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口述史

精彩篇章连载

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

01

我从台湾来

口述人：陈 弘

陈弘，中央文献日文翻译家。译审。台湾基隆人。抗战胜利后以台湾“公费生”入复旦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留在大陆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在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日语翻译。曾任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日文翻译处处长。2001 年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参与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工作。

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是台湾省籍。我这一生经历过三个时代：一个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作为殖民地，台湾人民成了日本的二等公民；一个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不是太长；第三个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怀抱，1946年国民党台湾省政府教育处选派100名（实际到校92名）“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其中就有我。同年11月，我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复旦大学的经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从“白纸一张”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前夕，我没有选择返回台湾，毅然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工作，后来到中国记协和人民日报社工作，还曾担任周恩来、邓小平的日语翻译。1977年，我被调到中央编译局从事中央文献翻译，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作了一些工作，为国家站了最后一班岗。

从“亡国奴”到翻译家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二等公民，甚至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日本殖民者骂我们是“清国奴”，意思是没有国家的奴隶。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日本人为了殖民统治需要，在台湾普及小学教育，而台湾学生受到不平等待遇，考入中学很难，考上专科学校或者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我通过努力考上了基隆中学。1941年11月的一天，我们台湾学生筹备了毕业前的惜别晚餐会，那天27名台湾同学互相倾诉受到日本人的压迫，表达了愤怒和反抗日本的心情，并在纪念册上写下“以血还血”等留言。不幸的是，一位同学的纪念册被日本同学偷看后告密，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就追究我们的责任，去家里搜查，并抓了5名同学。这就是基隆中学“FMAN事件”。这使我生平第一次深深体会到日本殖民者的恐怖。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人民摆脱了 “亡国奴”的悲惨境遇。为了稳定台湾局势，加强两岸交流，国民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于1946年6月发布“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公告，计划招100名台籍青年到大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9所高校学习深造。我是第一批实际到大陆学校学习的92名公费生之一。1948年，台湾当局又招录了50名自费生，此后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没有再招录“公费（派）生”了。1946年11月中旬，在参加 3 个月的“台湾训练团”学习国语等之后，我们陆续从基隆出发前往大陆，我被分到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的经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受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经济系主任漆淇生，以及余开祥、张薰华等教授影响，阅读《共产党宣言》《经济学大纲》《第二贫乏物语》《女工哀史》等进步书籍，向进步思想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此外，我也通过“二二八事件”，看清了国民党的丑恶面目，认为不能跟着国民党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复旦大学有1200多名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革命。我是经济系应届毕业生，计划留在上海从事财经工作，后来组织安排我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工作。1949年8月，中央军委下令成立台湾干部训练团（“台训团”），我因是台籍知识分子，被调到“台训团” 担任宣教干事，后来担任第二中队的副指导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培养军队需要的外语人才，我带着一批“台训团”懂英文和日文的同志到南京参与建立华东军区外语学校，为抗美援朝输送了一些外语人才。

1953年10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成立东北工作团处理在抚顺关押的日本战犯。很快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300多人，其中翻译100余人，在这些翻译中有我和另外7名台湾同胞。让人欣慰的是，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我作为台湾人，全程参加审讯和审判过程，很荣幸、很难得，确实感到扬眉吐气、挺起胸膛了。

1956年七八月份，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结束。此后，我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承担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曾在毛主席接见日本外宾的时候做过记录，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还曾为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做过日文翻译。因为翻译工作做得不错，好几家单位都邀请我去，最后我选择到中国记者协会工作了。一方面是因为我爱人周元敏在中国记协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闻界做翻译，跟日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可以利用特长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殊时期，我也受到冲击，被关了“牛棚”。1974年，我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主要处理有关日本方面的稿件。1977年9月，被调到中央编译局，筹建日文处。除了中间有两年多时间被人民日报社借调派驻日本，直到1990年办理离休，在这里一直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工作。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