即绑架陶芳，勒索钱财。

杨红是从侯登榜那里得知陶芳家境的。陶的母亲是某商行的经理，侯推测其定是“百万富婆”，而陶芳又是其父母的掌上明珠，抓住这个宝贝疙瘩，不愁榨不出一笔巨款。

杨红、侯登榜、郑文西、鄂余、朱刚、严寒、周红艳等人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制定了周密的绑架计划，连作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绑架、关押人质的场所，他们多次密谋、踩点。又一同来到远离市区、极为偏僻的酒仙桥安家楼村，租住了一处独立的农家小院。
并确定由侯登榜利用与陶芳极为熟悉的关系，将陶芳诱出，挟持到秘密地点。
他们没有想到，事情竟是这样的顺利，陶芳竟是这样的容易上钩。

至于凌洁，则纯粹是陶芳偶然带来的，不在计划之内。但她的出现却丝毫不会影响原计划的进展，只是虎口里又多了一只鲜嫩的羊羔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